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辽宁日报）

转自：辽宁日报

陈山向记者讲解陶器修复的过程。 本报记者 孙明慧 摄

复原一个陶器需要大量工序。

陶片上清晰地浮雕着壁虎样的动物。

每一个陶片都是解码文明的密钥。

“他尺岁月”中存放着许多重要考古发现。

陈山和学生们对出土的人类骨骼开展研究。 本报记者 孙明慧 摄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由本报记者郭平摄

本报记者 郭平

编者的话 推开“他尺岁月”——辽宁大学文物整理室的大门，如同跨过一道时光的门槛。里面透着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这里不仅是考古专业学生的培养基地，更承担着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重要使命。成立不到5年，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邓聪、俄罗斯访问学者等先后来访。从一万年的文化史，到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数千年间社会如何由简单走向复杂，人们在这里看到了重要线索。又一扇发现的大门，即将轰然推开。

戴上防护口罩，再戴上塑胶手套。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刘方佳和麻昕，利落地从塑封袋中取出几块骨骼——它们来自河北邯郸后百家北墓地，年代为明清时期。两人按照人体解剖学姿势将骨骼摆正，仔细观察发育特征和病理痕迹。普通人对自己骨骼的了解往往有限，而在这里，经过专业训练的学生，连指甲盖大小的骨碎片也能准确辨认。

老建筑，新使命

从辽宁大学崇山校区西南门进去，迎面是一座俄式建筑。它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设计吸收了斯莫尔尼宫和冬宫的元素，曾长期作为辽宁大学的校部。本世纪初，蒲河校区建成，部分职能部门陆续搬走，这座楼的名字前头加了个“老”字，并被列为沈阳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者。

从2021年起，这座建筑再次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关注。不是因为它的行政用途，而是因为这里悄悄启动了一项事关中华文明起源的考古研究。郭大顺、邓聪、俄罗斯访问学者……先后走进来，观摩新的发现。

从这座楼正门上到二楼，有一个连接两侧走廊的方厅。方厅北边是两扇对开的门。2020年以前，这里是辽宁大学的档案库房；如今，门上挂了四个楷书大字：“他尺岁月”。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导师陈山迎了出来，见我盯着那块匾，他解释说：“学校毕竟是教书育人的地方。用这四个字而不是‘文物整理室’的牌子，有多方面考虑。除了研究，这里还留存着三个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田野考古记忆。”

“岁月”二字，点出了时间跨度。一切始于2013年，辽宁大学考古学本科专业获教育部批准，次年正式招生。陈山说：“考古发掘不是挖宝。但对学生来说，能清晰地看到遗迹现场，亲眼见到出土文物，显然比单纯观察不同文化层的土壤特征更能培养兴趣。”为了选一个遗存丰富的实训基地，他跑遍了辽东、辽西、辽南、辽北，最终停在了阜新他尺西沟遗址。

“选他尺西沟，理由很充分。”陈山说，“我们在考察时就从地表采集到大量夹砂陶片，局部还能看出房址轮廓。”最初判断，他尺西沟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与查海遗址同时期的遗存，属于兴隆洼文化。选这里做实训基地，更多是出于教学考虑。陈山和王闯、肖晓鸣等老师，先后带着2014、2015、2017级考古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在此实习，并于2017年至2019年连续发掘。

他尺西沟遗址位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镇六家子村塔尺营子组西北300米的一处东南向漫坡上，包含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等三个阶段的遗存。其中新石器时代遗存以小河西文化和查海—兴隆洼文化为主，主体是查海—兴隆洼文化，现存面积不少于2.3万平方米，是一处大型聚落遗址——外围有环壕，内部房址密集且大多排列有序。三年间，共揭露2066平方米，发现30处房址、1座居室葬，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的陶器、石器和少量玉器。

问起出土标本数量，陈山说：“这可难住我了。我们没有专门统计过，那得把所有登记过的文物编号加起来。而且这个数字一直在变——比如拼成一件陶器，就把几十个编号合并成一个，这叫减量化处理。要是估算最初的数量，怎么也得几万件吧。”整理工作随发掘逐步展开，整理室最初设在阜新市博物馆；随着研究深入并引起学校领导重视，2021年，文物整理室正式落户辽宁大学老校部。

