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国书”编纂完成后还有进奉仪式？聊聊南宋时期的“进书仪”
宋神宗
进书仪主要指将官方编纂的宗室谱系属籍、君主玉牒等皇室档案，实录、宝训、圣政类官修史籍以及其他君主著作安奉至专属殿阁的活动。
南宋绍兴晚期，官修著作在编纂完成后举行仪式进奉逐渐形成为固定的进书制度。进书仪制的确立、固定与完善体现了高宗朝后期以来对于祖宗朝史籍的崇奉之意，更多地赋予了“国书”仪制层面上的象征意义，其规制为南宋各朝所遵行。
一、“进书”类别与进书仪制
“进书仪”之名不载于宋代国家礼典的仪制条目中，而仅见于《宋史·礼志》，其中 “进书仪”条收录了自绍兴二十年（1150年）进呈高宗《中兴圣统》以来多种进书活动，涉及多种著作。就其类别而言，进奉之书应为“国书”，即官方修撰的政史类著作。
1. “进书”的类别
《玉海》总结进书类别为：“玉牒、国史纪志传、实录、日历、宝训、政要会要、仙源类谱、积庆图、御集、经武要略、敕令格式、宽恤诏令。”较之《宋志》更为详备，基本涵盖了南宋进书的所有种类。
进书按类别可分为四类：
第一，实录、国史、日历、宝训、政要会要等官修国史。始于绍兴六年（1136年）进呈《神宗实录》，曾举行相对简单的仪式，未成固定制度。
第二，君主《玉牒》、宗室属籍等宗室档案。
第三，君主御集、《经武要略》，皆为君主御制著作。北宋真宗朝以来，为已故君主编纂御集并专门建阁保存逐渐形成为一项固定制度。南宋继承北宋旧制，除收集此前散佚的北宋诸帝御集外，自《徽宗御集》始陆续纂修君主御集。《经武要略》则为枢密院负责修纂的有关武备兵略类国书。北宋仅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首见纂修。而南宋除度宗朝外均纂修《经武要略》，成为重要的国书之一，专于枢密院后建“经武阁”以收藏并行礼安奉。
第四，敕令格式、宽恤诏令，属诏敕类，虽履有纂修，但未见举行专门仪式。南宋时期举行进书活动的主要指前三类。
宋金“绍兴和议”
2．进书仪制的演变发展
宋金“绍兴和议”缔结后，威胁高宗统治的隐患削除，为“继承前朝的大义名分，借此追求自身的正当性、绝对性”，史籍修纂工作逐步展开。而仪制的重构与礼仪建筑的恢复更是绍兴后期的政治活动的重点。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定都二十年，而郊庙宫省始备焉。”“息兵后将二十年，而礼乐始备焉。”进书仪制正是这一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北宋神宗以前，进国史、实录等国书未见举行具体仪式。神宗时期稍重其事，进呈官修史籍有进读、顾问、宣坐、赐茶、赐宴等制。
北宋时期进奉国书并未事前专门令礼部、太常寺等礼仪典制机构讨论制定具体规程，也不设立专门的礼仪使等官，“不过宰臣率史官诣崇政殿以献而已”。加之北宋进奉国书仅限于国史、实录两类，次数不多，所以多临时措置。进书仪制至神宗朝虽已见雏形，但规模不大，仅宰相与史官数人参与，仪程也不固定。这更多是君主与史官之间私下、内部的小范围交流、庆祝活动，并非公开的国家礼典。
标志进书活动仪程固定化的是绍兴二十四年（1 154年）进奉《徽宗御集》关于宋代君主御集的进奉，北宋时期的记载相对简单。进奉御集仅见于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其时奉安《真宗御集》的天章阁建成，真宗“令两街僧道具威仪，教坊作乐”，自“玉清昭应宫安于天章阁”。
此为真宗在位时为奉安本人御集所行之仪，与其后奉安前代君主御集事体不同，仅此一见，为一时之制。其后北宋进呈君主御集即不见举行进奉仪式，并未成为固定仪制。自《徽宗御集》开始，进书活动渐趋固定完善，且为其后南宋各朝沿袭。
宋真宗
二、“进书仪”的仪制特点
1. 进书仪作为国家礼典
进书仪作为南宋初期确立并固定化的仪制，它与同时期景灵宫奉安神御、神主衬太庙仪式规程基本相同。景灵宫作为奉祀宋代始祖的“原庙”，是太庙之外最重要的祠奉历代帝后神主、御容场所。在仪程规制上，进奉国书与景灵宫、太庙的奉安神御、神主之间具有相似性。进书仪作为国家礼典，有将“国书”作为君主神格代表之含义。这是由于进呈国书“事干国体”，南宋朝廷对于进书仪制格外注重之故。
