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探讨了秦代刻字技术及其与后世完全不同的书刻理念，兼论其在汉代的流变。同时分析了新出《采药刻石》的刻石技术及其体现的秦人书刻理念。

中国文字前3000余年的流传，包括夏商周和秦汉，大都是经过加工的文字遗迹而非直接书写。

在书法和文献上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秦汉碑刻。笔者最近依靠大量碑刻原始照片对汉代碑刻技术进行了系统分析，还考察了秦汉之际与碑刻发展紧密相关的冶铁炼钢技术的发展。这一研究的结论之一，就是从秦到汉，是冶铁炼钢技术（治石工具）的高速发展阶段，也是刻字技术迅速改进的阶段[1]。通过考察新出土的汉代刻石、碑刻，笔者发现，因为技术的不完备和工具的限制，一些汉碑，尤其是早期的汉碑，刻字技术粗糙，原碑刻字效果与拓本的视觉效果差别极大，并没有体现同期简牍墨书中所展示的精致程度，长期以来造成对书法史的误解。显然，建立早期石刻技术与文字遗迹风格的对应关系，无论是对书法史的研究还是对书法艺术的学习，以至古刻石年代的判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汉代书法来说，后出简帛书补足了汉碑所未能展示的完整的隶书发展史[2]。但影响久远的秦代小篆在秦简中基本未见，至今也只能通过流传的秦刻石如《泰山刻石》《琅邪刻石》《峄山刻石》等已经残缺不全的石刻和秦权量、诏版的铭文遗迹推想。碑刻技术和传拓技术成熟后，拓本更被等同于墨书，导致对书法的学习和研究都仅依赖于拓本，而与书法传承密切相关的刻石技术细节，尤其是早期碑刻的技术细节，几乎是学术真空地带。

最近公布的秦《采药刻石》[3]引起学界和网友的关注。笔者在考察其刻石技术时，了解到近年来在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新出土的可能是秦始皇地宫遗石的铭文（以下简称《阎良刻石》）[4]。这一刻石遗迹，由于久埋于河道，完好地保存了刻字的原始状态，笔者关注的是其所反映的刻石技术和可能的工具。本文以《阎良刻石》为起点推测秦代刻字方法和使用的工具，及其在汉代的传承和流变。这一秦代刻石技术的流传概况，笔者认为可以作为《采药刻石》的断代基准。

一、秦代刻字法碑刻举证

《阎良刻石》出土于2010年，按孙伟刚的记载，其石近长方体，石灰岩青石质，通体有平口刀凿痕，长2.11米、宽0.69米、厚0.6—0.62米。有铭文3处。底部刻文32字，一侧有铭文28字，另一侧未加打磨有铭文3字。字体为并不规整的小篆。底部和侧面的铭文石面照片与拓本的对照见图1和图2。根据铭文内容的考证，学者认为此石为秦始皇陵建筑所备。

我们感兴趣的是刻制铭文的工具和手法。从石面的照片来看，石面并不平整。铭文刻痕有四个特点：一是线条的起始和结束处，方形棱角分明；二是大部分刻线的宽度较为均匀，如“工欢”二字（图1），即使线条有所扭曲，其宽度并无变化；三是线条底部相对较平但有明显密集横纹；四是线条两侧皆有不规则的崩裂，有一部分线条，如“六袤”二字，则只有一侧有明显的刀痕（图1）。

图 1ˉ《阎良刻石》底部铭文拓片与石面照片的比较，行距约5.6厘米，前247—前210年，陕西考古博物馆藏（采自孙伟刚《西安阎良新发现秦石刻及相关问题研究》，《文物》2019年第1期；照片由张驰提供）

图 2ˉ《阎良刻石》侧面铭文拓片与石面照片的比较，行距约6厘米，前247—前210年，陕西考古博物馆藏（采自孙伟刚《西安阎良新发现秦石刻及相关问题研究》，《文物》2019年第1期；照片由张驰提供）

