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没落,其实是由多重因素共同促成的,但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甚至具有决定性的原因,就是气候。除了历史与政治的波动之外,气候变化对城市兴衰的影响巨大。可以说,随着气候带向南移动,中国的经济中心与人文重心也随之南迁。这一切与人类活动无关,不是乱砍滥伐,也不是过度耕种或放牧所导致,而是大自然的安排,是全球性气候规律在作祟。
在公元9世纪到10世纪,全球北半球出现了明显的变冷和干燥趋势,这一气候带的南移已经被现代气象学验证。恰逢唐宋之交,中国史料中留下了大量对这次气候变化的记录,为现代学者提供了印证。气候的变化,不仅是自然现象,更是深刻影响了当时社会经济与人们生活方式的隐形力量。 以关中为例,唐代的年降水量约在800到1000毫米之间,气候温润,适合农业发展。而如今,这一地区的降水量已经下降到约600毫米,干旱频繁,即便完全依赖自然降水,也难以保证丰收。当时北方的平均气温比今天高出2到5度,长安的气候条件甚至相当于今天的长江流域,水运便利,粮食可以通过运河、黄河和渭河直接运入长安。而现如今的渭河水量微不足道,连木筏都难以漂流,可见昔日的便利条件已经不可复得。 唐代巴蜀的气候温暖湿润,甚至可以种植荔枝。你若走在今天的四川,恐怕再也见不到成熟的荔枝了,因为寒冷已经无法支撑这种热带果树的生长。当年杨贵妃品尝的荔枝,正是来自四川,而到了宋朝,苏东坡生于成都以南,却从小未尝过荔枝的滋味,直至调任广东时才得以品尝,还为此写下诗句感叹。 唐代江南的气候则酷似今日的广东,炎热多雨,蚊虫繁多,痢疾盛行,血吸虫病尤为严重。而广东地区更是沼泽遍布、热带雨林林立,鳄鱼横行,吞噬人畜。韩愈曾在此地担任刺史八个月,不得不发明石灰大战鳄鱼的办法。如今的广东,野生鳄鱼早已绝迹,气候条件与唐代大相径庭。反观黄土高原,当年的湿润温暖使水质清澈、泥沙少,鄂尔多斯高原都可开垦成良田。与之相对,华北和中原逐渐变得干旱,河南平原十年九旱,饥荒频发。而江南则因气候变迁而获益,不再酷热潮湿,长江流域逐渐成为国家的经济核心,四川盆地、太湖流域、江汉平原、湘江流域等地也纷纷成为鱼米之乡。 如果你是关中人,定能深切感受到那片土地的干旱与寒冷,也自然对江南充满向往。气候带的南移,让长安逐渐衰落,这似乎是天意的安排。而如今西安重新崛起,正因为全球变暖带来的气候带北移,仿佛再次印证了300年河东,300年河西的历史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