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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侯杨方

真实历史中，东林是主张收商税来接济军用的，阉党因为有大量浙党成员，靠商业获利，反而反对收商税，而且还掏空国库讨好皇帝导致军费短缺。真实的历史跟现代阉党造的谣完全相反，希望陷入不深的现代阉党及时悔悟，做一个正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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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欢迎转载。

大司马之前写过东林与阉党的专题，大家可以参看：

明末历史，特别是东林党和阉党之争，长期以来在网络讨论中存在着众多误解和偏差。

近十年来，网络上流传一种观点，将东林党描绘为代表长江三角洲中产阶级地主和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群体，声称他们不愿向朝廷缴纳税赋，甚至采取抗税行动；而将阉党塑造为忠于明朝朝廷，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群体。

这种观点甚至将现实社会中的阶层矛盾情绪强行代入历史解读中，导致一些人自诩为“无产阶级”的“阉党”，对那些被他们视为“东林党”的现实社会中高学历、高收入群体表达痛恨。

历史真相与这种网络流行观点截然相反。实际上，要求征工商税的恰恰是天津巡抚李邦华，他是后来被阉党迫害的东林党成员——“臣谓可济然眉而代加派者，莫若复商税”；阉党魏忠贤的头号大将崔呈秀反对户部尚书李启元征工商税，而且认为征收的工商税数量很少，无济于事。

天启五年（1625年），东林党御史杨新期疏请收矿税，结果被实际执政的魏公公否决，得旨：“方今海内虚耗，正宜休养民力，何得以开矿生衅？杨新期不谙事体，姑不究”。甚至向士绅特权阶层收税也是东林党人汪应蛟提出来的。

魏忠贤为了巩固权势、讨好皇帝，不惜挪用九边军费近六百万两白银（“自开工迄工竣，计五百九十五万七千五百两有奇”），用于大兴土木，修建紫禁城的三大殿——皇极殿、中极殿和建极殿（清朝重建后改名为太和殿、中和殿与保和殿），但短短十七年后这些建筑就毁于李自成之手。

明朝的军事，一半败在魏公公手上

与此同时，天启七年（1627年）七月户部尚书郭允厚向皇帝汇报：

“盖太仓之岁入仅三百三十万，而岁出该五百余万，臣思之而无策也。省直之岁征仅三百三十万，而九边之岁支已该三百二十万，臣思之而无策也。三百三十万之应解京者，甫一解京而先有一百八十万之支也。三百二十万之该解边者，未解边而更有七百八十万之欠也。臣思之而无策也。”

崇祯元年，户部尚书毕自严向新皇帝详细汇报了国家的财政与军费情况：

一年国库（太仓）收入仅三百三十万两，支出要五百多万两，九边军费要三百二十万两；边防军费多年共欠七百八十万两。镇守北京北大门的宣府镇京运年例银二十九万九千一百五十六两多，天启六年只发银八千两；大同镇年例银四十五万六百三十八两，天启六年只发一万一千四百八十八两……天启六年九边共计发过九十七万七千九百八十两；天启七年发过一百二十七万二千八百一十四两，实际应发四百二十七万四千二百二十三两；从天启五年到天启七年魏忠贤掌权时期，总共拖欠京运年例银四百六十五万六千九百七十三两。

需要说明的是，天启、崇祯年间的“九边”并不包括辽东山海关、宁远、锦州、东江等处驻军，这些地区有专门加派的辽饷供应，数量远超过“九边”之总和。

一面是军饷极度匮乏，边防军生活极度困苦，兵变四起，甚至军费最充足的关宁前线都因欠饷发生了兵变，另一面却是花费挪用的军费大兴土木。

崇祯元年七月，宁远十三营的蜀、楚士卒欲讨回欠发的四个月薪饷，他们攻入幕府，捉了巡抚毕自肃、总兵朱梅等索钱。

巡抚毕自肃曾经九次向朝廷申报欠饷，朝廷都不理会，而他的亲哥哥就是户部尚书毕自严，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是爱莫能助。毕自肃因兵变而自杀，袁崇焕八月初到任后平定兵变。

可以说，天启末年，明朝的边防形势已经崩溃在即。

魏忠贤挪用军费修建宫殿的行为，自然引起了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正直官员的强烈反对。在辽东战事吃紧、国家财政困难的关键时刻，挪用军费无疑是雪上加霜，不仅导致士兵哗变，动摇军心，还严重削弱了边防力量，使国家面临更大危机。

历史发展也证明了东林党人并非杞人忧天。后来，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其部下很多都是因长期缺乏军饷而被裁撤的边防军士兵。

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要求对特权阶层、工商业、矿业收税的阉党魏公公，也不存在对此极力抵制的东林党。这完全是网络史学虚构出来的谣言。

恰恰是崇祯元年清除阉党之后，九边京运年例银增加到三百二十八万两，是天启年间的三倍，而辽东的京运年例银更是高达近五百七十四万两，两者合计超过九百万两，这是明朝中央财政直接支付的北方军费，均远远超过天启年间，明朝似乎呈现了“中兴”的气象。

这与网络上流传的“东林党不交税，导致明朝灭亡”的说法完全不符。

明末政治环境错综复杂，东林党与阉党之争只是其中一个侧面。

东林党作为当时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主张严格征税、整顿军费、抵御外敌，而非网络流传所谓“抗税”。阉党则在魏忠贤的领导下，为巩固权势不惜挪用军费，从而直接削弱了明朝的军事防御能力。

此外，阉党还严厉地镇压异己，制造冤案，营造恐怖政治氛围，严重破坏了明朝的政治生态。他们对东林党人的迫害，不仅导致大量人才流失，也加剧了朝廷内部的分裂和对立，间接加速了明朝的衰亡进程。

而崇祯皇帝上台后，重新起用东林党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朝廷的政治风气和军事财政状况。

网络上关于明末历史的错误观点，很大程度上源于信息不对称。许多人只看片面结论，不深入研究历史细节和背景，容易被带有倾向性的言论误导。

他们将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和情绪强行代入历史，将自己代入“阉党”角色，痛恨那些被他们视为“精英阶层”的“东林党”。这种做法不仅歪曲了历史真相，也无助于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崇祯皇帝上台后重用了许多东林党人，并采取措施恢复军费。袁崇焕能够得到重用，也与东林党人，特别是大学士钱龙锡的力荐密切相关。

袁崇焕作为这一时期的重要军事将领，对其的评价需要放在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来进行审视。他既有杰出才能和爱国情怀，也有性格上的缺陷和战略认知的局限。历史评价不应简单化为“英雄”或“汉奸”的二元对立，而应当从多角度、多维度进行分析。

对明末历史的研究和讨论，应当立足于史实，尊重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元性，避免将现实社会矛盾简单代入历史解读，从而得出片面甚至错误的结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历史中汲取真正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而不是陷入意识形态化的历史争论中。

关于明末历史的讨论，应当回归史实，摒弃简单化、标签化的倾向，避免将现实社会矛盾和情绪直接投射到历史解读中。只有这样，历史研究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