2.《徽宗御集》进书场所为天章阁
天章阁自北宋时期即奉藏君主神御，是皇城内重要的宗庙场所。南渡以来，天章阁作为重建景灵宫之前祖宗神御、御容最为集中的收藏地点，专称“天章阁神御”。此外，留存于行在的宗室属籍、祖宗御制等国书亦集中藏于天章阁。绍兴十三年（1 143年），景灵宫神御殿建成后，天章阁依旧是安奉神御的重要场所。每逢“时节、朔望、帝后生辰”，皆于天章阁举行荐献御容仪式，以示崇奉之意。其作为礼仪空间的重要性始终存在。
绍兴二十四年（1 154年）重建天章阁，是绍兴和议以来重建行在宗庙建筑的重要事件，其建成意味着国家礼仪建筑的恢复基本告毕。与此同时，进呈《徽宗御集》仪制的确立也从仪制的层面表明南宋时代进书仪走向完备。
太子加冠
3. 进书礼仪规格位列高层礼典
在绍兴晚期进书仪完善的过程中，除仪式规程仿照进奉神主外，礼仪规格也位列高层礼典。以举行进书仪前的奏告制度与仪仗规格为例：奏告是施行国家高规格典礼的前期仪式，告礼的施用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典礼的规制与层级。
绍兴晚期以来除北宋告礼礼目外，逐渐扩大了使用告礼的门类。据《宋志》概括而言，除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人叛盟兴师”、开禧二年（1206年）北伐“吴曦伏诛”、端平元年（1234年）人洛“获完颜守绪函骨”等军国大事行告礼外，其他多为举行进书仪之前举行奏告，表明南宋进书仪在国家典礼中所占分量非常重。
从标示礼仪规格的仪仗规制来看，《文献通考》记述高宗朝以来的仪仗等级时说：“高宗中兴后，唯设大驾、法驾及黄麾仗……黄麾细仗，五百人，迎奉册宝、玉牒、国史、圣政、会要、日历、御集、宝训用之。细仗，一百人，进呈圣德事迹、经武要略，及独进玉牒用之。”
黄麾细仗，北宋用于文德殿发册、太子加冠等高级别大礼。出于对国书严奉宝藏的目的，也由于仪程固定化与君主亲自主持参与，进书仪在立仗制度上进人高级典礼序列。
三、进书制度导致推恩加官泛滥
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确立进书仪制以来，进书活动成为其后南宋朝廷例行的政治活动。由于朝廷在补修北宋缺失的国书同时还需要修撰本朝史籍，导致进书活动频繁举行。隆兴、乾道后，进书基本每年皆举行一至两次，加之参与典礼的官员群体庞大，导致典礼后推恩加官逐渐出现泛滥问题。
名义上领衔进呈的宰执以提举官的身份参礼后例皆得以转官。由于官阶已高，可转空间有限，多辞免或回授。绍兴晚期，秦桧就多次领衔进书，因当时其本官已晋太师，无法再行转官，只得依例回授亲属。例如，《徽宗御集》进书加恩回授，“赐直秘阁吴益三品服，封秘阁修撰，秦堪妻赵氏为令人”。
对于参与进书的修书官与胥吏、内侍而言，进书推恩成为升进的重要渠道之一，同样弊端丛生。虽然有修书官主动提出辞免，如乾道四年（1168年），国史院编修官李焘就曾辞免进呈钦宗实录、帝纪后所获得“转一官，减一年磨勘”的推恩待遇；同时，提举官、右仆射蒋芾也辞免转官推恩。然而此种情况比较少见，更多的是借助进书得以超速转官。较典型的例子有孝宗朝的盖经，他半年的时间凭借进书得以超转三阶。
由于进书推恩成例的存在，使得推恩浮泛的弊端不能根本消除，“一遇进书，虚文浮费不可胜举”。为解决名秩轻授以及费用浩繁的问题，朝廷时常对进书的推恩范围与恩赏程度加以限制。孝宗朝以后，国家试图通过减少进书活动和缩小推恩范围等方式来解决问题，但因典礼条例因袭旧法，效果不尽人意。
李焘
四、总结
自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进呈《徽宗御集》以来，进书仪制上由简至繁，参礼官员范围扩大，皇帝亲御前殿受书，礼毕奉安至各殿阁，规模上由内部小范围的交流转为公开大规模的仪典，推恩范围与恩赏程度较此前进书扩大，进书的大体环节自此业已完备。其适用范围逐渐扩大至御集、国史、会要等国书方面，并为南宋各朝所遵行，成为国家典礼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宋会要辑稿·职官》
2.《南宋馆阁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