这些特点是符合平口刀刻制效果的。当使用平口刀直接入石，自然会造成方截的线条起始处的刀痕，而行刀过程中线条的宽度自然与刀口等宽，且线条底部较为平整。每次锤凿进刀，也自然会留下与刀口走向垂直的横纹。在刀口接触点的刻痕虽然清晰，但刀口以上的石头自然崩裂，使得非常清晰的刀痕在拓片上变得模糊不清。同时当刀口斜角入石时，则刀角一边入石，另一角在石面之上而形成刀口切割石面的情况，表现为线条一边入石较深而清晰并有崩裂，另一边相对光滑但入石成斜角且较浅，一如今人篆刻的单刀边款。

从字迹的尺度来看，这里使用的平口刀刀口宽度约在0.3—0.4厘米。我们也注意到《阎良刻石》上还有宽约1厘米的凿刻纵纹，显然也是平口刀所为。

《阎良刻石》上的题字是标识石头在建筑中的位置。可以想见，类似铭文在秦始皇陵建筑内是大量存在的。另外，在秦始皇陵内也发现过刻字青石板，虽未见原石照片，从披露的拓片来看[5]，线条起始方正，石面也有宽度稍异的交叉纹线，粗细大致均匀，或也是平口刀所为，备考。

我们也注意到数种山东邹城遗址所出的秦代陶文（图3），虽不能遽定其为湿刻或干刻，但是使用的刀是一样的平口刀，点画底非常平。只是字小很多，字体规整，刀口大约0.1厘米宽，与已知具有相同铭文的秦瓦量相近[6]。

图 3ˉ 邹城出土秦瓦量陶文，字径约1厘米，前220—前210年，邹城博物馆藏（朱绍典提供照片）

虽然石面痕迹可能受到后世重剜的干扰，但是从照片来看，《琅邪刻石》（图4）使用的刻字法和《阎良刻石》的方法应该基本是一样的，而《泰山刻石》采用的或是不同的刻法，待考。

图 4ˉ 秦《琅邪刻石》石面和拓片对比，行距4.4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平口刀平入的刻字法在汉代仍然在继续使用。笔者所见最早的实例为徐州龟山楚王墓塞石（前173，图5），所用刻刀刀口约0.43厘米。从原石来看，其刀口痕迹十分清晰，特征和《阎良刻石》基本一致，而拓片中线条边沿十分模糊。

图 5ˉ 徐州龟山楚王墓塞石拓片及铭文原石局部，拓片宽约1米，单字约7厘米宽，前173年

平口刀平入的刻字法保证了刻痕宽度的一致，适合篆书的刻制。在碑刻普及之后，汉代人也采用这种刻法刻制八分碑刻。2010年成都天府广场出土的《李君碑》（133）及碑阴（图6）、《裴君碑》（152，图7）及碑阴都采用了这个方法。不同的是，刻字者为了表达隶书中的波势和磔笔，对刻法加以变通，采用了双钩点画轮廓（图6之“文”字）和复刀（图7的“化”“裴”字等）的方法。《李君碑》碑阴的刀口大约为0.8—1厘米，而《裴君碑》的刀口大约在0.4厘米。

图 6ˉ《李君碑》碑阴原石及拓片局部，行距约7.8厘米，133年。原石中平口刀凿痕可见，又因刀入石浅，此拓片点画内也为拓墨所染。注意原石字口内尚有填朱的痕迹

图 7ˉ《裴君碑》原石及拓片局部，行距约4.6厘米，152年，成都博物馆藏（笔者摄于成都博物馆）

以上讨论的碑刻，虽然石面上点画边缘刀痕都相对清晰，但拓片上点画的边缘因为石头的崩裂是非常模糊的。但在入刀较浅的情况下，石头的崩裂是可以部分控制的。这样的例子，如东京书道博物馆藏的《处士残碑》[7]（图8）与《李君碑》碑阴、《裴君碑》一样，“忱”字捺脚双钩刻出。但因石面平整度较佳，刀口入石较浅，点画边缘崩裂也相应较小，是汉代人采用这种刀法而兼顾石面效果的改良。

