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4年正月，蒙古与南宋联合出兵灭金，宋理宗趁机任命将领赵葵、赵范迅速收复了洛阳、汴京及应天三府。这本应是一场大捷，但南宋刚刚光复的汴洛，又迅速被蒙古夺回，史称端平入洛。然而，将领准备不足、调度失当，使南宋大军惨遭败绩。蒙古窝阔台汗借宋背盟为由，1235年再派精锐大军南下。大军、粮秣、人力源源不断地聚集在蒙宋边境，一场腥风血雨似乎正悄然逼近。

蒙古的残暴，从成吉思汗铁木真崛起起便声名远扬。自1206年蒙古建国以来，征战四方的铁骑从未停歇，一次次屠城、杀戮、掠夺成为常态。到1235年时，继承成吉思汗遗志的蒙古继承者已南征西讨，先后攻灭西夏、金朝，并迫使高丽屈服。蒙古的西征尤为骇人，短短数年间便灭西辽、花剌子模等国家，残酷的屠戮让当地百姓数百年难以恢复生机。史书记载契丹骑兵成列而不战，俟退而乘之，这句话放在蒙古骑兵身上更是贴切：他们弓马娴熟、战术多变、攻势凌厉，令南宋江山岌岌可危。

战争的关键在于三大防线：江淮、川蜀，以及连接两者的荆襄防线。而荆襄正是南宋的战略核心，本文的主人公孟珙，正是这一区域的总指挥。荆襄的收复及防御，是南宋三分之二战线的关键。孟珙与江淮防线的守城名将杜杲一道，成为蒙古军无功而返的重要因素。

蒙古大军分东西两路：西路直指川蜀，东路兵力更多，目标锁定荆襄和江淮。蒙古大汗窝阔台的二子孛儿只斤·阔端与三子孛儿只斤·阔出统帅两路军队，他们可以调动蒙古统治下北方汉地、吐蕃、中东阿拉伯及女真等地的精兵物资。蒙古帝国组织简易却高效，使南宋面对如此庞大威胁，压力空前。

1235年初，蒙古西路军首次进攻川蜀，险些得手，幸有曹友闻等顶级将领善用地形，及时包抄敌军后路，使蒙军在入蜀口被阻，惨败而归。然而次年，蒙古进攻更为猛烈，川蜀宋军总负责人赵彦临阵退缩、胡乱指挥，对友军弃之不顾，川蜀陷落，蒙军从汉中到巴蜀各州县横扫屠杀，生灵涂炭。

东路军进攻荆襄则顺利许多。受制于中央命令，孟珙未能总领前线，但荆襄宋军战力疲弱，蒙军轻而易举夺下荆州、襄阳。荆襄自古战略要地，三国时期更是兵家必争之地。然而，蒙古虽占地，却屡遭民众阻扰，补给运输受挫。这为后续宋军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孟珙北上收复京襄时，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江淮防线此时成为南宋坚壁清野的代表。以淮河为界，南北对峙，杜杲老将守城不懈。蒙古军虽配备回回炮、铁火炮等先进火器，但多次攻城均被杜杲击退。安丰城战，杜杲趁敌疲乏反击，与余玠联手大败蒙古，庐州攻势亦遭阻挡，蒙古损失惨重。

1238年，孟珙终于获命北上收复京襄，他冷静分析形势，决定先攻郢州（今湖北钟祥），控制粮道，再夺荆门（今湖北荆门），出奇制胜。出身岳家武将世家的孟珙，善用岳家军管理方式，鼓励部将交流意见，形成高度团结的作战体系。不到两个月，襄阳被收复，成为蒙古多年无法攻破的坚城。孟珙继而北上收复淮河以北大片土地。

孟珙深知南宋将领制度束手束脚，荆襄与川蜀的成败，都受制于朝廷高层指挥失误。他未被胜利冲昏头脑，稳步积累力量，为北伐及防御打下坚实基础。他广泛任用降军，团结北方汉人，形成忠卫军、先锋军、宁武军、飞鹘军、忠义军、虎翼军等多支力量，为南宋续命40年奠基。 孟珙部下余玠在川蜀重建期间，充分利用地形构建纵深防御，尤其是钓鱼城布防，使蒙古第二次攻宋无功而返，更斩杀一名帝国大汗，西方人称其为上帝之鞭折断之处。虽孟珙51岁早逝，但他在襄阳所建防线坚不可摧，使南宋在极困局下仍可勉力抵抗蒙古锋芒，成为历史上不可忽视的战略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