辫子作为清廷统治中国的最重要的象征，剪辫被视为叛逆。经过一场又一场“留头不留发”和“留发不留头”的抗争后，以汉族的臣服而告终。年深日久，人们对剃发蓄辫早已形成习惯。

但经过甲午战败、庚子国难，清廷权威在知识分子和士绅阶层中大幅下滑，执政正当性遭质疑。辫子这种既不卫生又彰显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压迫的东西，自然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

首先剪辫的就是暂居海外的华人（主要是流亡的革命者、维新派及留日学生），时间约始于1895年，至1905年前后进入高潮，目的上则带有明显的反清倾向。这股风气很快吹到了国内，留学生和新军中的人便是其中主力。1905年6月，新编陆军实行改服制，一些官兵为便于戴军帽，将发辫剪去一束；同时，最早实行警察制度的天津，警察也已“剪去发辫三分之一”。1907年5月6日，鉴于学界和军界剪辫成风，经学部奏准，严禁学生和军人剪辫。其中学生“一经查出，即当咨明学部，分别惩处”。军人“如有不遵定制，改用他装，以及剪去发辫等事，无论官员、兵丁，均即斥革”。

1910年10月3日资政院第一届常会开幕，在此次常会上，议员罗杰便提出了《剪辫易服与世大同》的议案，其后周震麟又提出《剪除辫发改良礼服》议案，资政院议决时认为：“两案之主旨，皆以中国辫装妨碍运动，朝廷整军经武，非剪除辫发，改制冠服，不足以灿新天下之耳目，改除骄奢之习惯。”从而以大多数议员赞同获得通过。民间闻讯，大受鼓。但实际情况却不如人意。清末咨议院只能算是全国最高的民意机关，离拥有具有立法权的国会还有差距。咨议院的议案只能算是民意反映，并不是正式推行法案。但也可以算为“官方”的态度。但主掌军机处的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那桐、农工商大臣溥頲、资政院总裁溥伦等都坚决反对，在奕劻操纵下，1910年12月21日，发出了不准剪发易服的《上谕》。

但实际执行上《上谕》已经来不及遏制民间和官员的剪辫热潮，基层社会反应强烈。据记载：早在资政院议决前，广东等地的进步人士就自行成立“华服剪发会”，并决定12月31日集体剪辫。天津等地也兴起了群众运动：1910年11月23日天津商人首发剪发，被形容为“商界提倡”剪发，到年末京津学界已有数千人响应剪辫。即使高级官员也难以按官方命令行事，1911年1月15日，上海演讲会上，前刑部侍郎伍廷芳公开宣布自己已于前一天清晨剪去辫子，并号召群众效仿。当日张园集会规模空前，到场者超过四万人。这表明尽管朝廷号召保留辫子，许多人已经采取行动。实际上地方与个人的改革行动已经掀起高潮，中央《上谕》的约束力很弱。

对此清廷采取了一种“技术性回避”：即不主动推行，也不全力打压，或者说无力打压。留一个模糊的空间，希望借“保守而不激进”的方式来维稳。清廷对剪辫的态度应理解为一种“试探式的、非正式的倡议：上层部分机构和个人有所鼓励，但未形成全局性政策。就全国而言，至武昌起义前，剪辫并没有普遍地展开。武昌起义后，各地相继光复，随着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与清帝退位，中国男子才逐渐剪去了脑后的那根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