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晚清,风雨飘摇,仿佛每一阵风都在诉说着帝国的衰败与动荡,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多事之秋”。1861年8月22日,年仅三十岁的咸丰皇帝在热河行宫因惊恐过度而病逝,这个正值壮年的帝王,就这样悄然离开了人世。 咸丰皇帝的离世,留下的不仅是年幼的儿子载淳,尚未成熟的皇位继承人,还有两位重量级的皇后:慈安和懿贵妃慈禧,更有一个满目疮痍、复杂难理的帝国政治局面等待着解决。面对这一切,咸丰在临终前留下了三道至关重要的遗命:首先,他立年仅六岁的载淳为皇太子,即后来的同治皇帝;其次,任命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以及大学士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八人为顾命大臣,共同掌管朝政;最后,他分别授予慈安、慈禧“御赏”和“同道堂”印章,规定八大顾命大臣拟旨后必须经过两位皇后的盖印才算生效。
这三道遗命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既安排了幼小的皇帝继承权,又通过八大顾命大臣的辅政制度保障政权运作。同时,慈安和慈禧两枚印章形成了对顾命大臣权力的制衡,使得顾命大臣与太后之间形成了微妙的三权鼎立关系,确保政局不至于一边倒。然而,咸丰皇帝的精心安排,很快就被打破了,而这一切的破坏者,正是后来掌控大权的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与慈安太后能够扳倒八大顾命大臣,其中不可或缺的,是恭亲王奕訢的协助。恭亲王是咸丰皇帝的弟弟,也就是慈禧太后的小叔子。他天资聪颖,才智出众,但由于咸丰的嫉妒与不信任,恭亲王被排除在八大顾命大臣之外,甚至被禁止随咸丰前往热河行宫,这使得他与八大顾命大臣之间产生了明显的矛盾。慈禧对此早已洞若观火。 咸丰驾崩后,慈禧与慈安通过一封密信,将恭亲王从北京召至热河。这里还有一段插曲:原本两位太后无法直接接触恭亲王,慈禧便巧妙安排亲信太监安德海与宫女起冲突,再将安德海贬回北京扫地,借此机会将密信送达恭亲王手中。恭亲王抵达热河,与太后二人密谈后,双方心意相通。他返回北京,笼络掌握京津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为政变的筹备打下基础。 随后,慈禧、慈安护送同治皇帝和咸丰皇帝的梓宫回京。途中,慈禧、慈安以皇帝年幼、自己为女性为由,选择走小道提前回京,而八大顾命大臣则护送梓宫走大路。慈禧一回到北京,立刻接见恭亲王等人,随即下令解除八大顾命大臣职务,肃顺被斩首,载垣、端华自尽,其余五位大臣或被革职,或被充军。那些曾高高在上的顾命大臣,尚未真正掌权,便已被迅速排挤出政治舞台。这一年的辛酉年,因而被称为“辛酉政变”。11月11日,同治皇帝正式登基,但在他身后的帷幕之中,坐着两位年轻的太后——慈禧与慈安。实际上,真正掌握权力的,是主张权术的慈禧。借助恭亲王的支持,大清帝国从此进入了属于慈禧的时代,半个世纪的“慈禧统治”就此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