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一百单八将中，宋江的"忠君"是明写出来的——"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久后纵无功赏，也得青史上留名"。他带着众兄弟受招安，跪接丹诏，南征北战，最后被一杯毒酒了结，死而无悔。这是愚忠，也是宋江之所以为宋江的根本。但在梁山内部，却有一个人从头到尾没有真正认同这条路线，他表面随军征讨，内里却另有一番乾坤。这个人，就是混江龙李俊。

一、宋江的愚忠：一种主动选择的囚徒

谈李俊之前，必须先看清宋江。宋江的忠，不是被逼的，而是他主动选择的信仰。第八十五回中，吴用感叹宋朝奸臣专权，暗示不妨"从其大辽"，宋江断然拒绝："若从大辽，此事切不可题。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这是宋江的底线，也是他的囚笼。

第八十二回招安时，宋江、卢俊义跪在堂前，背后众头领齐齐跪下迎接恩诏。这一跪，跪掉了梁山的好汉之气，也跪定了众兄弟的结局。宋江的愚忠，是一种"明知是火坑也要跳"的执念——他相信，只有通过招安、通过为朝廷出力，梁山好汉才能"青史上留名"。他不信"杀去东京，夺了鸟位"那一套，他认为那是"背正顺逆"，"天不容恕"。

这种愚忠，成就了宋江的"忠义"之名，也葬送了梁山绝大多数好汉的性命。

二、李俊的"三救"：从一开始就不是宋江的盲从者

李俊第一次出场，是在宋江刺配江州途经揭阳岭时。他听闻消息，便与童家兄弟在岭下等候，"等了数日"，终于在李立店里救下被麻翻的宋江。这是一救。

宋江在浔阳江上被张横逼着跳江，李俊撑船恰好碰见，再救宋江。这是二救。

江州劫法场后，李俊与张横、穆弘等九人驾船赶赴江州，在白龙庙与宋江会合，一行二十九人白龙庙聚义。这是三救。

三救宋江，让李俊成了宋江的"嫡系中的嫡系"。梁山大聚义时，他排第二十六位，上应天寿星，在水军头领中位居第一。表面上看，他是宋江的人。

但李俊从一开始就不是宋江的盲从者。他是揭阳岭一霸，"专在扬子江中撑船梢公为生"，还"与出洞蛟童威、翻江蜃童猛一同贩卖私盐"。他是一个江湖上的独立力量，一个有自己的班底、有自己的地盘、有自己的生存逻辑的"老大"。他救宋江，是出于对"及时雨"名头的仰慕，是出于江湖义气，而不是出于对宋江路线的认同。

三、李俊的"不盲从"：水军头领的一次"兵变"

李俊对宋江路线的不认同，最明显的一次表现，是在平定淮西后，梁山军班师回朝驻扎在东京城外，朝廷颁下诏令禁止诸将擅自入城，梁山诸将尽有怨言。这时，"李俊与三阮、二张等水军头领去请军师吴用做主，表示要劫掠东京，复回梁山泊落草"。

这是一次未遂的"兵变"。带头的人，正是水军第一头领李俊。他公开表示要"复回梁山泊落草"，要"劫掠东京"——这与宋江"忠心不负宋朝"的路线，是公开的背离。吴用不敢主事，李俊等人只得作罢。但这一次"兵变"的未遂，已经把李俊内心的真实想法暴露无遗：他不信宋朝，不信招安，不信宋江那条"青史留名"的路。

宋江对此并非毫无察觉，但他选择压制、选择无视。因为他需要李俊——李俊是他水军的核心，是他征讨方腊所倚仗的支柱。宋江可以压下李俊的不满，但他压不下李俊的独立意志。

四、太湖结义：费保点醒梦中人

征方腊时，李俊率水军收复江阴、太仓，与童威、童猛到太湖侦察，在榆柳庄与费保、倪云、卜青、狄成四人结义。这是李俊人生的转折点。

费保对李俊说了一番话，大意是：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梁山好汉征方腊功成之后，必被朝廷猜忌清算，不如趁早寻个僻静去处，以终天年。这番话，点醒了李俊。他当即与费保等人定下盟约：平定方腊之后，一同出海。

这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李俊长期思考的结果。从东京城外那次"复回梁山泊落草"的提议，到太湖榆柳庄的结义，李俊的思路一以贯之：宋朝不可信，招安是死路，必须另寻生路。他比宋江清醒，比吴用果断，比鲁智深更早看穿结局。

五、诈病脱身：金蝉脱壳的教科书

平定方腊后，大军行至苏州城外，李俊突然"诈中风症，倒在床上"。他对宋江说："哥哥休误了回军的程限……哥哥怜悯李俊时，可以丢下童威、童猛，看视兄弟。待病体痊可，随后赶来朝觐。"

宋江"心虽不然，倒不疑虑"，只得留下李俊三人，自率大军回京。等宋江走远，李俊立刻恢复原状，与童威、童猛前往榆柳庄，会合费保等四人，打造船只，从太仓港出海，"投化外国而去，最终成为暹罗国之主"。

这一出金蝉脱壳，是《水浒传》中最精彩的脱身戏。李俊用一场"中风"，彻底切断了自己与宋朝、与梁山、与宋江的所有联系。他既不得罪宋江，保全了"兄弟义气"的表面；又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的路，不为宋朝的"封赏"所动。这种清醒和决绝，整个梁山只有他一人。

六、李俊的"帝王之心"：是造反，还是自救

回到题目的问题：李俊是否"骨子里就想起兵造反"？

严格按原著来说，李俊并没有在原著中明言"我要取代赵氏"。他做的是另一件事：在宋朝的体制之外，另立一个局面。他出海到了暹罗，"最终成为暹罗国之主"。他不是反宋，他是弃宋；他不是夺赵氏之位，他是另起炉灶。

但这种"弃"和"另起"，在精神实质上，比李逵那句"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咋呼要深刻得多。李逵只是嘴上痛快，李俊却是实际行动。他看透了宋朝不可救药，看透了宋江路线必至绝路，所以他选择了第三条路——不走宋朝的路，也不走梁山"落草为寇"的老路，而是出海，去一个"化外国"，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俊确实是梁山唯一一个"骨子里想起兵造反"的人。只不过他的"反"，不是举旗攻宋，而是彻底脱离宋。他用一个国家的建立，完成了对宋朝正统性的最根本的否定。

宋江用一生去证明"忠君"的正当，最后死于忠君；李俊用一生去证明"宋不可依"，最后以一国之主善终。两种选择，两种结局。

海外的另一种答案

李俊的故事，是《水浒传》留给后世最意味深长的隐喻。施耐庵写宋江的愚忠，写到血泪交加；写李俊的出海，却写得云淡风轻。一悲一喜之间，作者的倾向已然分明。

宋江至死都信奉"忠心不负宋朝"，他的愚忠成就了他的"忠义"之名，也让他成为宋朝体制的祭品。李俊从不迷信宋朝的正统，他在宋江最风光的时候就已经在寻后路，在梁山众兄弟沉浸于招安虚幻荣光的时候就已经下定决心离去。他不是宋江式的愚忠者，也不是李逵式的莽撞反叛者，他是一个清醒的、独立的、有自己政治判断的领袖。

"混江龙"三字，本是一种治河刷扫河沙的工具。李俊其人，正如这工具一般——在宋朝的浑水里，他不是被冲刷的泥沙，而是那把清扫泥沙的利器。他扫清了自己的出路，也扫出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国家。在梁山好汉纷纷凋零的结局里，唯有李俊，用一种近乎冷酷的清醒，给出了另一种答案。这答案不在宋朝的青史里，而在暹罗的国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