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走廊里弥漫着某种异样的气氛。

这一年苏联在十月革命前夕办了一件大事。

十月初，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被送上了太空，塔斯社的报道传遍全世界之后，西方舆论一片哗然。

美国人还没来得及消化这个事实，紧接着第二颗卫星也上去了，还带了一条名叫“莱卡”的狗。

赫鲁晓夫在招待会上拍着胸脯跟各国的共产党代表们说，你们看，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力量。

可是表面的风光掩不住内部的焦灼。

就在几个月前，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次会议上，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和伏罗希洛夫几个人联手发难，七票对四票，要把赫鲁晓夫的第一书记职务给免掉。

赫鲁晓夫一边在会议上假装检讨，一边私下让国防部长朱可夫动用军用运输机，从各地把将近两百名中央委员紧急空运到莫斯科。

那些人一到就要开中央全会，全会上六十个人挨个发言，把莫洛托夫等人批了个遍。

表面上看赫鲁晓夫赢了，可是代价不小。

基层的党组织开会时吵成一锅粥，有人当场说宁可被开除党籍也不同意那个决议。

赫鲁晓夫清楚，他这个位子坐得并不稳。

国内的信任危机还没摆平，国际上社会主义阵营里也是麻烦不断。

就在这年秋天，莫斯科的机场跑道上迎来了从中国飞来的一架图104专机。

时间是11月2日，早晨八点半从北京南苑机场起飞。

代表团的名单不短——团长是毛泽东，副团长宋庆龄，团员里头有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

杨尚昆还兼任秘书长，彭德怀另外挂着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的头衔，郭沫若又是中苏友好代表团团长。

出发之前毛泽东特地给苏联那边捎了话。

苏联本来打算组织两百万人上街搞盛大的欢迎仪式，毛泽东说别搞那么大，最多几百人加个仪仗队就够了。

这话搁在一般的国事访问里不算什么稀奇，但放到1957年的秋天，放到赫鲁晓夫正焦头烂额的节骨眼上，多少有点儿意味在里头。

莫斯科的机场上，赫鲁晓夫亲自来了，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苏斯洛夫一干苏共领导人全在。

毛泽东下飞机的时候说了几句场面上的话，称赞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不是简单的事件”，还说“以伟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保证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

这话从毛泽东嘴里说出来，站在旁边的赫鲁晓夫未必没有掂量过分量。

随后毛泽东被安排住进了克里姆林宫，他是这次会议中唯一一个住在那里的外宾。

其实苏方最初把他安排在一间沙皇时期的寝宫里，房间太大，毛泽东觉得不方便，想换一间小点儿的。

杨尚昆找了几位领导同志一块儿劝他，他才没再坚持搬家。

负责打前站的工作人员根据他的生活习惯重新布置了卧室——沙发床换成了宽大的木板床，毛毯鸭绒枕头之类的东西拿走，换成从国内带来的那条又长又宽的棉被，左手边摆了一百多本线装书，卫生间的坐式马桶改成了蹲式的。

赫鲁晓夫听说了这些安排之后说了一句话，翻译过来大意是“丛林里来的战士”。

说这话的时候他什么表情，史料上没有记载。

毛泽东住下来之后很快就发现，这次到莫斯科来要面对的远不止是参加几场庆祝大会那么简单。

苏共中央在会前就草拟了一份宣言草案，十月二十八日通过驻华大使尤金转给中共中央征求意见。

毛泽东拿到草案之后组织人手研究，二十九日就把尤金叫过来谈了话。

他提了不少具体的修改意见，比如文件太长了要压缩、宣言里头最好不要提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的名字。

