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86年,北宋雍熙三年。
整个大宋朝野上下都憋着一股劲——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机会,终于来了。
辽景宗耶律贤刚死不久,辽圣宗才十二岁,萧太后一个妇道人家主政,内部人心不稳。宋太宗赵光义觉得,这是老天爷赏饭吃的机会,不抓住对不起祖宗。
于是,北宋调集三路大军,二十余万精锐,浩浩荡荡杀向北方,史称“雍熙北伐”。
开局很顺,顺得让人不敢相信。
西路军潘美、杨业连克寰、朔、应、云四州,刀锋直指幽州;中路军田重进出飞狐,拿下蔚州;东路军曹彬虽然慢了点,但也稳扎稳打。
三路大军像三把钢刀,从西、中、东三个方向同时插向辽国的心脏。辽军被打得节节后退,萧太后甚至做好了“退守草原”的准备。
只要三路大军配合得当,在幽州城下合围辽军主力,别说收复燕云,就是把辽国打残也不是没可能。
但问题是——合围需要一个关键前提:东路军必须死死拖住辽军主力,给西、中两路包抄的时间。
这个任务,落到了东路军主帅曹彬头上。
而正是这个人,用自己“教科书级别”的摸鱼操作,把一场必胜的仗,活活打成了北宋四十年的战略被动。
先说曹彬是什么人。
北宋开国名将,灭南唐、平北汉,战功赫赫,为人低调谨慎,宋太宗最信任的将领之一。论资历、论能力、论信任度,东路军主帅非他莫属。
可偏偏就是这位“大宋第一良将”,在这场最关键的大战中,上演了一出让人血压飙升的“摸鱼大戏”。
战前宋太宗的部署非常清晰:曹彬率东路军从雄州出发,缓慢推进,目标是牵制辽军主力,不要求你攻城略地,只需要“持重缓行”,等西、中两路完成对幽州的合围。
说白了,东路军就是“肉盾”,负责扛伤害、拉仇恨,不需要赢得多漂亮,只要别输就行。
但曹彬是怎么做的呢?
一开始,他确实按计划行动,攻下固安、新城,兵至涿州。但很快,问题来了。
辽军主将耶律休哥(没错,就是高梁河之战让宋太宗坐驴车逃跑那位)看出了宋军的意图。他不跟你硬拼,而是玩起了“断粮道”的老本行。辽国骑兵四处袭扰宋军补给线,曹彬的粮道被切断了。
断粮在冷兵器时代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解释。曹彬只能下令从涿州撤回雄州,等粮草运上来再打。
到这里,还属正常操作。可接下来,曹彬就开始上演“迷惑行为大赏”了。
撤回雄州后,宋太宗紧急下令:东路军不要再往前拱了,就地待命,等西、中两路打过来再一起行动。
这是最稳妥的方案。可曹彬手下的将领不干了。
东路军里有不少是当年跟着宋太祖打天下的骄兵悍将,一看西路军杨业在那边打得风生水起,连克四州,自己这边却缩在雄州吃干饭,脸上挂不住啊。天天跑到曹彬那儿嚷嚷:“咱们是主力,怎么让潘美那老头抢了风头?”
曹彬这个人有个致命弱点——听话,但不是听皇帝的话,是听部下的话。他耳根子软,架不住人多嘴杂,竟然在未经请示的情况下,下令东路军再次北上,直扑涿州。
这个决定,直接葬送了整个北伐。
要知道,东路军当时已经因为粮草问题折腾得够呛,士兵疲惫,士气也不稳定。再次北上,粮道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而且你主动冒进,正好给了耶律休哥围歼你的机会。
果然,曹彬大军刚到涿州,耶律休哥就集中辽国最精锐的骑兵,在涿州城外的岐沟关,对宋军发起了致命一击。
这一战,史称“岐沟关之战”。
宋军大溃,数万人死伤,粮草辎重全部丢弃,曹彬带着残兵连夜南逃。辽军骑兵在后面追杀,宋军尸体填满了沟渠。
至此,东路军彻底废了。
东路军一崩溃,整个雍熙北伐的布局全部被打乱。
西路军和中路军本来按照计划稳步推进,结果发现自己的侧翼和后方突然暴露在了辽军面前。辽军主力击溃曹彬后,立即调转枪口,扑向兵力薄弱的西路军。
这时候,宋太宗下令全线撤退。但撤退也需要掩护啊。
西路军主将潘美和监军王侁给杨业下了一个送死的命令:你带兵去吸引辽军主力,掩护百姓内迁。
杨业是北汉降将,知道自己在宋军中的尴尬地位,他提出建议:在陈家谷口设伏,我带兵诱敌深入,你们埋伏好,等辽军进入谷口,两面夹击,可以打一个大胜仗,掩护撤退。
潘美同意了,在陈家谷口布下伏兵。
杨业率部出击,果然把辽军引入了谷口。杨业且战且退,退到陈家谷口时,按照约定,宋军伏兵应该杀出。
但等杨业回头一看——谷口空空荡荡,一个人影都没有。
