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究竟起源于何处，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历史学界。史学家徐旭生在翻阅大量先秦文献后，提出了两个值得重点关注的区域：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盆地及其周边，二是山西西南部。

1959年5月，徐旭生带着对历史的执着和好奇，踏上了河南的土地，先后走访了登封、禹县、巩县、偃师等地。正是在这一系列实地调查中，他最终发现了二里头遗址。起初，他甚至一度认为，这里极有可能是商汤的都城。然而，当他在距二里头约六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另一座更符合汤都特征的偃师商城时，学界才逐渐形成共识：二里头才是夏都的遗址。就在徐旭生准备前往晋南继续寻找夏文化遗存之时，却恰逢山西的麦收季节，使田野考察无法展开，这次探访也只能草草收场。

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二里头遗址不断揭示出它的宏大与辉煌：大面积的宫殿建筑群、坚固的宫城城垣、纵横交错的道路遗迹，以及青铜冶炼作坊、绿松石器制造作坊等象征广域王权的出土文物，一一呈现出这座古城的王都气息。尽管如此，二里头究竟是不是夏朝的文化遗存，却仍缺少直接、不可争辩的证据。2022年6月，《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正式出版，从国家层面对二里头遗址属性给出了权威结论：二里头遗址可认定为夏都斟鄩，而以王城岗遗址二、三期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则成为考古学上探索早期夏文化的核心对象。乍看之下，夏朝起源地在河南似乎已成定局。然而，由于至今二里头及王城岗遗址未发现任何能够直接与夏建立关联的自证性材料，曾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的许宏教授仍坚持中性描述，将二里头称作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邑，而非直接称之为夏都。

若说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而二里头已经证明具备最早王权国家都邑的特征，为何它不能直接等同于夏都呢？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心中的夏朝，是否就是二里头人自认的夏。举个例子，早期中亚和东欧的突厥语、斯拉夫语文献中，常将中国称为契丹，但对于同时期的宋朝而言，却绝不会自称为契丹。因此，在二里头尚未出土与夏直接相关的文物之前，就产生了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夏确为一个政权自称，但并非二里头，而是与二里头同期存在的另一政权，只因后人对夏朝的认知更为深刻，自然而然地将二里头视作夏都遗迹。

第二种可能，夏只是它人的称谓，而非夏朝人自称。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例如商朝迁都殷后，仍自称商，但周边诸侯习惯以居地称之为殷，同期周人则在甲骨文中称商王为衣（殷）王。事实上，在已知的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并未出现直接称某政权为夏的记录；夏朝作为朝代名，最早可追溯至西周之后。正是周人自称有夏，强调商朝的天下继承自夏后氏，因此西周以后的史书才明确夏朝的存在。除此之外，西周以来的文献记载，亦与考古发现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专家组认为二里头为夏晚期都城斟鄩，而夏早期都邑，则应在王城岗等河南龙山文化遗址中寻找。为增强结论说服力，专家组援引《逸周书》中自洛汭延于伊汭，据阳无固，其有夏之居，《国语》中昔伊洛竭而夏亡，以及《战国策》中夫夏桀之国……庐、皋在其北，伊、洛出其南等先秦文献记载，试图佐证夏都在伊洛平原一带。这些记载与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呼应，但相比二里头显现出的广域王权景象，这些文字资料仍显模糊，仅能说明伊河洛河在夏朝境内，却无法直接指向偃师一带，更无法证明夏朝起源地就在河南。

先秦文献还提出另一种可能：夏朝起源于晋南。《左传》记载唐、虞及夏同都冀州，《竹书纪年》记述尧、舜、禹帝继位，居冀……启归于冀都，这里的冀，即山西南部一带；《世本》则称禹都平阳（今山西临汾）。更多文献还称山西南部为夏墟大夏，晋国追溯祖先事迹时记载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今山西临汾），方百里，故曰唐叔虞，甚至商汤灭夏的鸣条之战地点鸣条也定位于晋南。这说明，在古人眼中，晋南确为夏后氏活动区域。只是，考虑到夏朝历史上曾频繁迁都于晋、豫、鲁等地，上述记载仅能确认平阳一带曾为夏都，而非夏朝发源地。

然而，随着陶寺遗址的发掘，一段关于夏起源的文献记载得到了令人意外的佐证。陶寺遗址位于山西临汾，是早于二里头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存，其地理位置、年代和文化面貌与史书记载的尧帝陶唐氏高度吻合。在陶寺遗址发布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何努言指出：经过对陶寺遗址四十余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我们初步建立了一条完整的‘考古—文献—人类学’证据链，指向陶寺都城遗址为尧舜之都。随之而来的，是史书中所记唐伐西夏事件与考古发现的相互印证。《逸周书》记载：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惠而好赏，屈而无以赏。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

这段记载描述了西夏政权因不重视军事、城郭不修，最终被陶唐氏所灭。从陶寺遗址的文化地层判断，陶寺文化出现之前，晋南以庙底沟二期文化为主，其器物多为筒形罐、釜灶、扁壶，陶器纹饰为篮纹，且无城址遗迹。陶寺文化进入晋南后，不仅出现了高领折肩壶、折肩罐、折腹盆等大汶口文化因素，还建起面积达百万平方米的早期城址，随后扩建至280万平方米的中期大城。

陶寺文化的诸多特征，与陶唐氏源自山东的历史记载高度吻合，而晋南庙底沟二期文化向陶寺文化的过渡，又与《逸周书》中唐伐西夏事件描述相映成趣。这表明，陶唐氏西迁至晋南后，驱逐了原本居住在此的西夏族群。《左传》也曾记载晋国大夫范宣子谈及家族历史：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结合晋南的夏墟称谓，我们可以确认，夏这一族群在历史上确实存在，并与陶唐氏有着直接恩怨。那么，原本生活在晋南的夏族，与建立夏王朝的大禹之夏后氏是否为同一族群呢？

通过考古文化溯源可以发现，当大汶口文化西进至山西南部，形成陶寺文化后，原本的晋南庙底沟二期文化沿运城盆地进入豫西、豫中地区，与当地秦王寨文化融合，逐渐发展出谷水河类型文化，并演变为王湾三期文化，也就是二里头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这表明，二里头文化族群与晋南庙底沟二期文化族群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文化血脉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