一块石头打破认知

窗外大学生运动的声音，反衬得文物整理室格外安静。陈山解释：“今天没有实习课，两位文物修复师也去了别的工地。”

从“他尺岁月”正门进去，是一个小门厅，东西两侧各有一扇门，门里的文物分属两个不同研究方向。走进西侧的门，是一条略窄的过道，直通对面墙壁。过道一边是一排排文物存放架，把整理室隔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小空间。陈山带我走到最里头，然后往外数：第一排架子上是2017年出土的文物，接着是2018年、2019年的。架子上面几层是已经拼接修复好的陶器，最下面一层放着整理箱，里面是其他文物标本。

对他尺西沟遗址的认识，从田野调查到考古发掘，再到文物整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发掘之初，主要还是为了教学。根据已有的材料，人们认为这是一处和查海类似的新石器时代聚落。直到2019年，一件石雕神人面像的出土，打破了原有认知。

陈山从保险柜里小心地取出这件“宝贝”，放在阳光下。石雕用的是含金云母的砂岩，在光里泛着星星点点的亮光。陈山说：“我们研究发现，因为埋藏环境，石头里渗进了太多碳，影响了色泽，否则金色光泽会更明显。”考古调查发现，这件石雕的材质不是本地产的。陈山团队扩大调查范围后，意外地在查海遗址找到了这种石材。

这个发现让陈山意识到，两处遗址可能不是孤立的。于是，教学之余，他带着学生在周边做细致的田野调查。功夫不负有心人，接连有了新发现。

程家梁遗址、贾家沟遗址、太平西沟遗址相继被找到。它们和查海遗址、他尺西沟遗址相对集中地分布在一起。其中查海、他尺西沟、程家梁三处遗址呈等边三角形分布，考古调查表明它们都是兴隆洼文化的生活聚落。贾家沟遗址位于三角形中心，疑似为兴隆洼文化的墓地。太平西沟遗址可能是石料开采加工场，不久前那里还发现了一件玉玦，为这个推测增加了新证据。

经过审慎研究和与学界同仁认真讨论，陈山提出了“查海遗址群”的概念，把它放在目前已知的兴隆洼文化分布区中去考察。他发现，分布在今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河北东北部、天津北部、北京北部燕山南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从北到南可分为兴隆洼、查海、东寨三个地方类型。三者之间的关系还需要深入研究。但至少说明，早在8000多年前，这一带的先民已经形成了至少三个有一定规模的聚落群。玉器的专业化生产，反映出当时已经出现了社会分工。在人类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中，这里已经开启了社会复杂化的新篇章。

陶片上的龙与礼

环顾文物整理室，陈山不免感慨：如果没有这间屋子，后来的发现几乎不可能。

几年来，陈山和团队无数次把他尺西沟遗址出土的陶片按照出土地点全部铺开，熟悉每一枚陶片的形状、纹饰和器形。这是个极其缓慢、需要极大耐心的过程。

我问有没有考虑用3D建模和数字技术来整理这些陶片。陈山说：“早就想过，也跟相关技术公司探讨过，目前还有难度。”

但发现还是接二连三地来了。陈山指着架上一个直腹筒形罐说：“这是查海遗址里很常见的陶器，后来的新乐遗址也有。”研究发现，这种陶器是用泥圈套接法做的——先民们先做一个一个的泥圈，再从下到上逐圈套接，最后在接缝内外抹泥加固。

它的上方还有一个鼓腹罐，也出土于他尺西沟遗址。陈山说：“这个陶器没法用泥圈套接法做，因为每一圈的大小没有什么规律。我们观察陶片发现，它用的是泥条盘筑法。”泥条盘筑法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主流制陶方法——把陶泥搓成长条，从器底开始一圈一圈地螺旋向上盘绕，边盘边按压、抹合缝隙。

