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与后金对蒙古降人认识差异上，浅析明与后金对蒙古降人的安置
前言
明清交替之际，东部蒙古蒙古人相继向明、后金投降。在明末清初和金朝对峙的情况下，为了加强对蒙古降人呢的争夺，如何有效安置蒙古投降的人员是决定争夺胜负的重要因素。明人采取“用夏变夷”的办法，后金则采取了“善待来者”的办法。由于明末和后金对蒙古降民的认识不同，在安置上也各有差异，蒙古的降民纷纷投靠了后金，使得后金在与明朝的交战中占据了优势。
蒙古降人是指蒙古投降的蒙古人，后金称为“蒙古逃人”。“以往对蒙古降民的研究多集中在明代中期，而对明清时期的蒙古降民问题，却少有详细的研究，尤其是对后金招安、安置等问题的探讨。
本文以明代和后金对蒙古降民的政策为依据，结合两国对蒙古降民的认知差异，来分析明、后两国对待蒙古降民安置的不同之处
明代中叶时期蒙古人的投降策略
明代前期，元朝在漠北大草原上的残余力量是其最大的威胁。明廷在对其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还采取了积极的招安策略，引诱蒙古人向明朝投诚，以壮大自身，削弱北元。
洪武四年十二月，明廷除赏衣、米、钱、宅第等蒙古官员，“月钱米有差”，以保障蒙古人的生计。洪武二十一年“赐东昌府新兵，十锭统领，千户八锭，兵丁五两。其永平、德、蓟卫等卫，都是如此。”
按照蒙古人的品级，赏赐衣服、衣服、银子、粮食。朱棣登基后，把这一方针扩展到了明朝的西北边疆和南部。
永乐3年7月，明朝颁布了对甘肃和宁夏边境地区蒙古人的奖赏标准：
“统领二十头牛，一百五十头山羊；统领、十四头牛、七十头羊；统领、牛十、羊六十；一千户，卫所镇抚，牛十，羊五十。随行的官兵，每人二十头牛，二十只羊，衣鞋布，都是差价。”
永乐七年九月，对迁入南京的蒙古降民，提出了“钱、衣、布、绢、鞍马、牛、羊、米、薪等日用之物。”宣德年，明廷破例，打破了蒙古人“勿给土地”的传统，即：“侯四百亩，伯三百亩，都尉二百五十亩，都统两百亩，统领一百五十亩，统领一百五十亩；千户，卫镇使，一百二十亩；百户，所镇抚百亩。”
蒙古大员从侯爵到百户，赏给了三百亩到一百二十亩。这一积极的征兵政策，使得蒙古人不断的向南方迁徙，在明朝的土地上繁衍生息，越来越强大，逐渐的削弱了北元的实力。
然而，自元朝统一以来，明朝的文武百官天生就对蒙古抱有一种天生的戒心，他们相信蒙古投降的人“势单力薄，被迫回国，休养生息，无所顾忌，唯恐边镇不能守住，不如迁移到内陆，以免夜长梦多。
”明太祖朱元璋提出“用夏变夷”的安居理念，主张：“人之本性，皆可为善。以夏为夷，乃古法也。将所有的官员和臣民，都送到了中国，让他们接受我们的教义，让他们慢慢地接受礼节，以革除他们的习俗。”
1448年，明英宗被废。10月，亦先带兵攻至北京，“时将降之人安于京师，乘此良机，皆为盗。”为此，刘定之建议：“趁大军集结之时，将其族人迁移到南方，禁止他们繁衍后代，不得通婚。换了一身新的衣服，就不能再遵守了。或以为兵，使中国之伍相错，以阻之；或者是为了人民，让他们远离中国人民，让他们变得更好。”他呼吁朝廷加强对蒙古人的控制。
明英宗
景泰五年，明廷借广、湖、贵等南方苗人之机，将河间、东昌等地的蒙古人派去征战，然后将妻子送到京城，“不会有任何问题”，这才消除了蒙古人在京师的威胁。
可见，由于“土木之变”中蒙古降民时有反叛，明廷适时地对蒙古的降人策略进行了调整，从早期的以征募为主改为以约束为主，使大批蒙古降民迁入内陆，以达到“用夏变夷”的目的。
隆庆议和之后，明廷允许蒙古右翼俺达汗进行朝贡、互市，并授予他的爵位和奖赏，以维护西域的安定。但明廷与土蛮汗所领导的左蒙古并未缔结和平条约，土蛮汗为了与明朝通贡互市，仍率察哈尔、喀尔喀、哈喇慎等人，与女真等人结盟，在辽东一带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蒙古降民因熟知“虏中情形”及地形，在战争中常常扮演关键角色，逐渐为明廷所重视。万历八年三月，辽东巡抚安九域，在夷夏之地的传统观念下，以“广宁降夷虏桀骜不驯，恐有后患”为由，向朝廷提出了“解散”的要求。
明廷对这一点有怀疑，说蒙古降民“已有一段时间了，一旦迁移，恐有后患，且该镇屡战屡胜，功不可没”，命他“万全，还需查证。”辽东的周咏也对安九域的安排表示异议，他说：“刚降就被遣散，恐怕会引起怀疑，而且很难让他归顺。”明廷在广宁蒙古的降民，得到了很好的结果。
1584年抚镇李成梁认为，“贼人有阴谋，何不趁此机会，一举歼灭倭寇，明军在边境大败，斩首八百余人，战马五百多匹，甲仗自当。”蒙古人的准确消息，使得明军在广宁一带打败了蒙古。可见，明廷在明、东蒙古交战的大背景下，为了使蒙古的降民能够更好地发挥其在与蒙古的战争中的作用，必须放宽对其安置的限制。
