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3年，程元振70岁，到了从心所欲的年龄了，可还是没能做到“不逾矩”。

年终，吐蕃攻陷泾州，边将报警，求援文书像“雪片般”飞往长安。结果，这件事让程元振知道了。

他很生气。

常年对边军的不满，以及对禁卫军的依赖让程元振妒忌心起。他怒斥边军虚张声势，欲邀功请赏。

于是，军情报告被他压在府中，没有上报给唐代宗。然而吐蕃进展顺利，胃口也很大。他们不仅席卷了西北诸郡，还将兵锋直指长安。

听闻吐蕃兵临城下，唐代宗赶紧召集四方将士入京勤王。可惜，再牛的将领，也远水解不了近渴。

没过几天，长安沦陷。跑到陕州的唐代宗很“难过”，他接受柳伉的建议，罢免了程元振的官职，放归乡里。

利用宦官制衡节度使，再废掉权势过大的太监，这是唐代宗一贯的打法。

然而一年后，程元振穿着妇人的衣服潜入了长安，意图发动叛乱，却被御史抓了个正着。

唐代宗又生气了，暴怒异常。

很显然，他当了数年皇帝，前被李辅国架空，后让程元振摆布，柳伉说他是昏君，李光弼、仆固怀恩不入京救援，早已让他烦闷不已。程元振一个小小的宦官，能够安享晚年，已是莫大的恩宠，凭什么还敢潜入长安，图谋不轨。

因此，他下令将程元振流放西南。甚至，他还对程元振补了一刀：“程元振性为凶暴，质本愚庸，蕞尔之身，何当万死？我念及他的苦劳没有对他严加处置，他竟敢啸聚市井，动摇国本，着实可恨。”

于是，当程元振走到湖北时，突然遭遇仇家的刺杀，暴亡于流放途中。

那么，程元振是谁？他又是否如唐代宗所说的那样罪不可赦呢？

与传统小说、戏曲里面的宦官形象一样，历史上的程元振也是少年净身入宫。他的家里非常穷，以至于程元振在宫中数十年，都没有爬上高位，只当了个看管马厩的杂役。

要知道，安史之乱后的宦官们，有很多都是一步登天，飞黄腾达。而程元振也靠着忠于李辅国的态度，进入了内侍省。

762年，程元振高升了，正五品的飞龙厩副使，主管皇家马匹。可见，程元振虽家庭背景一般，他却很有趋炎附势的天赋，能精准找到靠山。

当时，唐肃宗命不久矣，张皇后、李辅国的夺权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而太子李豫成了双方极力拉拢的对象。

不过，张皇后是要借李豫的手，铲除李辅国，为自己上位清除障碍。而李辅国则想扶持李豫上位，从而架空皇帝，独掌朝政大权。

对此，程元振心知肚明，可碍于宦官的身份，只能依赖于李辅国。毕竟，李辅国长期把控禁军，又是“察事厅子”的负责人，长期掌握宫内情报。相比于只有李系在旁的张皇后，胜算更大。

没过多久，李辅国、程元振诛杀张皇后、李系，吓死唐肃宗，在马厩内扶持李豫上位。程元振的人生也就此改变，他的仕途以“火箭”般的速度疯狂上升。

不久后，唐代宗就将程元振放在了右监门卫大将军的位置上。很显然，这是唐代宗对程元振的“报恩”，既要回报他扶持自己上位的恩情，又担心赏赐不够从而惹怒宦官群体。

然而，程元振的野心却不止如此。

当时，李辅国自恃有功，愈发骄横。在朝会上，他当着唐代宗的面对群臣说道：“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

对此，唐代宗十分恼怒，可不敢轻易发作，甚至还要强作欢颜，尊李辅国为尚父。因此，李辅国与唐代宗结下了梁子。

另一方面，程元振对于常年被李辅国压制也极为不满。他和唐代宗一拍即合，准备联手将李辅国拉下马。

李辅国虽是宦官头子，掌握禁军以及“察事厅子”，可宦官并非铁板一块。

史书记载，程元振建议唐代宗将李辅国的权力分散给其他宦官。尽管李辅国十分不甘心，可他很快就在宦官中被孤立，没有人再听从他的命令，只能等待着刺客的降临。

李辅国死后，程元振的官职再次爬升，担任了骠骑大将军。

当时，安史之乱的尾声尚未结束，朝廷平叛依赖于各路节度使。不少手握军权的将领，很多人从默默无闻的地方小吏一跃而起，成为左右大唐局势的功勋人物。

与此同时，由于安禄山、史思明的叛变，大唐皇帝对于武将群体始终保持不信任的态度。尽管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等人忠心耿耿，一心为国，却始终是皇帝的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

