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和珅每每在皇帝面前都会卑躬屈膝，自称奴才，而纪晓岚则坚持自称为臣。初听之下，和珅的自称似乎显得自贬，而纪晓岚则透着几分骨气。可实际上，清代大臣在皇帝面前称臣或奴才背后有着深厚的讲究。纪晓岚自称臣，并非因为他有多么刚烈的气节，而是因为他根本不具备自称奴才的身份资格。在清朝之前，历代官员面对皇帝几乎都是自称臣，而奴才这一称谓，却是清朝独创的特有现象。

相比臣，奴才给人的印象似乎更低贱。有人曾解读清朝的这一做法，是在反其道而行之地告诉汉人：想要做一个有尊严的士大夫是不可能的，唯有甘为奴才，才能获得所谓最高的荣耀。清朝似乎借此打击汉人的自尊，以巩固满洲八旗贵族的独裁统治。然而，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清朝其实是一个涵盖满、汉、蒙、回、藏等多族群的多元帝国：皇帝在中原是天子，在满洲是部族首领和家长，在蒙古地区是大汗，在藏地则被视作文殊菩萨的化身。

清朝皇帝在不同民族地区实际上以不同的身份行使统治权：面对中原汉人，他表现出君臣关系；而面对八旗子弟，则是一种主仆关系。那么，主仆关系与君臣关系的本质差别何在？关键就在于人身依附。入关前的清朝，实际上仍保留着奴隶社会的特征：八旗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主奴体制，旗人中的包衣、旗下家奴，都是家奴身份。

旗奴和包衣在主人面前自称奴才，这是一种私人领域的人身依附关系。而汉语中的臣字，其实最早也是人身依附的象征。甲骨文中的臣字描绘的就是一个被束缚的人。《尚书正义》注云：役人贱者，男曰臣，女曰妾。章太炎经过研究指出：臣本俘虏及罪人，给事为奴，故象屈服之形。可见，汉语中的臣原本也指奴仆，只是随着历史演变逐渐成为官员的自称。

上古时代，百姓这个词的地位甚至要比臣尊贵得多。或许有人会觉得难以置信：官员在皇帝面前自称臣，而百姓反而更尊贵？实际上，在战国之前，百姓一词泛指贵族阶层，因为从夏商周到春秋时期，只有贵族才拥有姓氏。战国时期，列国纷纷推行变法，强化中央集权，分封制下的贵族逐渐被职业官僚取代。

官僚与贵族的最大差别在于：贵族拥有自己的封地与臣民，而官僚本质上是为君权打工。在官僚制下，无论官位多高，都只是君主的附庸；而原本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只要得到皇权青睐，也能迅速飞黄腾达。《红楼梦》中的贾府纵然钟鸣鼎食，也在君权面前瞬间失势；而韦小宝这样的庸常小人，却能凭借君主提拔，一路平步青云。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两千多年间，专制王朝几乎一直维持这种官僚制度。在这一体系下，民间门第观念对官场权力几乎无关紧要，皇权才是决定一切的关键：无论出身多么低微，只要获得皇权庇护，命运就能翻转；反之，即便门第显赫，也可能在君权面前一文不值。在封建官僚制中，皇权可以生杀予夺，可以让小人物显贵，也可以让高门大户卑贱。

在官僚制度下，官员与君主的关系类似主仆关系，因此臣这一原指奴仆的称谓，逐渐被引申为官吏之称。在分封制向官僚制过渡时期，职业官僚几乎与君主的家奴无异：他们不再拥有封地，完全依附于君权，生存之道唯有依赖皇帝。然而，随着时代演变，君臣关系逐渐脱离了完全的主仆模式。

孔子曾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则说：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他又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也言：从道不从君。这些思想家都强调，遵从道义比盲从君主更为重要。于是，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主奴关系，逐渐演化为公共性的君臣关系。

唐代褚遂良敢为唐太宗漂白玄武门事变，魏徵敢直言谏诤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李白敢豪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杜甫敢写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到了宋代，文彦博敢言与士大夫共天下，范仲淹则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时，大臣们不再把自己完全视作君权附属，而是自觉承担起天下道义的责任。

时人感叹：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也就是说，如果皇帝的行为不合道义，大臣们有义务主动谏诤。明清时期的君主专制相比唐宋更为严苛：明代可随意折辱士人，甚至在朝堂上直接施以体罚。君臣关系几乎与主仆无异。清代则更为制度化，明确规定旗籍大臣自称奴才，非旗籍大臣自称臣。

有人认为，清代朝堂上满族大臣自称奴才，汉族大臣自称臣，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尽准确。清朝入关前，已征服漠南蒙古各部，并吸纳大量辽东汉人。这些蒙古、辽东汉人也被编入八旗，形成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三者的地位排序是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然而，当面对关内非旗籍汉人时，被编入八旗的三者都属于统治阶层。清朝要求旗籍大臣自称奴才，非旗籍大臣自称臣。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满臣天保与汉臣马人龙共同上奏科场舞弊案，奏折上天保列在前面，故署奴才天保、马人龙。

乾隆皇帝见后，斥责马人龙冒称奴才。在八旗子弟面前，皇帝实际上以家长身份发号施令，皇帝与八旗旗主及子弟之间，是典型的主奴关系。《清代野记》记载：每有旗主贫无聊赖，执贱役以糊口，或为御者，或为丧车杠夫，或为掮肩者。若途遇其奴，高车驷马，翎顶辉煌者，必喝其名，使下车代其役，奴则再三请安，解腰缠以贿之，求免焉。故旗奴之富贵者，甚畏见其贫主也。

入关后，八旗子弟内部出现贫富差异：清朝官制吸收了中原王朝的官僚制度，同时保留本族特点。皇帝选用官员时，并不必优先考虑八旗旗主，因此部分旗主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可能不如自家奴才。然而，即便如和珅般位高权重的高官，见到自家旗主穷困乞讨，也必须毕恭毕敬请安。

这种严分主奴的传统反映在制度上，就是满臣奏事时旗籍大臣必须自称奴才。这不仅表明他们是皇帝的臣子，更表明是皇帝的家奴。非旗籍大臣与皇帝之间没有这种私人关系，只能自称臣。若以现代眼光看，奴才似乎低于臣，但在清朝实际语境中，奴才是满洲人主奴关系中的自家称呼。

亲近与尊重有时恰恰是反义：在现代职场中，领导对心腹往往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而对不太亲近的下属反倒客气有加，这种现象与清朝旗臣自称奴才的制度心理，竟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