明、后金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对蒙古降民的安排
明朝1618年4月，后金对抚顺发动进攻，拉开了后金与明朝之间的长时间的激战。辽东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期。那年夏天，一场干旱“赤地千里，米一石银四两、粟二两，粮草枯竭，人马被枕。”泰昌元年，“辽东大旱，草木枯死。”
连年的旱灾和严寒，导致了蒙古人的牲畜大量死亡，导致了蒙古的饥荒，蒙古人蜂拥而至。
辽东袁应泰主张积极招安，他说：“我若不救，他就会投靠敌人，这是一种优势，所以他就下了投降的命令。后金也在积极招安蒙古，在万历四十七年六月，后金占领开原，将后金和东方蒙古的联系打开，蒙古人也纷纷逃亡。
再往前走。史书记载：“辽开、铁沦陷后，蒙古人从十方寺被俘虏，被收编。今虏过辽，沈者，则投辽、沈，而开、铁者，则投奴。”“很显然，在明、金两国僵持的情况下，为了巩固自己的力量，不让蒙古投降，明廷和后金就开始了对蒙古投降的斗争。但在蒙古投降的问题上，明末和后金的立场却有很大的分歧。
明廷对蒙古降人的态度有很大的分歧。辽东经略袁应泰，提倡征讨蒙古人，认为蒙古人擅长骑射，可招募蒙古人，增强明军战力，于是贺世贤、尤世功、李秉诚、侯世禄、朱万良、姜弼等辽东武将，“各征百人，各取百人，编入百人小队，每人五十人，蛮人五六人”，这就是要将蒙古精锐中的精锐，分散在明军之中。又派总兵麻承恩、游击王世忠、备御朱梅等人，检查有没有可疑之处，可供作战，然后再派人去。但随着蒙古投降的人数越来越多，蒙古人就开始在他们的住处劫掠粮食。
袁应泰为了这个目的，命令辽东各地的蒙古人每月发一次俸禄，其中“壮者二两，老弱妇孺五两”。
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与强大的明朝对抗，努尔哈赤还积极地接纳蒙古人，实施“善待来者”的征召政策。天命六年三月，后金先后攻下沈阳、辽阳、辽河以东七个城池，后金和喀尔喀五部接壤，金蒙古的投降之人也越来越多。
明、后金时期蒙古降民的不同安排
如前所述，尽管明、后两国均承认蒙古投降在两国之间的斗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在对待蒙古投降的问题上，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首先，明廷在蒙古降民的衣食住行方面，金人则团结一致，积极主动地处理蒙古降民的衣食住行问题。明代辽东总督袁应泰，虽然在辽东诸道下檄文，以每月给蒙古降民一笔俸禄，但被傅国、辽东诸院的官员们反对。
傅国说：“我奉命用银子养兵，却不知道养蛮人。”他以为，袁应泰在信中所说的向蒙古人每月发俸禄，是“退伍实，有仇怨”，决不能答应。
袁应泰和其他几位道士商量：
“陛下赏赐三百万银子。”“陛下有令，有功之人，必有重赏。”以食为乐，何功乎？谁又能给他什么好处？”
很显然，由于蒙古人的衣食住行出现了很大的分歧，辽东袁应泰的诏书也就形同虚设，月饷也就形同虚设，根本无法解决蒙古人的生活问题。而后金国则不同，他们对于蒙古降民的衣食住行的问题，持积极的态度，思想上的统一，采取的措施也是十分有效的。
天命六年十二月，后金颁布法令，凡是蒙古人归国，“蒙古男子，每月可得一斗米，二两两银子。”蒙古人陆续回来，后金又开始了“粮食供应，却无人管理”的局面。
总结
综合上述，笔者认为，在明太祖朱元璋“用夏变夷”的政策引导下，明廷通过强迫蒙古降民进入中原，在汉族地区分散居住，逐步改变他们的习惯，从而实现了与汉族的融合，这对蒙古降人的控制、促进边疆稳定有了积极的影响。
朱元璋
但在辽东地区，明、金两大势力对峙，两国都在为蒙古人招兵买马，这一政策的实行，极大地损害了蒙古臣民的归顺，使他们无法团结起来抵抗金国。
从根本上说，明廷对蒙古人的不信任，认为蒙古人在安顿蒙古人时，首先要做的不是安排好他们，而是要做好防御工作，这样就会把他们往后金国的方向推。
与明廷对蒙古人的成见不同，努尔哈赤说：蒙古、诸申，虽有语言差异，但服饰习惯相同，把蒙古看作是一种民族。“努尔哈赤对蒙古人实行了一个切实的安置政策：将蒙古人编入满洲八旗，由蒙古人编入八旗，由他们控制；蒙古贝勒回朝，仍命他们率领部属，组成二旗相对独立，满洲八旗与蒙古二旗各贝勒结亲，结成稳固的满蒙同盟，最后与明廷为蒙古投降而战。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上风，也为后来的蒙古八旗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满文老档》，第175页
《满文老档》，第387页
《崇祯长编》卷1，天启七年十月己亥
《崇祯长编》卷5，崇祯元年正月乙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