原来,潘美和王侁在谷口等了一会儿,听说杨业前锋失利,以为他已经被消灭了,又担心辽军主力追过来,就擅自撤走了伏兵。
这个操作,在战场上叫“卖队友”。
杨业孤立无援,被辽军团团围住。他奋战到底,部下全部战死,儿子杨延玉也死在了战场上。杨业本人受伤被俘,绝食三天而死。
北宋最能打的将领之一,就这样被“摸鱼”的队友活活送进了鬼门关。
雍熙北伐的失败,给北宋带来的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惨败,更是财政上的灭顶之灾。
为了这次北伐,宋太宗几乎掏空了国库。
二十多万大军,几十万民夫,长达数月的后勤供应,耗费的粮食、军械、物资是一个天文数字。《续资治通鉴长编》里记载,光是东路军一路,调集的民夫就超过十万人,每天消耗的粮食“以万石计”。
而战败之后,这些投入全部打了水漂。数万精锐士兵阵亡,大量武器装备丢失,边境地区的城池、粮仓被辽军洗劫一空。
北宋的经济底子本来就不算厚,雍熙北伐这一仗打完,财政直接见底。宋太宗不得不下令全国加征赋税,甚至卖官鬻爵来填补军费窟窿。
老百姓的日子就更难过了。河北、河东一带的百姓,本来就被战乱折腾得够呛,战败之后辽军大举南侵,烧杀抢掠,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
这就是“搞破产”——字面意义上的破产。
雍熙北伐失败后,北宋彻底失去了战略进攻的能力。
此后的宋辽战争,基本就是辽国想打就打,北宋只能被动挨打。辽军年年南下“打草谷”,北宋的河北地区被打成了一片废墟。
直到公元1004年,萧太后和辽圣宗亲率二十万大军南下,兵临澶州城下,直逼东京开封。
宋真宗在寇准的逼迫下御驾亲征,好歹在澶州城下挡住了辽军,射杀了辽军主将萧挞凛。
但即便如此,北宋还是选择了和议。不是不能打,而是真的打不起了。
澶渊之盟,北宋每年向辽国纳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换取辽国不再南侵。
表面上看,这点钱不算多,比打仗省钱。但从战略上看,这意味着北宋正式承认了辽国对燕云十六州的占领,放弃了收复失地的正当性。
一个中原王朝,向北方游牧政权称兄纳贡,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头一遭。
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雍熙北伐中,曹彬和潘美那两次致命的“摸鱼”。
曹彬回到开封后,宋太宗虽然气得牙痒痒,但也只是象征性地贬了他的官,没多久又重新启用。因为曹彬是他最信任的人,他舍不得动。
潘美受到的处罚更轻。民间对潘美就没那么客气了。在《杨家将》的故事里,潘美被丑化成大奸臣“潘仁美”,成了害死杨业的罪魁祸首。
说实话,潘美挺冤的。真正该负主要责任的,是那个临阵撤军的监军王侁。但潘美作为主帅,没能坚持正确的军事方案,被监军牵着鼻子走,这个锅他也甩不掉。
至于曹彬,历史评价就更微妙了。《宋史》说他“仁恕清慎”,是个好人。但好人就能打胜仗吗?
恰恰相反,雍熙北伐的失败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道理:在战场上,耳根子软的老好人,比明着坏的奸臣更可怕。
曹彬不是不忠诚,不是不努力,他只是在一个最需要他硬起来的关键时刻,选择了听从部下的怂恿,选择了自己“不做决定”。
这种“摸鱼”,表面上是随和、是好说话,本质上是不敢承担责任。
而不敢承担责任的将领,放在和平时期,可能是一员良将。放在决定国运的战场上,就是一场灾难。
雍熙北伐,本来可以成为北宋收复燕云的高光时刻,却被两个“摸鱼大将”的决策失误,硬生生打成了国运转折点。
此后四十年,北宋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从战略防御转入“花钱买平安”。
一个本来有可能成为汉唐之后又一个强盛王朝的北宋,就这样,跪着活了一百多年。
直到靖康之耻的那一天。
参考文献:
《宋史·太宗本纪》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
《辽史·圣宗本纪》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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