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遂良，字登善，出身于杭州钱塘，祖籍则可追溯至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他是唐代声名显赫的名相，同时也是书法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位大家。其人性格刚直不阿，遇事敢言直谏，毫不回避君王过失。正因如此，在废王立武这一宫廷风暴中，他坚定反对武则天的上位之路，触怒权贵，最终被外放边地，人生晚景凄凉，客死他乡，令人扼腕叹息。 褚遂良的父亲名为褚亮，同样才学出众，是当时颇负盛名的文学家。在隋朝时期，他曾官至散骑常侍，本应前途顺遂，却因才名过盛而遭到隋炀帝杨广的忌惮与猜疑，最终被贬为西海郡司户。一个才华横溢的文士，就这样被时代的阴影推向边远之地，也为褚遂良日后的人生埋下了复杂的底色。 隋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陇西一带，薛举以强悍之姿割据一方，野心勃勃，意图逐鹿天下。公元617年，薛举称帝建制，褚亮被任命为黄门侍郎，而褚遂良则担任通事舍人一职。通事舍人职责在于传达诏令、奏报文书，虽职位不高，却是沟通朝廷运转的重要枢纽。

然而好景不长，薛举不久病逝，其子薛仁杲继位。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李世民率军出击，一举击败薛仁杲，后者被迫投降，最终在长安伏法。至此，褚亮父子顺势归附大唐，在秦王李世民麾下效力。初入唐营时，褚遂良被任命为铠曹参军。李世民在与其接触后，逐渐发现此人学识与才干兼备，对其颇为赏识。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褚遂良被擢升为起居郎，专责记录皇帝日常言行，以备史册之用。有一日，李世民忽然询问他：爱卿既为起居郎，不知朕的一言一行，你都记录了些什么？可否呈来一观？ 褚遂良神色从容，答道：臣所任起居郎，职责如同古之史官。凡君主之言行，无论善恶皆需如实记录，以为后世镜鉴，从而约束君德，使之不至偏失。臣未曾听闻有君主亲自翻阅史官记载之例。

李世民又追问道：若朕行事有失，爱卿亦会如实记载，不加回护吗？ 褚遂良毫不迟疑地答道：臣所守者，在于臣职而非私情。记录陛下言行，本就是臣之职责所在，因此无论善恶是非，皆当如实书写，不敢有丝毫隐瞒。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褚遂良再度升迁，出任谏议大夫。自此之后，每逢朝政进退、国策取舍之际，李世民常常征询其意见，将其视为重要辅佐之臣。褚遂良也在一次次参与决策的过程中，逐渐跻身核心，成为皇帝倚重的心腹重臣。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褚遂良被任命为中书令，正式位列宰相之列，权责愈加重大。 贞观二十三年，李世民病重垂危，将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召至榻前，语气沉重而郑重地说道：你二人皆为朕所信任之忠臣，朕心中十分明白。当年汉武帝以霍光托孤，刘备以诸葛亮托孤，如今朕之身后之事，也唯有托付于你们。太子仁厚孝顺，你们心中有数，务必要尽心辅佐，使大唐江山永固。 说罢，他又转向太子李治，语重心长地说道：有长孙无忌与褚遂良辅佐你，朕也可以安心了。

李治继位之后，先封褚遂良为河南县公，次年又晋升为河南郡公。然而不久之后，李治却以某种理由将其外放为同州刺史，仕途开始出现微妙转折。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李治又将褚遂良召回长安，任命为礼部尚书，随后再度升为尚书右仆射，位高权重。 然而朝局风云突变。当李治有意废黜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后时，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坚决反对。褚遂良情绪激烈，在朝堂之上极力劝谏，不仅摘帽卸笏，更以头叩地，以至血迹斑斑，只希望皇帝能够回心转意。这一幕虽尽显忠诚与决绝，却也深深刺痛了武则天的心，使其对褚遂良怀恨在心，日后欲除之而后快。

永徽六年十月，李治最终正式册封武则天为皇后，而褚遂良则被贬为潭州都督，彻底失势。 唐显庆二年（公元657年），褚遂良再度被调任桂州都督，距离长安愈发遥远。同年，在武则天与许敬宗、李义府等人的合力构陷之下，褚遂良被指控谋反。李治闻之大怒，下旨将其贬至爱州（今越南清化一带），远离中原核心。 一再被贬的打击，使褚遂良心中悲愤难平。他曾上书陈情，回忆自己早年追随唐高祖、唐太宗的经历，尤其在太宗改立太子之际，自己始终坚定支持李治，希望以往功绩换得一线回归长安的机会。然而，这封奏书如石沉大海，始终未得任何回应。

显庆三年（公元658年），褚遂良在爱州病逝，终年六十三岁。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