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打着“青天”名义的清朝“京控”制度，为何最终不了了之？

“京控”是什么？，在清朝时期这是一个发展成熟的制度，即上京城告状。虽然传统中国在很早时期就已经存在着“京控”的行为，但实际上直到清朝中期“京控”才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此以后一直困扰着清政府，直至灭亡。在古代社会之中，庞大的官僚机构在治理帝国过程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贪官污吏，在此里边，冤案也掺杂其中的发生着。

想要抚平人心，这些冤案，必定需要一个得到控诉的地方，除了什么造反起义以外，另外一个可行之路，那就是上京申冤！皇帝则为最后的制裁者，那也就是最后的“青天”。说白了皇帝本人为了人民社会树立了一个最后青天的形象，使大家不至于对朝廷失去信心，不管到最后有没有为申冤人归还一个清白，但也起到了很大的心理作用，以这种所谓的制度来弥补庞大官僚机构的弊端。

二：最后的“青天”

在古代法律上允许平民百姓直接向皇帝申冤，一般称为叩阍制度。这种制度虽然好可以抚平民心，也可以安慰人民，但这种好并不一定是落实的好，也就是说你想申冤不一定就可以申得成功，不是在衙门面前哭天喊地就可以了的。

1:“京控”在清代大力推行的原因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心知肚明，虽然皇帝是最后的“青天”，但这个青天不是神，而是操劳国事的皇帝，不可能面面俱到，也不可能把每个平民百姓的申冤案件一个个审查。所以也就形成了京控制度，在清朝时期开始形成制定，根据申冤的地点的不同，对原申冤的方式作出区别，直接跪拜宫门或者是皇帝驾车“叩阍”，在督察院，部步统领衙门等，投递呈词者，这样子则被称为“京控”。

可能大家有点难以理解，其实说白了“京控”脱胎于直接向皇帝告御状，即是“叩阍”制度，而他们两种关系差不多。但“京控”明显减轻了皇帝的负担。可以申冤的对象也不只有皇帝一人，可以通过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等一些机构。有了这些机构而又恰恰产生了极大的官僚系统。

即便是“叩阍”的获罪几率很高，申冤几率很大，但是一个平民百姓来说所需要的成本很大。而“京控”则有所不同，成本不高，有时候可以得到“免议”，也就像现在的无罪释放一个道理，也会出现贪污受贿的现象，即便是案情比较严重，但这种关系在里面，也会得到较轻的定案。

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即便是这种现象的存在，但由于自身并承担不起太大的成本，又想让可恨之人得到惩罚，就常常会选择“京控”。除了说这些以外，康熙和乾隆两代皇帝为了避免“叩阍”现象出现许多不良情况，也分别做了不少措施。

2:康熙帝时期时

像康熙帝这样的皇帝比较仁慈，大多数情况下不会用在惩罚方面下重手，而是以视而不见的方法来应付。一生中六下江南，也经常外出狩猎。而在这种时候，许多百姓会借此机会来进行“叩阍”。即便如此，康熙也还是视而不见。

“此断不可收览！民人果有冤抑，地方督抚等官尽可申诉；今因联巡幸，纷纷控告，不过希图幸准，快其私怨。若一经发审，其中事理未必皆真，地方官奉为钦件，转转驳讯，则被告与原告之人皆致拖累。以小忿而破身家，后悔无及矣”这是康熙帝在路过宿迁县时，遇到“叩阍”者时对侍卫说的一番心里话。

3:乾隆帝时期

而乾隆帝则就不一样了。乾隆时期开始，叩阍哲不管是有冤屈或者是没有冤屈，都经常被治以冲突仪仗重罪，意思就是说，即使你申冤是真的，也有很大可能会受到惩罚 所以许多平民百姓来选择京控。但如果你没钱，没有贿赂官员的行为，可能也会挨打。

这是因为平民申冤丢的是地方官员的脸面，表示了地方官员的不作为，管理的不好而造成的，所以申冤者则要受到地方官员的惩罚，像《大清律例》里载：“凡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即实亦）笞五十”。

相比叩阍，的确是轻松许多，但也有所危险。可能大家会想到像电视里面的情节，进京告御状。其实在乾隆时期，你想进京告御状可不一定就能进京。就像古文里记载到的一个例子。

道光13年里，直隶广平府肥乡县民人常守金和张宗启等呈控常守银与张宗明赴县完粮，因见张小妮被诬为贼，其父张祥与捕役发生口角，被刘勃等喝令殴打，门丁捏禀该县，即行责押。捕役复诈赃京钱三百吊，不给就被杖一百，先后因伤残命，后来府控，该府委员验明多伤。两人要去京控时，该县竟然“派差截拿”，不欲其进京。

4:抑制叩阍的原因

三：嘉庆帝改革

京控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发展，在经历历代的改革，最值得说的还是嘉庆对京控的审判方式的改革。

1:嘉庆改革开始

嘉庆四年以前派申和提审已经不再作为常规的处理方式，则代替的是采用奏交，咨交，驳回三种处理方法。嘉庆15年以后，为了加强对地方审理监控案件的监督，要求各省每年两次向中央集中上报对本省京控案件的审理情况。

即便是如此，加上了前三种处理方式，但一些案情，特别是轻微的民事事故，和一些案情重大案情， 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审查案件的官员也极难把握，事实上也正是这种规定的模糊性，反而成为了皇帝，可以用来对官员进行敲打和监督的工具。

而在嘉庆4年里，终于真正掌握了权力的嘉庆帝决心，改革前朝弊端。措施之一就是，广开沿路，开放京控。官僚主义的现象不在明显话，贿赂减少，京控不仅是国家展现司法正义的场所，也变为了被视为朝廷体恤民情的重要标志。

嘉庆四年开放京控，既是对新政朝展现一种新气象的宣誓，同时更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申冤案情中以前模糊性的标准化界限已经有了规定与条例，但由于这样的改革，使得叩阍的现象增多，也加重了自身的公务，这是嘉庆帝在宣布开放京控时没有想到的 。

虽然自身对都察院的懒惰风气不满，自身也说过不怕审理案情，而在时代的变化下，嘉庆帝不在任位后，不是每一位皇帝会像嘉庆帝一样愿意花这么多的精力在这些事情上，所以嘉庆以后再对京控案件处理方式的改革在无出现。这样的停止也预示着中国最后一个皇朝在京控这个制度上的无奈与无能，慢慢的则变成了官僚主义的资本交换场所。

四：结语

通过上面的叙述，已经是打破了我们本固有的观念，也就是认为上京告御状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却不知道长达几个朝代的京控和叩阍制度到并不是人们所想要到公证的地方。但这个延续了几个朝代的制度，即便是到了大清皇朝灭亡时期它也一直存在，这也说明了即便是多腐败无能，其中也有其法律和制度所在。

清朝政治体制解决不了，其无法从根本问题解决问题，金控作为民众深渊的最后渠道，一旦完全丧失其功能，民间之小民很可能选择弊端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社会动乱便不可避免。在嘉庆朝后，不得不承认，京控逐渐成为清朝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地方接案现象接而不管，而又导致了京控现象在扩大，这也伴随着清朝的政治体系，到了最后的灭亡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