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极为丰富，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三大流派，当属儒、道、佛三家。儒家思想自孔子开创以来，历经西汉时期的确立，逐渐成为世俗政权的首要思想支柱，其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中国历史的深处。道教起源于老子，经过长期演变发展，形成了中国本土的宗教体系，其精神内核和信仰实践一直影响至今。而佛教，则是唯一的外来宗教，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凭借其独特的思想体系和宗教实践，逐渐在中国社会扎根发展，甚至在影响力上超越了道教，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宗教信仰之一。

与西方历史上政教合一的局面不同，中国的宗教地位始终不及世俗政权高，始终处于政治的框架之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宗教没有力量。佛教作为主要宗教，在中国历史上曾在政治领域扮演过重要角色。尤其是唐朝时期，当中国唯一的女皇武则天登上帝位之前及其统治过程中，佛教不仅提供了思想支持，也在社会上为她的权力增添了合法性和神圣性。在武则天主政期间，佛教更是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佛教在唐以前的发展，历经起伏与磨砺。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最早建立了白马寺，作为佛教落地生根的象征。初期，由于文化差异以及中国本土儒道思想的深厚根基，佛教发展缓慢，未能在民间形成广泛影响。然而，经历魏晋风云及南北朝战乱，佛教得以迅速发展，南朝曾有四百八十寺的说法，标志着佛教第一次在中国迎来了快速发展期。尽管如此，佛教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时常遭遇统治者的打击与限制。直至隋唐时期，得益于统治者的大力推崇，佛教逐渐超过本土道教，成为社会思想的重要组成。

佛教与政权的关系错综复杂。作为外来宗教，佛教初到中国时面临文化认同障碍，民众难以完全接受其思想体系。东汉时期，中国传统儒道思想已经深入民心，使得佛教一度发展缓慢。晋朝时期，佛教借助道教玄学思想与本土哲学融合，逐渐为中国信众所接纳。更重要的是，佛教主动与统治者建立联系，通过为皇权提供合法性支持、协助政务治理等方式赢得皇权庇护，从而获得快速发展的契机。

唐朝的佛教氛围则尤为独特。南北朝战乱频繁，佛教在此期间借机传播开来，逐步形成浓厚的信仰环境。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隋唐统治者及贵族阶层逐渐形成信佛的传统，权贵的尊崇推动了佛教的广泛传播，使佛教在隋唐时期实现了长足发展。唐初的五姓七望士族在社会上享有崇高地位，而李唐皇室出身于陇西军事世家，为彰显尊贵血统，宣称为老子后裔，将道教奉为三教之首，儒家次之，佛教居末。表面上这是对佛教的限制，但实际上，唐初每位皇帝都积极支持佛教，从唐高祖建立政权时期，寺庙建设和对高僧的尊崇，都显示出皇权与佛教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玄奘西行取经并得到唐太宗召见，即是皇权与佛教互相成就的生动体现。

佛教的传播不仅仅依赖皇权，也依托士族权贵的信仰网络。隋朝皇室对佛教的推崇，使其在士族阶层快速扎根，唐初延续了这一传统。由于文化掌握在少数权贵手中，佛教在民间尚未广泛传播，但在士族权贵阶层中，却形成了强烈的信仰氛围。唐初时期，佛教的发展呈现上层带动的特点，民间信众尚有限，但士族权贵之间的佛教信仰，为其社会影响力的扩大奠定了基础。

武则天之所以选择佛教，既有个人经历的因素，也有政治考量。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登基面临重重阻力。儒家思想强调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使女性称帝几乎不可能获得正统支持；道教作为李唐皇室尊崇的信仰，也自然反对武则天的登基。在儒道均不支持的情况下，武则天选择佛教作为政治助力成为必然。

武则天自幼受母亲杨氏的佛教熏陶，早年入宫被册封才人后，因唐太宗去世被送入感业寺出家，其间日常礼佛加深了她与佛教的情感联系。同时，佛教自身也希望借助武则天改变在李唐皇室统治下的地位，从而积极配合她的政治策略。再加上士族权贵之间普遍信佛，争取佛教支持也意味着争取了社会上层力量的认同。综上因素，使得武则天选择佛教支持称帝成为历史必然。 在唐高宗中后期，武则天逐步与高宗并列，掌握实权，开始调整对佛教的政策。她提升佛教在三教中的地位，举办佛指舍利迎奉盛会，亲自主持佛经翻译，尤其是《华严经》的翻译与序文撰写，使佛教华严宗得以形成。她在宫中建明堂供奉大佛，并在全国范围推广佛寺建设。武则天对佛教的推崇，既源自个人信仰，也服务于稳固统治。然而，大规模佛教发展导致土地兼并，对唐朝经济运作造成负面影响。

武则天的统治过程中，佛教为其提供了神圣合法性。登基前，僧人献上《大云经》，为女性称帝提供理论依据，她命重译《大云经疏》，宣扬李唐王朝气数已尽，武周女帝当立；登基后，僧人重译《宝雨经》，神话化武则天，巩固统治。佛教势力因此迅速扩张，成为她掌控民间思想的重要手段。可以说，武则天之所以能够成功登基并稳固政权，佛教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她利用佛教信仰与宗教力量，为自己的政治谋略增添了坚实的支撑，也推动了唐代佛教的空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