由此，宦官们为了讨好皇帝，纷纷捏造谣言，构陷将领。

程元振上任骠骑大将军之后，就屡进谗言，挑拨离间，怂恿唐代宗罢免郭子仪，让他去为唐肃宗修建坟头。

而在针对来瑱时，程元振又巧布陷阱，诬陷来瑱与叛军有染，借唐代宗的手处死了来瑱。

众所周知，安史之乱带给大唐的不仅是国家动荡，还有上下离心以及信任的崩塌。朝廷和皇帝都失去了权威，各地节度使林立，而维系他们之间关系的纽带就是利益。像郭子仪、李光弼、来瑱等凭着热血和责任感做事的人，越来越少。一旦朝廷稍有不公，就会引发节度使犯上作乱。

程元振上任数月就贬黜郭子仪、赐死来瑱，地方和长安的“离心离德”，已经昭然若揭了。后来，仆固怀恩之所以叛乱，就是担心朝廷被程元振等人把控，重蹈来瑱的覆辙。

陷害忠良是程元振干的丑陋的一件事，但这不是终点。

763年，程元振兼任御史大夫。短短两年间，程元振就从一个掌管马匹的“弼马温”，摇身一变成为了手握军政大权的朝廷一号人物。这种升迁速度，无论是高力士、李辅国，还是后来的鱼朝恩，都无法与之相比。

更令人愤恨的是，唐代宗对程元振的信赖程度非常高。史书记载，程元振的权势远胜于李辅国，军中常以“中郎”称呼他。要知道，在唐朝“中郎”特指皇帝，程元振的行为跟“篡位”，也没什么区别了。

即便唐代宗被如此羞辱，却从未有过怨言。甚至，他还将程元振捧入凌烟阁，将它与重臣并列，信任程度可见一斑。

正所谓：“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权势熏天的程元振也没闲着，他效仿李辅国切断皇帝的信息来源，控制朝政。

众所周知，宦官并没有地方治理的经验，也不善于统领军事。一旦他们将所有的信息隔绝于皇帝、群臣之外。那么天下动乱，也就随之而来了。

而在唐代宗时期，地方将领也对程元振掌控大权极为不满，仆固怀恩就曾上书唐代宗，指责程元振：

“我听说四方派人奏事，陛下都要与程元振商议，连宰相都没有过问的权利。有时候一件事，上奏数月都得不到回应。长此以往，必然会让上下疑心。”

事实上，仆固怀恩的上书不但没有劝阻唐代宗，反而让他成为了“显眼包”，为日后兵败被杀埋下了伏笔。

763年9月，吐蕃攻陷泾州，边关告急的文书纷纷送往长安。程元振统帅的禁军，素与边军不合，他也不愿让边将立功，因此故意扣押情报，不让唐代宗得知。

甚至，在与亲信商议时程元振还将边疆的军情视为虚张声势，欲邀功请赏。

直到吐蕃越打越近，逐步向长安靠拢时，程元振方才意识到情报的真伪，可他更加不敢将情报上报给皇帝了。

由此，吐蕃的进展极为顺利，胃口也越来越大，兵锋直指长安。等到吐蕃军兵临城下时，唐代宗方才如梦初醒，带着他的妻子和儿子仓皇逃往了陕州。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宗在陕州向各地节度使发送勤王诏令时，却没有得到多少回应。李光弼托病推迟，仆固怀恩借故不来。

在皇帝眼中，功臣就如仇寇，常年受到程元振的攻击，功劳越大，死的也就越快。因此，根本没人敢来救援。

不久后，太常博士柳伉上书唐代宗，直指吐蕃入侵，责任全在程元振。在奏疏中，柳抗的言辞十分激烈：

“军人没有为你死战的，他们已经背离您了，三辅百姓争先抢夺财帛，也早已将你抛之于脑后。你不觉得可悲吗？你的皇位还能不能当得下去？如今只有诛杀程元振、下罪己诏，方能挽救大唐江山，不然大唐就要亡国了。”

俗话说，在生死存亡面前，再好的关系也不值一提。唐代宗痛定思痛，终于下定决心将程元振罢官免职，流放家乡。

然而一年后，程元振却穿着妇人的衣服再次潜回长安，意图联络众人，起兵反抗。结果，被御史抓了个正着。

唐代宗很生气，他没有想到程元振如此不知感恩。下令将他流放到西南，并暗中派人将他刺杀。

程元振死了，可宦官祸乱大唐的行为却没有终止。

李辅国、程元振的倒台，给了唐代宗一个错觉。他认为自己可以压制住宦官，不让他们的危害性愈演愈烈。

因此，在程元振倒台后，唐代宗再次扶持鱼朝恩上位统领神策军，将皇宫的护卫大权全部交到了宦官手中。

也由此，宦官们“反客为主”骑到了皇帝脖子上，成为中晚唐和藩镇割据并列的“病毒”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