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有三个同父同母的弟弟，分别是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兄弟四人同出一脉，血缘紧密，本应在帝国框架下共同维系一个庞大的草原帝国秩序。然而历史的走向往往冷峻而残酷，旭烈兀因长期远征西亚，重心早已偏离中原权力核心，对汗位几乎没有兴趣与参与欲望，因此真正能够参与最高权力争夺的，只剩下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两人。蒙哥的突然去世并未留下明确的继承遗嘱，使得汗位瞬间陷入真空，一场自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内战，悄然拉开帷幕。 阿里不哥作为拖雷的幼子，按照蒙古传统“幼子守灶”的习俗，自然掌握着蒙古本部的核心资源。他长期驻守和林，手中不仅掌控着帝国的中央政府体系，还握有国库与大量千户军队，漠北诸王公贵族大多倾向支持他，这使他在名义与制度层面都占据了天然优势。然而他的短板同样明显——久居后方的他缺乏独立统兵征战的经验，在真正的战争与权力博弈中，这成为他难以掩饰的弱点。正因如此，阿里不哥深知自己必须依靠制度与合法性取胜，于是他极力推动忽必烈回到蒙古本部，共同召开忽里勒台大会，试图通过传统程序在诸王公面前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从而顺势登上大汗之位。 而忽必烈自统辖漠南以来，逐渐倾向于吸收汉地制度，重用汉人治理国家，这种治理方式与漠北保守的蒙古贵族体系之间矛盾日益尖锐。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一旦回到蒙古本部，自己在漠北几乎没有根基，政治基础等同于空白，那将不是参与竞争，而更像是被架空甚至被“送上祭坛”。因此他选择拖延，以时间换空间，拒绝轻易回归。双方使者往返不断，谈判与试探交织，表面仍维持着兄弟间的礼仪，实则矛盾不断积累、逐渐走向失控。

到了1260年4月，忽必烈在开平率先行动，打破了所有传统规则，单方面召开忽里勒台大会。在这场由他主导的集会上，其亲信集团一致拥立他为新的大汗。支持他的力量主要来自漠南蒙古的贵族体系，包括窝阔台之子合丹、斡赤斤之孙脱合察尔，以及木华黎后裔等势力。这些力量虽然分散，却共同构成了忽必烈在南方的现实政治支撑。 但问题在于，这次所谓的会盟从一开始就缺乏传统合法性。在蒙古旧制中，忽里勒台大会必须在蒙古本部举行，并且必须召集成吉思汗四大封地的代表共同参与。忽必烈的这次会议既仓促又局限，本质上绕开了传统程序，因此在保守派眼中，这更像是一场披着仪式外衣的政治行动，甚至近乎“以会盟之名行夺权之实”。 然而忽必烈并不在意外界的争议，他真正关注的是“大汗”这一名号所代表的统治权力。他需要的不是所有人心服口服，而是一个可以对全蒙古发号施令的名义，一旦既成事实，权力便会反过来塑造合法性。

但他没有预料到的是，这种突破规则的方式并非他独有。既然你可以在开平自行称汗，那么别人同样可以复制这一逻辑。阿里不哥起初被忽必烈的突然举动打乱节奏，一度措手不及，但很快便调整策略，迅速在漠北组织召开忽里勒台大会，并在会上同样宣称继承成吉思汗正统汗位。至此，蒙古帝国内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两个大汗并立，南北对峙骤然形成。 蒙古帝国的裂缝在这一刻被彻底撕开，从潜在矛盾演变为公开对抗，并迅速扩散为影响整个欧亚大陆格局的连锁反应。旭烈兀在得知局势后，停止继续向西亚扩张，转而在当地建立伊尔汗国，逐渐形成独立政权，他后来选择支持忽必烈的阵营。而位于北方的金帐汗国则倾向支持阿里不哥，尽管这种支持更多停留在政治态度层面，实际援助有限。金帐汗国当时的统治者别尔哥是一位坚定的伊斯兰信徒，整个汗国也正在加速伊斯兰化进程。此前旭烈兀在西亚征战时，以极端方式处置末代哈里发的行为，深深激怒了别尔哥，再加上双方各自支持不同大汗阵营，矛盾最终在遥远的西方爆发，黄金家族的后裔在各自国家的名义下展开冲突。 与此同时，察合台汗国最初选择支持阿里不哥，但其统治者阿鲁忽展现出极强的政治灵活性。他巧妙利用两位大汗之间的对抗，在夹缝中巩固自身权力，使汗国逐渐走向事实上的独立，这也是该家族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在局势最关键的阶段，他又转而倒向忽必烈阵营，这一决定直接削弱了阿里不哥的支撑力量，加速了其最终失败与投降。

忽必烈的称汗行动，看似在权力斗争中取得胜利，但其带来的连锁反应却远比胜负本身更加深远。虽然他最终在竞争中胜出，但由于继承过程缺乏传统意义上的完全正统性，各大汗国开始逐渐不再将中央皇权视为绝对核心，帝国政令也逐渐退缩到本部范围内执行。此后，各地汗国纷纷走上独立发展道路，蒙古帝国由一个统一整体逐渐松散为多个区域政权。 因此，从历史发展的结果来看，蒙古帝国的分裂并非一瞬间完成，而是从忽必烈打破传统继承秩序、开启双汗并立局面开始逐步加速的。他也因此被视为蒙古帝国事实性分裂的关键推动者。从他执政伊始，那个曾经横跨欧亚、作为统一整体对外行动的蒙古帝国，便再也未能以完整形态重新凝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