他还特意提醒尤金说，要不要在各国党的会议上拿出这个文件草案来，你们自己再斟酌一下。

这几句话虽然说得客气，但意思很明白：你们那个草案问题不小，最好别直接端出来。

毛泽东走后，代表团里的其他成员也开始进入各自的角色。

杨尚昆在筹备会上定了个原则：除了几位主要领导同志，其他团员尽量少带警卫和秘书，多带一些“会讲话的”——意思是各语种的翻译。

翻译班子也确实配得齐整，俄语方面有李越然、阎明复、赵仲元、朱瑞真、陈道生，英文方面有浦寿昌、俞志英，法文翻译是齐宗华。

代表团还从驻波兰大使馆借调了一位波文翻译高佩玉。

礼品准备也有讲究。

1949年毛泽东第一次访苏的时候送了一车皮山东大葱和一车皮江西蜜橘，斯大林对蜜橘赞不绝口。

这次北京的筹备人员准备了反映鞍钢全景的立体模型和一件“北海全景”的牙雕。

邓小平看到那件牙雕时问了句是不是国宝级的，送出去妥不妥当。

后来查了一下，那位工艺大师当年五十多岁，还有精力再创作一件同题材的作品，于是就不换了。

十一月三日晚上，毛泽东和邓小平去了赫鲁晓夫那里，一边吃饭一边谈正事。

双方要谈的问题很多，最急迫的是那份宣言草案该怎么改。

赫鲁晓夫先说尤金已经把中方的意见转达过来了，苏方正在照着修改，哥穆尔卡也已经口头同意签字。

毛泽东听完并不觉得这事儿就这么简单。

他说现在的稿子可以压缩一半，内容上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同意，但还有几句话得加——能不能在文件的末尾补充一段，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来说，这里头提到的事情只作为建议提出，因为那些国家的情况非常复杂，让各党自己去考虑自己的问题。

这番话的指向很明确：社会主义阵营不等于铁板一块，各国的国情千差万别，一个规矩套在所有国家头上是不现实的。

赫鲁晓夫还提了一件事。

他想办一个指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刊物，再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

毛泽东听完没怎么犹豫，直接说不合适。

他说那样的刊物用处不大，评论其他国家的情况很难评得恰当，过去的教训摆在那里。

至于组织，原则上不反对，但暂时不搞，可以让一些国家安心一些。

这次会谈一直持续到午夜。

第二天，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们陆陆续续坐到了一起。

这次莫斯科会议实际上分两个阶段——先是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然后是规模更大的六十八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宣言的起草过程远比外人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各家的想法彼此之间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儿。

毛泽东后来在跟哥穆尔卡谈话的时候透露了一个细节，中国代表团从二号到七号一直在跟苏联方面磨，有些地方简直是针锋相对的。

分歧的焦点之一是对国际形势的估计。

波兰方面最担心的是宣言草案的措辞过于刺激美国等西方大国，会让国际局势更加尖锐化。

哥穆尔卡还特别提到了一点，美国境内有大量的波兰侨民和后裔，过于激烈的反美措辞会增加他在国内推行政策时的难度。

另一个很要命的问题是对斯大林时期的评价。

这涉及到苏共二十大的路线问题，赫鲁晓夫在那个秘密报告里的调子已经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这个结不是几天的会议就能解开的。

还有“和平过渡”的提法。

苏联坚持要把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观点写进宣言。

中共中央则认为，应该把和平过渡与非和平过渡两种可能性都写进去。

最后中方为了维护整体的团结作了让步，宣言里只保留了那一种说法。

但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向苏共提交了一份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文字记录在那里，表明自己的不同看法。

分歧归分歧，但有一个底线是所有人都清楚的——这个会议必须开成，这份宣言必须出得来。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很明确。

早在出发之前，中共中央回复苏共中央的时候就提出过一条原则：要开就一定要开好，事前多进行协商，先搞出一个文件草稿发给各兄弟党征求意见，一致的写上去，不一致的就不写，搞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文件。

这个办法后来被叫作“协商一致”。

赫鲁晓夫当时在国内地位不巩固，急需中共和毛泽东的支持，所以接受了这条建议。

到了会上实际操作起来，远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毛泽东让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几个人跟苏联方面一起研究修改宣言，同时建议推迟正式会议的时间，给修改留出充足的空间。

有些条款在起草委员会里面争执不下，哥穆尔卡跟毛泽东说，要不是苏联党和中国党的同志出来调解，真的会吵起来。

杨尚昆也在私下跟人说起过，这次代表团的团员除了几位主要的领导人，其他人都尽量不带警卫和秘书，多带的是翻译，就是因为会上的沟通太密集了，每个国家的代表都有自己的话要说，每一句话都得准确传达。

