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罪羊这个词总带着几分讽刺和无奈，它的历史原型可谓比比皆是。比如隋炀帝杨广，历来被后人指责为好战欺民，昏庸无度，甚至很多人都认为隋朝的覆灭几乎全是因为他这个祸害。然而，真相真的如此简单吗？房玄龄的一句话或许揭示了更深的本质：责任不在杨广，而在他的父亲杨坚。

杨坚的一生，从一开始便与权谋紧密相连。公元541年，他出生于杨氏家族。到了27岁，父亲杨忠去世，他继承爵位，开始在武帝宇文邕身边任职。或许因为其相貌中带有权谋之相，宇文邕心存忌惮，暗自提防。然而天意弄人，杨坚不仅没有被排挤，反而因其长女杨丽华封为皇后而声势大振，一跃成为大司马。等到七岁的周静帝即位，他更是顺理成章地坐上了摄政王的位置。

581年，周静帝宣布禅让，杨坚三让而受命，表面上尽显谦逊，实则奠定了隋朝的根基。《旧唐书·传第十六》中，房玄龄犀利地点评道：隋帝本无功德，但困惑黔黎，不为后嗣长计……终当内相诛夷，不足保全家国。明面上的登基光鲜亮丽，可背后不过是一场无德的权力篡夺。回顾杨坚的执政，我们会发现，从一开始，他就在悄悄掏空隋朝的底子。那些曾与他并肩作战、建立开朝功业的元老们，没有一人能逃脱走狗烹，狡兔死，飞鸟尽，良弓藏的命运。

在随后的二十年中，王谊、元谐、虞庆则、王世积、史万岁等开国功臣，无一幸免。无论是童年玩伴，生死之交，还是托付终身的功臣，他们忠心耿耿地支持杨坚，却最终无法逃脱帝王的猜忌。看着这些老臣被肃清，剩下的臣子心中无不寒意丛生，而杨坚也因此失去了一大批拥护者。人才难遇，更别说真正忠诚的支持者了。在自断臂膀之后，他虽仍在寻觅合适的党羽，但敢挺身而出的少之又少。 晚年的杨坚在用人方面愈加极端。对政绩突出、能力出众的官员，他慷慨赏赐；但同时又暗中试探，一旦被发现接受贿赂，无论动机如何，必严惩不贷。官员们费尽心思，只为权力和财富，但面对皇帝的试探，能冒头的寥寥无几，多数只求苟全性命。皇帝一旦不满，当场即处死，无任何求饶机会。每次早朝，对于臣子而言，犹如走过鬼门关，提心吊胆。官员日子艰难，百姓生活亦难以安宁。

早年的杨坚还被百姓视为明君，他体恤民生，制定《开皇律》减轻刑罚，废除残酷刑罚。然而晚年的他却亲手摧毁了这些制度，对待百姓不再仁厚，而是严苛管控。刑罚条条加重，官员赏罚随心所欲，地方官执行时更是肆意妄为。市坊之间，偷盗粮食一升，全家成奴；三人偷一瓜，即遭问斩。杨坚甚至鼓励民众相互监督、举报，使社会充满了互害的恐怖气氛。底层民众成为受苦最深的群体，生活在无形的刀锋之下。

失去民心之后，隋朝的衰败已是必然。百姓虽未反抗，却早积怨气，等待机会爆发。杨广继位时，局势依然严峻，他好战无度，频繁征伐，激起民愤和造反，几乎是迟早的结果。杨坚虽曾制定《开皇律》，却也是首位打破自己制度的人，这种反复加剧了民众对朝廷的不信任。

到了仁寿年间，杨坚兴建仁寿宫，主事者杨素凶狠残暴，仅两年便完成，但累死了无数平民。百姓家属毫无补偿，民怨四起。然而杨坚非但未追究杨素，反而视其忠心，这使得朝廷内敢作敢为、逞凶斗狠之人越来越多。民众眼中的杨广好战，但鲜有人知，杨坚早已消耗了大半军力。公元598年，杨坚命杨谅讨伐高丽，却遭天灾，出师未捷，士兵损失八成，隋朝基业早已疲弱不堪。

晚年的杨坚只能将心思放在继承人身上，但也未尽善尽美。他看到长子杨勇奢靡日增，果断废其太子之位，改立幼子，彻底破坏宗法制度，为日后的内乱埋下伏笔。杨广的到来，只不过是在这片由杨坚奠定的废墟上，点燃最后的火焰。而真正将开皇盛世糟蹋至如此局面的，始终是这位开朝之君，杨坚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