图8ˉ《处士残碑》，尺寸未详，东京书道博物馆藏

平口刀平入法浅刻的另一块碑刻，是最近发现的《嵩岳残碑》[8]（图9）。这里的刀口宽约0.4厘米。用刀入石很浅，刀法运用熟练，刻线边沿崩裂较小。与成都诸汉碑相比，拓片相对较为清晰。一些“蚕头”如“莫、不、青”的长横，都由一短竖代替，应该是当时流行的方法。捺脚用平口刀双钩之外还试图平底，如“造”“不”等字。蔡副全依据内容，考为东汉永元二年至永建五年（90—130）或本初元年至延熹元年（146—158）。

图 9ˉ《嵩岳残碑》原石照片和拓片，行距3.3厘米，约150年，私人藏

从《嵩岳残碑》来看，这里使用的平口刀平入法，即使入石浅能够较好地控制石面效果，也不适合表达隶书大幅度提按磔笔和蚕头等细节，且石面视觉效果也不尽如人意。事实上，从西汉《五凤刻石》开始，汉人还尝试了简单锤凿、双钩锤凿等用以表现八分书波画的提按变化。约在150年，几乎与汉画像石同步或稍后，发展了更为复杂的但能精准控制石面效果并复制书丹效果的平底法和双刀法[9]。

平底法是先用单刀切出点画的外廓，再挖去轮廓内（阴刻）或外（阳刻）的石头，如《乙瑛碑》（153，图10）。双刀法则是用刀从点画的两侧斜角入石刻成，形成V形凹口。尤其是双刀法，因为是锋利的刀口斜角切入石面，入石既深，其崩裂程度也可控。从新出土的石面保存良好的汉碑如《韩韶碑》[10]（156，图11）、《肥致碑》（169）、《池阳令张君碑》（东汉末）来看，字口清晰，石面具有三维视觉效果，且与拓片效果高度重合。双刀法是东汉以后碑刻的主要方法。这一刻法也被用在篆书的刻制中，如东汉《袁安碑》（92，图12，左一）和唐李阳冰《三坟记》，以及宋人重刻秦《峄山刻石》（图12，左二和右一）。

图 10ˉ《乙瑛碑》原石和拓片对比，行距5.1厘米，153年，山东曲阜孔庙藏

图11ˉ《韩韶碑》残石和拓本，石宽18.5厘米，156年，河南舞阳出土［采自焦新帅《新见东汉〈韩韶残碑〉》，《青少年书法（少年版）》2021年第23期］

图12ˉ东汉《袁安碑》（92），唐李阳冰《三坟记》（767）和宋人重刻秦《峄山刻石》（993）所显示的篆书刻字中的双刀法（从左至右）

显然，经过300余年对刻石技术的探索，东汉中期以后，刻石刻字的目的由满足制作记事的文字遗迹，转变成追求石面刻字细节的精致并可达到对书丹效果的准确复制。这一秦汉之间刻石技术的发展及相应的拓片效果，总结在图13。在汉末和魏晋，为了让碑刻本身的视觉效果臻于完美和制作更为便捷，还发展出脱离于书丹的、可能是刻手所主导的改良双刀法，笔者已另有讨论[11]。

图 13ˉ 秦至汉刻石及拓片效果举例。在150年之前为单刀法，之后为双刀法和平底法

二、讨论

总结秦汉这种单刀平入刻法的石刻遗迹，可以看到，这一刻字方法是简单而较为粗暴的。因为刻痕边沿崩裂，对于刻字的效果不能保证，石面的视觉效果比较粗糙。在宋以来金石学所依赖的拓片中，这一刻法造成的视觉效果与原石石面的效果也完全不同。同时，这些文字遗迹之所以被创造，文字的记事功用仍居主导。但应该注意的是，如《阎良刻石》《楚王墓塞石》的铭文只是为了记事而制作，秦始皇的诸山刻石和《李君碑》《裴君碑》则更有附加的纪念碑意义并具景观效应。这一景观效应是依赖于文字而又超出于文字的存在。这一实用文字和景观的意义，起初与书法的传播没有任何关系，不是为了传播书法而被创造，当然更不是为了后世所发明的传拓技术而被创造。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秦刻石和早期汉碑拓片中呈现出模糊的和金石气的特征。制作者不能预知后世学者和学书者会把金石转移在纸上且对原石的景观效果不甚关心，为了强化视觉效果，最多不过是在刀刻的痕迹底部中填朱或填粉，如《李君碑》碑阴出土时字口内还有朱砂残迹（图6）。这些刻石可能也有书丹，但因为这一理念加上技术的限制，刻工并未或也不能完全按书丹效果刻石。杜甫所说的“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很可能就是所见拓片的效果与诗人所见唐代篆书碑刻（图12，右二）的效果反差而产生的感叹。也说明原始的峄山碑原碑拓片或唐代复制拓片效果的翻刻本，或都因平口刀刻字方法造成的崩裂而致“肥失真”。