这段时期，毛泽东在莫斯科的活动日程排得非常满。

除了那些公开的庆祝活动和会议发言，他还连续单独约见了不少重要共产党的领导人。

哥穆尔卡是最难啃的一块骨头，毛泽东先后跟波兰方面谈了四次。

十一月六日，卢日尼基体育馆的休息室里，毛泽东和哥穆尔卡有过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当时毛泽东白天已经参加了庆祝大会，到了晚上六点到九点，又拖着疲惫的身体坐下来接着聊。

哥穆尔卡提了两点意见，一是不赞成宣言草案中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二是不赞成“以苏联为首”的提法。

波兰方面最担心的其实是别的事，不是单纯地反对带头大哥。

他们怕的是这回开会和共同宣言会使某种类似于共产国际或情报局的东西复活，那种有固定机构、有强制执行力的组织，波兰人吃过苦头。

毛泽东一边听一边揣摩对方话里真正的意思。

他不是一开始就急着说服哥穆尔卡，而是先弄清楚对方到底怕什么。

搞清楚之后，他向哥穆尔卡解释，这次的共同宣言只是一份纲领性的文件，管的是原则问题，并不管波兰和中国具体怎么做。

虽然有召集会议的机制，但没有实体机构，每个国家遇上具体的事情还是自己说了算。

哥穆尔卡追问了一句是否意味着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说这是很大的民主。

其实关于“以苏联为首”这个提法，最早提倡的不是苏联人，而是中共方面。

这一点毛泽东告诉过哥穆尔卡，因为社会主义阵营总得有个头，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苏联，最强大的共产党就是苏共，这个头让赫鲁晓夫来当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他说轮流召集是不行的，比如说轮到胡志明或者金日成来召集会议，那会很不好办。

赫鲁晓夫提出过轮流当头的想法，但中共这边赞成的是一元论，不赞成二元论，否则会让人觉得好像中国和苏联两个领导。

哥穆尔卡还有一个顾虑。

他说即使他本人能够同意这个提法，波兰的人民也很难接受。

波兰人对苏联有一种民族层面的反感，除了历史上的原因之外，斯大林执政的那个时期让波兰吃了不少苦头是明摆着的事实。

毛泽东听完没有直接反驳，而是换了一个角度说，这个“为首”的意思可以限制在具体的范围内——就是召集像莫斯科会议这样的会议，而不是给它指挥别人、压迫别人的权力。

这番话说得哥穆尔卡没有继续反对的理由。

但毛泽东后来跟人提起这件事的时候说，我们跟苏联磨了好久，从二号一直磨到七号。

在一些地方双方是针锋相对的，最后达成协议靠的是彼此都作了让步——苏联放弃了一些观点，中共也放弃了一些，双方都接受了一些对方的看法，这才拿出了共同草案。

除了波兰，其他国家共产党也说出了自己的顾虑和困难。

有的对和平过渡的表述持有异议，有的对经济援助的承诺不放心，还有的对苏联过去在处理兄弟党关系时的某些做法存有怨言。

毛泽东一一听下来，一一作出回应。

他的原则很明确，也是中共代表团从一开始就坚持的：文件里统一的部分必须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不一致的地方就不写进去，每个党的内政不放在共同文件中讨论。

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正式会议的会场里。

十一月十四日，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克里姆林宫的乔治大厅开幕。

赫鲁晓夫陪着毛泽东走进大厅，毛泽东的出现让会场的氛围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

据当时的翻译回忆，毛泽东每次从沙皇寝宫到会场去，赫鲁晓夫都会到寝宫门口迎接，总是让毛泽东走在前面。

毛泽东在会议大厅一出现，全体起立鼓掌。

会议开始前毛泽东第一个就座，结束时第一个起身，所有国家的领导人都站在原地不动，等着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先走出会场。

这种待遇在苏联的外交史上是罕见的。

十一月十六日，会议进入又一个关键阶段。

那天下午，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他不是在念稿子，他的讲话是即兴的，但内容相当有分量。

他说这次会议用了一个很好的办法达到了目的，就是协商的办法，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

现在这种协商的气氛已经形成了，说服代替了压服，可以说既有集中也有民主。

他还特别提到，宣言草案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内容大家都是同意的。

——这句话在几天前对赫鲁晓夫说过一回，对哥穆尔卡也说过一回，这回是在全体大会上公开讲的。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用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任何一个篱笆都要三个桩，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

