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商州，商鞅封邑。西北大学法学院、商洛市法学会、商州区人民法院三家联手，挂牌成立了“商鞅法治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全国法院系统首家，158册藏书，10名专家坐镇。

消息一出，争议四起，有人拍案：商鞅那套严刑峻法、君主集权的东西，跟现代法治有半毛钱关系？也有人辩护：商鞅“缘法而治”“刑无等级”，怎么就不是法治了？两边吵得热闹。问题不在于吵，而在于，一个研究机构挂上“法治”的牌子，到底是在做学问，还是在玩概念？

商鞅的起点，是“人性恶”，在商鞅看来，人“好利恶害”是刻在骨子里的。既然人是狼，那仁义道德就是废话，唯一好使的，是法。于是商鞅亮出了三张牌：法、信、权。法，是规矩，“君臣之所共操也”；信，是执行力，“信赏必罚”；权，是底牌，“君之所独制也”。

这套打法在形式上有几个挺现代的点：法律至上——“言不中法者，不听也”；刑无等级——“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有学者因此说，商鞅的“任法而治”与现代法治在“法律规则之治”这个形式层面上是相通的。听起来，好像还真有点像。

但形式像，不等于本质像，商鞅这套东西，缺三张牌。

第一张：主权在民。现代法治的根，是权力来自人民。商鞅的法，根在君主。“权者，君之所独制也”——法的最终解释权、修改权、废止权，全在君主手里。法是君主的工具，不是人民的契约。

第二张：约束公权力。商鞅确实说了“法者，君臣之所共操”——君主也得守法。但问题来了：君主不守法怎么办？商鞅的回答是：没办法。他只能“规劝”。商鞅的法治，法治的是臣民，不是君主。

第三张：保障私权利。现代法治的落脚点，是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商鞅的落脚点，是富国强兵。“民弱国强”——民弱了，国才能强。人的尊严、自由、思想，统统让位于国家目标。

有学者说得干脆：商鞅关于法的思想，表面上和现代“法治”有相似之处，但本质截然不同。《商君书》与现代法治最为深刻的差异，是君权至上与以人为本的对立。

话说到这儿，问题就来了：既然本质不同，那西北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们、商州法院的法官们，到底在研究什么？

一种可能，是形式借鉴，商鞅“立木为信”的取信于民、“刑无等级”的法律平等、“法不阿贵”的执法公正——这些形式层面的东西，确实有可借鉴之处。现代司法也需要公信力，也需要平等，也需要公正。

另一种可能，是文化寻根。商州作为商鞅封邑核心区域，承载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法治文化底蕴。研究本土法治文脉，本身无可厚非。中心成立以来，已收藏158册相关典籍，承办了学术研讨会，研究成果正逐步向司法实务转化。

但问题在于，把商鞅的东西叫“法治”，本身就偷换了概念。“法制”与“法治”，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法制是“以法治国”的工具理性，法治是“法律至上”的价值理性，商鞅那套，本质上是法制，法是君主治国的工具。而现代法治的核心，是约束权力、保障权利。

把商鞅的“法制”包装成“法治”，就像给一把刀换了个名字叫“和平使者”，名字换了，砍人的功能没换。

我不是说研究商鞅没有价值，商鞅是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绕不开的人物，研究他的思想、他的变法、他的制度设计，对理解中国法律文化的源流有重要意义。但研究是一回事，定性是另一回事。

如果把商鞅思想中那些与现代法治格格不入的东西，即君主集权、重刑主义、蔑视人权，统统过滤掉，只挑“刑无等级”“立木为信”出来贴金，那就不叫学术研究，叫选择性失明。

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个法院系统的研究机构，挂着“法治”的牌子研究商鞅，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好像商鞅那套就是法治的正统，好像严刑峻法就是法治的本色。这种错觉，比研究本身危险得多。

商鞅的思想，该研究研究，该借鉴借鉴，但别把“法制”当“法治”卖，学术可以求真，概念不能乱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