两种陶器同出一处，说明早在8000多年前，北方地区就已经和中原地区有了文化交流。

陈山又拿起鼓腹罐旁边的一件，叫曲腹罐。陶罐的颈肩部有明显的弯曲，下半部分像直腹罐，用的是泥圈套接法；上半部分带鼓腹罐的特征，用的是泥条盘筑法。

见记者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陈山点点头：“这说明当时的人们不仅交流，还互相影响，并且有了新的创造。”

接着他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个盒子，里面是一枚陶片，上面清晰地浮雕着一只壁虎样的动物。因为查海遗址出土过石堆塑龙，在场的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龙！”龙的头部和四肢清楚可辨，身上用细密的点饰表现鳞片。即便放到今天，也是一件手工精品。

陈山又取出一个盒子，里面是拼在一起的两块陶片，上边有口沿，下边有器底，和龙形浮雕一样制作精细。这件陶器让陈山琢磨了很久，直到后来又找到一件更完整的同类陶器，他才推测：这是一件陶爵形杯。

他曾请国内多位考古专家看过这几件陶器，大家观点一致：这是此前我国8000年左右的遗址中从未见过的。

陈山说：“爵形杯的出现，说明当时已经有了确定的祭祀活动。这是礼制形成的重要见证。”

他尺西沟遗址的发掘和深入研究，既是对辽河流域“一万年的文化史”的续写，也揭示了史前先民对精神信仰的追求——这为后来的红山文化奠定了基础，也是辽河流域“五千多年文明史”的重要源头。

人骨里的秘密

把“他尺岁月”叫作文物整理室而不是实验室，有设施上的原因。现在这里虽然有超声清洗仪、显微镜和文物摄影器材，但还没有能够对文物进行深入研究的实验设备。对东侧那个房间来说，尤其如此。

推开“他尺岁月”门厅东侧的门，里面的陈设和西侧差不多，只是门内左侧的空处摆着一副教学用的人体骨骼模型。一排排文物存放架上整齐地放着整理箱，里面是人类骨骼标本，涵盖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来自河南、河北、北京、吉林、辽宁等地，也包括他尺西沟、贾家沟等辽西史前遗址。标本小到牙齿，大到完整的颅骨和肢骨，每一件都有清晰的编号、来源遗址和年代标注。

陈山介绍，这里是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体质人类学整理室，负责整理和研究考古出土的人类骨骼。

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24级研究生刘方佳和麻昕正在做相关研究。说话间，她们把一具清理好的明清时期河北出土的人类骨骼标本按解剖学姿势复位。受埋藏环境影响，颅骨和足骨有些缺失，但还能准确判断性别和年龄。

刘方佳说：“这是一名35岁到39岁的中年女性。她的关节多处有边缘骨赘增生，骨关节表面也有改变，说明骨骼有退行性变化，多个部位患有骨性关节炎。”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普通人对自己骨骼的认识依然有限。20世纪80年代，辽宁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中，那些混在动物骨骼里的人类骨骼，当时只有贾兰坡、吕遵谔这样的大家才能当场分辨出来。

陈山问学生：“从体质人类考古学的角度看，识别人骨属于宏观研究。现在你们能做到吗？”刘方佳和麻昕果断地点了点头。陈山说：“我们对研究生的要求是，206块人骨，要能辨认到指甲盖大小的级别。”

当然，人类骨骼考古学的微观研究近年来也在迅速发展。陈山团队的办法是跨院校合作。

他们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作，做牙齿锶同位素研究。锶元素广泛分布于山川河流中，具有很强的地域特征，被称为“地质身份证”。这项研究可以比较准确地判断先民的出生地，进而研究古代人群的迁徙和交流。

他们和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合作，做古DNA研究，从人骨标本中提取遗传特征，解读人群的亲缘关系和分类。不久前发布的河北尚义四台蒙古营遗址居室葬研究，正是通过古DNA确认了成员间的亲缘关系。

此外，他们还和南开大学合作，做碳氮同位素研究。通过分析人类骨骼标本，可以探究先民的食物结构，甚至食物种类。

刘方佳和麻昕正在努力推进研究。导师已经帮她们协调好了——完成手头工作后，她们将前往河北的郑家沟遗址，参与那里的考古发掘研究工作。

她们对此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