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然好看，也需要绿叶来扶。

我的荷花长得不怎么好看，更是少不了绿叶。

关于“以苏联为首”的问题，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表态非常干脆。

他坦率地告诉各国代表，中国没有资格当这个带头人。

中国的长处主要是革命的经验，建设的经验远远不够，加起来经验缺了一大半。

苏联有四十年的执政经验，在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两方面都取得了成功，这一点连敌人也不能不承认。

苏联的路线在几十年间总体上是正确的，经验也是最为完整的。

中国的人口是很大，但在经济上还是个小国，到目前为止连半个卫星都没能扔上去。

这番话翻译人员逐字逐句译出来的时候，会场里的反应很热烈。

毛泽东接着说，应该尊重客观事实，苏联共产党当了四十年老大，别的不说，光发射人造卫星这一项就说明了问题。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毛泽东的态度也表述得很直白。

他说归根结底我们要争取十五年的和平时期用来搞建设。

但也要估计到另一种情况，就是有些疯子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乱摔。

他们摔，我们也摔，那就打得一塌糊涂，势必要损失很多人。

所以考虑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面。

他还特别提到，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过这个问题，最终的态度是：我们希望和平，但如果帝国主义非要打，那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完仗再来建设。

他说中国现在还什么都没有建设好，但你如果每天都担心战争要来临，到了战争真的爆发那一天，你又有什么应对的办法呢？

他的话在留苏学生中间讲得更贴心一些，他那天跑到莫斯科大学礼堂，借着跟年轻人聊天的机会，实话实说：建设一个工业化的中国很费劲，再过十五年也许能缓过气来。

这十五年里如果没人来捣乱，我们就能好好做点事情，如果有人来捣乱，那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在和英国共产党领导人波立特与高兰的谈话中，毛泽东谈过中国未来的发展目标。

他说中国那年有五百二十万吨钢的产量，再过五年可以到一千到一千五百万吨，再过五年到两千到两千五百万吨，再下一个五年到三千五到四千万吨。

他说中国人很努力，中国从政治上和人口上说是一个大国，但从经济上说还是个小国，他们拼命想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

他还引用赫鲁晓夫的话说，赫鲁晓夫告诉他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那中国十五年后也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莫斯科大学礼堂的那个下午，可能是在场许多人一辈子都忘不掉的日子。

毛泽东去接见留苏学生并不是事先安排好的，他是主动提出的。

留学生们从几天前就开始激动，大使馆通知说十七日上午到列宁山的莫斯科大学去听报告，大家心里已经猜到很可能能见到毛泽东。

礼堂很快被挤得水泄不通，过道、走廊全站满了人。

楼上俱乐部大厅里还有一部分人在分会场等着，分会场的要求是要能见到毛泽东的本人。

据说当时到场的大约有三千多人，包括本科生、进修生、实习生和部分军事学员，还有一些外国学生听说毛泽东来了，也挤进来看。

陆定一先上台做了很久的国内形势报告，但他的无锡口音很重，很多人一句都听不懂。

台下的学生们越来越坐不住，不断往主席台递纸条，刘晓接过纸条看了看，转头跟陆定一说，全是一个内容——要见毛主席。

毛泽东终于出现在礼堂里的时候，他的湖南口音对很多学生来说也听不太清。

但他说的那些话后来被大家反复咀嚼：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他还说了那句后来流传很广的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接见结束后，代表团又投入到紧张的会议和谈判中。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莫斯科宣言》最终用了“协商一致”的原则获得了通过。

这次会前不是没有分歧，但大家把分歧拿到桌面上谈了，经过反复修改和磋商，最终达成了大家都能接受的文本。

胡乔木后来在为国报社论《伟大的革命宣言》中对此进行了评述。

他说毛泽东在那次会议上的三次讲话以及通过的两项宣言，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有意义的。

毛泽东跟赫鲁晓夫彼此都很清楚，如果没有这次会晤以及会上达成的某种共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裂痕会进一步扩大。

但是，保持团结的代价是什么？

在共同的宣言上签字，并不等于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那些留在文件外面的分歧，迟早还会自己冒出头来。

