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一个警卫员花几枚铜板买了几个烧饼，老板随手抓了张旧报纸包上递过去，就是这张油迹斑斑的废纸，让一支濒临绝境的军队，在茫茫西北找到了活路。

没有这张纸，历史会怎么走？没人知道。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于都出发的时候是八万多人，旗帜招展，气势如虹，等走到甘肃哈达铺的时候，只剩下不到七千人。

一年的时间里，这支部队几乎被消耗殆尽，湘江一战，血流成河；过草地，有人走着走着就陷进泥潭里，再也出不来；翻雪山，有人坐下来歇了一口气，就再也没能站起来。

可每一回眼看就要断了气，这支部队都撑过来了。

但走到1935年秋天的时候，这支部队面临的最大问题已经不是敌人了——是方向，往哪走？

长征出发的时候，原定的计划是去湘西，跟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可敌人早就在那等着了，围得死死的。

改道去贵州，打下了遵义，喘了口气，但遵义也待不久，之后是四川、云南，一路绕，一路打，一路找出路。

中央高层为这件事开了八次会，方向变了七次，不是犹豫，是真的没有好答案。

1935年6月，红军在懋功跟红四方面军会师，本来以为可以合兵一处，可随后就出现了严重的路线分歧，红四方面军坚持南下，毛泽东判断南下是死路，坚持北上。

经过反复争论，中共中央在俄界会议上明确了北上方针，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继续向北推进，红四方面军另行南下。

分开之后，北上的这支队伍兵力更少，处境更险。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迭部县的俄界村开了一次会，明确了北上的战略方向，会议决定先到条件相对有利的地方立足，再图发展。

说白了就是：先活下来。

可“条件相对有利的地方”是哪里？路有多远？能不能走到？没人心里有底，这支部队急需一个明确的目标，有了目标，人才能撑着走；没有目标，就算没有敌人，这支队伍也会在漫无边际的行军中耗尽力气。

1935年9月18日，红军先遣队进入哈达铺。

哈达铺是个镇子，因为盛产当归药材，山西商人在这里做生意，镇上有商号，有邮政代办所，有粮食，有牲口，对于刚刚走出草地和雪山的红军来说，这里简直像另一个世界。

9月20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随大部队到达。

部队终于有地方歇脚了，可更大的问题还没解决——接下来去哪？

聂荣臻饿得前胸贴后背，嘱咐警卫员杨家华去集市上买几个烧饼回来，杨家华跑到烧饼摊上买了四个烧饼，摊主随手拿了一张旧报纸把烧饼包起来递给他。

聂荣臻接过烧饼就大口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随手拿起那张包烧饼的报纸看。

看着看着，他的嘴巴不动了，眼睛死死盯着报纸上的一处，报纸上登着一则消息——陕北有刘志丹的红军，已经建立了根据地。

他连烧饼都顾不上咬了，猛地站起来，冲着杨家华喊：“小鬼，快把通讯员找来，把这个报纸立即送到主席那里去！”

杨家华跑出去叫来通讯员，报纸被快马加鞭送到了毛主席那里。

毛主席接过报纸，原本疲惫的神情一扫而光，报纸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徐海东率领部队和陕北刘志丹的红军部队会师了！”

在此之前，中央红军根本不知道陕北还有红军，1931年刘志丹就在陕北开辟了根据地，可因为种种因素，这支部队跟中央失去了联系。

毛主席拿着报纸，激动得睡不着觉，他对张闻天说：“没想到，陕北还有这样一个好的去处，这真的是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

两天后，中共中央在哈达铺的关帝庙召开军事会议，毛主席做出指示：中央红军到陕北去，跟刘志丹的队伍汇合。

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长征的落脚点。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跟陕北红军会师。

后来有人开玩笑说：买烧饼买出了一块根据地。

一个烧饼，一张包烧饼的旧报纸，把一支走了两万五千里、几乎走投无路的队伍，引到了一个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存在的地方。

如果没有那个烧饼摊，没有那张随手抓来的旧报纸，历史会往哪个方向拐，没人说得清，可那四个烧饼和那张油迹斑斑的报纸，确实把七千人的命，从绝境里捞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