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李开文出生在大别山深处的安徽省金寨县。家族世代为农，泥土的味道伴随他度过了无数晨昏。李开文的前三十年，如同大多数农民一样，日复一日地面朝黄土，背朝天空，日子平凡却沉重。按照乡亲的介绍，他与一位姓张的女子结了婚。婚后，他们先后生下一儿一女。等到李开文三十岁那年，妻子张氏又为他诞下一对双胞胎，从此，他成为四个孩子的父亲，家里的笑声和哭声交织在一起，填满了每一个角落。

正是在这段平凡的岁月里，李开文的思想开始悄然转变。以前的他深受传统观念束缚，从未奢望去改变命运，只想着安安稳稳地走完一生。然而，随着红军的到来，他的世界悄然被震动。红军来此打土豪、分田地，并派出宣传队深入各村宣讲马克思主义。李开文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尽管那些理论他不甚理解，但他清楚地感受到，红军是真正为百姓而战的队伍。正是这份直观的触动，使他原本沉睡的思想开始觉醒，他不再甘于平凡的命运。

到1929年，李开文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他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与红军同生死、共荣辱。1932年，35岁的他随红四方面军撤离大别山。队伍经过家乡时，有同志劝他回家看看妻儿，可他坚定地摇头拒绝。国民党军队正逼近，他深知回去既可能拖累队伍，也可能牵连家人。

尽管如此，他的儿子李锦旭在村头看到红军队伍时，年仅八岁的他哭着喊道：爹！妈妈每天都在念着你，一直等你回家呢！李开文心头一紧，难过如潮，却仍忍住泪水，继续抬着伤员前行。伤员劝他回家看看，李开文回头望向泪水涟涟的儿子，咬紧牙关，转身迈步，将伤员抬得更稳。大儿子李锦旭紧紧抱住他，但他深知眼前形势非儿女情长之时，最终只能狠心推开儿子，看着孩子瘫坐在地上，眼睁睁看着父亲消失在视野里。

1936年冬，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总理在延安召开会议时提到：主席身边需要一些忠实可靠的人来中央工作。一位姓王的师长向总理推荐了李开文。于是，他被调往延安。抵达的第一天，就有同乡引荐他去见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我这老乡为人可靠。陈云笑着回应：好，那就让开文同志来主席身边工作吧！于是，李开文成为中央小灶炊事班班长，也成了毛主席身边的一名炊事员。

上任后，他仔细查阅了此前的伙食账目，发现开支偏高。深究原因后，他发现中央小灶沾光过多，而中央首长的伙食开支竟不足总开支的三分之一。这让他坐立不安。他召集小灶、中灶的炊事员及首长身边的警卫员，严肃说道：各位同志，现在首长的伙食本就不多，三股只能吃一股。从明天起，不准再来这里吃了，我自己也会在这里吃。众人纷纷点头称是。李开文随即调整炊事安排，大锅改小锅，三菜一餐改为四菜一餐，不仅增加了菜品数量，也提高了质量。

1947年，蒋介石命令胡宗南进攻延安，延安保卫战打响。毛主席与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暂离延安，带领群众转战陕北，并吩咐王震清理房屋。当胡宗南抵达延安时，这里已成空城。3月的陕北寒风凛冽，李开文趁夜与两名战士潜回延安，将藏好的咸鱼、腊肉、鸡蛋等挑出三担，带回行营。午餐时，毛主席惊讶于餐桌上丰盛的荤菜，问及来源。李开文如实汇报夜间潜入的经过，主席勃然大怒：你为什么不守纪律，要冒险？李开文急忙解释自己熟悉环境，绝不会有危险。主席理解其初衷，虽教育几句军纪，但仍招呼众人开饭，不辜负老班长一片心意。

6月初，毛主席在王家湾的消息传到蒋介石耳中，胡宗南接令全力进攻。当时主席身边仅有四个半连兵力，约两百战士。大敌当前，毛主席依旧从容不迫，在窑洞中与农民谈话。侦查员报告：敌人距离30里，再报20里。任弼时建议向东撤退，但主席坚持向西。任弼时担忧全军覆没，劝道：主席，为了您的安全，还是向东走吧！主席微微发怒：弼时同志，你怎么老是为我的安全考虑？机关转移至天赐湾时，双方再次争执。众人不敢劝，李开文推门而入，劝主席平息情绪。主席意外平复，与任弼时耐心沟通。

1949年4月，新中国即将诞生，李开文随毛主席和中央首长来到北京，被安排到中央机关干部文化学校学习。7月毕业时，李维汉对他说：组织考虑到你过去吃过许多苦，现在可以安排一份‘甜’工作，让你去天津担任糖厂副厂长。李开文摇头：副厂长我当不了，我还是回老家吧。李维汉劝道：老李，要是不想去天津，北京工作也可以。李开文苦笑：十七年前，我丢下妻儿跟随队伍革命，现在还得回去还曾经的‘债’。临别前，他专程找毛主席汇报打算，主席笑道：你呀，这是要落叶归根了！不久，他回到生养自己的故乡，档案转到安徽六安地委。一位领导得知消息，劝他担任副县长，但李开文坚定拒绝：当官的事我干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