再过不久，中苏之间在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就会越来越明显。

十一月十九日，莫斯科会议正式闭幕。

第二天晚上，苏共中央主席团为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举行了一场隆重的送别宴会。

宴会的气氛据在场的翻译阎明复回忆，非常融洽，双方都很满意。

毛泽东在宴会上还开了一个玩笑。

他说现在妇女同志最心细、最能体贴人、最能关心人，赫鲁晓夫同志，将来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那一天，我建议宋庆龄同志来担任全世界的最高苏维埃主席或者叫大总统，你们同意不同意？

在场的人热烈鼓掌叫好。

赫鲁晓夫顺水推舟说那我们就请福尔采娃担任副总统。

米高扬站起来扭扭捏捏地说，那我就做秘书长，在两个总统副总统之间蹭来蹭去也是光荣的。

大家哈哈大笑。

这种场合的轻松氛围给整个访问划上了一个不错的句号。

宴罢，毛泽东率代表团乘专机启程回国，二十一日早晨抵达北京。

这趟持续了将近三周的访问，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出国。

历史学家在梳理这段往事时，经常仔细掂量毛泽东在莫斯科说的每一句话。

一个从不着正装、总是穿着中山装出现在国际场合的中国领导人，用农民式的朴素话语回应着各国的诉求，同时又在谈吐之间展现出自成体系的战略思维。

他说社会主义阵营不能群龙无首，说我们中国现在还是经济小国，说各国的共产党应该独立自主，全是那个时候最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

他知道这个阵营里谁的实力强，谁的实力弱。

他更清楚赫鲁晓夫请他到莫斯科来，不只是为了给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捧场那么简单。

1957年之前，中苏关系经历了一段相当微妙的时期。

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那个秘密报告引起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大震动，加上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接连发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气氛变得空前紧张。

但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期的态度一直很明确：支持苏共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人，支持赫鲁晓夫巩固他的领导地位。

甚至在1957年夏天的苏共内部危机中，毛泽东也两次出面为赫鲁晓夫站了一次队。

第一次是米高扬到北京来当面听取意见，第二次是在莫斯科会议期间公开表态。

两次支持都让赫鲁晓夫很感激。

现在翻看当时的文件记录，中苏两党在1957年秋天达成的那种一致，更多的是出于策略需要和双方的互相需要。

苏联需要中国来稳住社会主义阵营，中国也需要苏联来获得建设和安全方面的支持。

但在共同宣言上签字的时候，谁也没有料到几年之后两个党会走向公开论战，会把当年协商一致的东西拿出来重新翻来覆去地争论。

那些在莫斯科会议上谨慎回避的分歧，最终还是在后来的岁月里慢慢扯开了。

毛泽东回国之后，国内开始酝酿经济建设上的新思路。

那年在莫斯科会议上跟各国代表畅谈中国钢铁产量追赶英国的规划，鼓舞了士气，也给国内的发展定下了基本坐标。

年底十二月初，刘少奇代表中央在同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祝词，对外宣布了十五年钢铁产量赶超英国的奋斗蓝图。

“大跃进”的年代在不远处等待着毛泽东和中国。

而他与赫鲁晓夫之间那段在莫斯科短暂而微妙的合作，也快要走向它的对立面。

到1960年代初期，中苏两党公开论战，双方互相发表批评文章，互相撤回专家。

历史的演进让那些当年在莫斯科会议上笑容满面的一字一句，以一种很尖锐的方式被后人翻了出来。

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走廊里等着毛泽东，毛泽东拒绝了两百万人上街的盛大排场，哥穆尔卡在深夜的房间里向毛泽东说出波兰人的痛苦记忆，邓小平在文件起草委员会里逐字推敲，胡乔木在莫斯科写社论稿……所有这些碎片拼在一起，构成了1957年深秋莫斯科学苑里那道复杂的国际风景。

毛泽东的这次出国，并非到苏联去当观光客，也不是仅仅去给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捧场。

带着一个刚刚建国八年的新兴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里跟那些有着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对手与伙伴们展开了一场全方位的密集对话。

他没有让人看清他在想什么，但从头到尾，所有人都知道他在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