东汉中晚期平底刻字法和双刀刻字法的发明和普及，是刻石技术的发展，更是追求文字视觉效果精美的结果，是不同于秦和汉初刻石刻字的理念的。这一理念，实际上根植于人类对视觉愉悦的追求，本身也具有政治意义：

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故必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竽，弹琴瑟，以塞其耳；必将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将刍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12]

在这一理念下，平底法和双刀法淘汰了原始而粗糙的平口刀平入法，也使得对书丹效果的精确复制成为可能。精确复制书丹效果的实践也自此而生发。其遗迹除了留存的汉碑，如《乙瑛碑》、《曹全碑》（185）等，汉魏之间的名家如师宜官、钟繇都有碑刻流传[13]。加上隋代已经完全成熟的传拓技术[14]，书法家通过写碑传播自己的艺术，并通过捶拓流布四方成为常态。而使用的刻字法都是平底和双刀并用。这一刻法也因为对刻工的技术要求较高，以至于刻工之名有时与书家之名并提，如近出《张说墓志》刻手魏灵鹤之于书者梁升卿，《雁塔圣教序》刻手万文韶之于书者褚遂良等。这是与秦代以至东汉初年完全不同的刻石刻字理念。

平底法和双刀法在东汉之后成为刻石甚至刻帖的标准刻字方法，加上隋代传拓技术的普及，使学书者和金石家忽略了刻石技术本身还有一个由粗糙到精致的发展过程，欧阳修《集古录》和赵明诚《金石录》作为金石学奠基之作，都只是依赖于拓本的著录，开启了依赖拓本、不重原石的金石学。

三、关于《采药刻石》

在厘清平口刀平入这一刻字方法的流传之后，对最近公布的《采药刻石》（图14，上）的年代可以建立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从照片细节来看，特点与《阎良刻石》和《楚王墓塞石》一样，是采用平口刀平法入制作（图14，下）。虽然可能因为石质、采光的不同，又风格稍异。《采药刻石》与《阎良刻石》的视觉效果大相径庭，但其为刀口宽度0.3—0.4厘米平口刀平入所刻是基本事实，是采用秦代古法所刻。笔者已在“李跃林笔记”微信公众号撰文阐释[15]。就是说，其刻制法是采用的秦代古法，与其纪年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是符合的。

图 14ˉ 上：《采药刻石》全景照片；下：秦《阎良刻石》（前247—前210）和汉《楚王墓塞石》（前173）刻痕比较

按其内容，其为秦五大夫翳在昆仑采药时留下的记事刻石，已经有学者在文字的释读[16]及昆仑采药的历史文化环境[17]等方面进行了客观公允的讨论，也有学者从风化程度等方面提出疑问。笔者关心的是那些从书法角度提出的疑问[18]。

本文的梳理显示了平口刀平入凿刻是秦人普遍使用的便捷的篆书刻字技术，在东汉中晚期被平底法和双刀法替代。这一平口刀平入刻字法，是否可以为后人使用来伪造《采药刻石》？技术上当然是可能的。但笔者认为现实中这种可能性很小。其原因在于，后代几乎没有看到秦代刻石的原始面目的机会。秦代刻石传世既少，流传的《泰山刻石》《琅邪刻石》《峄山刻石》或是损毁严重，或是后世重刻，拓本又不能精确地反映原来的石面效果。平底法和双刀法的普及，加上金石之学对拓本的倚重，使得学者完全忽视了刻石刻字技术本有的发展过程，不再探究曾经的秦汉人所使用的刻字方法。这样，《阎良刻石》《采药刻石》中的原始刻字方法是完全超出后人的理解和想象的。后人对秦人刻石技术的理解，可以参考宋人郑文宝重刻的《峄山刻石》（图12，右一）。这件重刻的《峄山刻石》，就是以双刀法来推想秦人刻石的原貌。有了这样的错误理解，作伪者只能依赖于他们所掌握的先进刻石技术（双刀法和平底法）和通行的理念（石面和拓片效果的完美）来制造《采药刻石》。

至于从书法的角度对《采药刻石》的质疑，在秦代的书刻环境和刻石理念下，是不成立的。如上所说，秦代刻石本非为书法而制作。翳命刻工刻《采药刻石》记事刻字之时，本如秦始皇陵石头上对未知的记载，是平常的记事，面临在他们看来也无所谓的很多无奈的客观条件，包括石面不平整和石质不稳定等。在刻石过程中，也会产生不可控的随机效果，包括石块的崩裂和刀的倾斜角度的变化等。刻工不会预知后人会把它当成包含笔法字法和章法的书法来研究，更不会预知质疑者会用总结自3000年来文字遗迹中的“法”来评判这块刻石的真伪，又岂能一一加以满足？这些产生于对客观条件的适应，有时甚至是随机的效果，不是为书法而创造的，或正是秦人刻石刻字的真实状态。

总之，《采药刻石》所采用的刻字技法虽然简单，却是刻字技术仍在发展过程中的秦人书刻理念下的产物，并非掌握了更高级的技术（如双刀法）且被追求石面效果和拓片效果的理念所束缚的后人所能轻易模仿。这个具有时代特征的刻字技术和刻字理念，就是《采药刻石》中不可替代的秦人的基因。

至于风化、古文献记载的缺失等，本身都有其不确定性和不可知性，唯有刻石本身是不可撼动的证据。

结语

本文的分析显示，秦代刻字的主要方法或为平口刀平入法。这一刻字法虽然可以保证刻字刀痕的宽度一致，却不能很好地控制刀痕两侧的崩裂，显示了秦人注重文字实用而未能顾及石面视觉效果的刻石理念。这一刻法在汉代继续有所流传，在东汉中晚期为双刀法等更为复杂而精致的刻字技术替代，并由此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刻石理念，即对石面精美视觉效果的追求，并满足对书丹效果复制的要求。这些早期的刻石效果，并不能在拓片中得到体现。后人对拓片的依赖，加上秦代刻石的稀少和损毁，造成后人对秦代刻字技术的认知真空。新出的秦《采药刻石》与最近发现的秦《阎良刻石》，二者所采用的平口刀平入法，是秦代的书刻理念具有代表性的文字遗存。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张驰、朱绍典先生提供的图片资料，特此致谢。

注释：

[1]李跃林：《汉魏晋碑刻技术的发展和风格体系》，《书法学刊》2025年第3期。

[2]李跃林：《简牍中八分书的定型和书法理念的形成》，《美术大观》2025年第1期。

[3]仝涛：《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光明日报》2025年6月8日。

[4]孙伟刚：《西安阎良新发现秦石刻及相关问题研究》，《文物》2019年第1期。

[5]董珊：《西安阎良发现秦铭刻石新考》，《文物》2019年第10期。

[6]见《秦瓦量诏残字》，《书法》2012年第5期。

[7]王壮弘：《历代碑刻外流考》，《书法研究》1984年第2期。

[8]蔡副全：《新见汉〈嵩岳残碑〉推考》，《金石研究》第三辑，2021。

[9]李跃林：《汉魏晋碑刻技术的发展和风格体系》。

[10]焦新帅：《新见东汉〈韩韶残碑〉》，《青少年书法（少年版）》2021年第23期。

[11]李跃林：《汉魏晋碑刻技术的发展和风格体系》。

[12]《荀子·富国篇》。

[13]卫恒《四书体势》：“宜官后为袁术将，今巨鹿宋子有《耿球碑》，是术所立，其书甚工，云是宜官书也”；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

[14]《隋书·经籍志》：“其（石经）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并秦帝刻石，附于此篇，以备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