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这项看似激进的改革，远非简单的军事策略改变，它却悄然重塑了赵国的社会与经济结构。它并非让士兵脱离生产，相反，却吸引了大量原本游离于社会边缘的北方青壮年男子，他们以佣兵的身份为赵国效力。要知道，那个战国乱世，男子平均寿命往往难以超过三十岁，频繁的战事几乎是常态。而对于这些熟悉草原生活，能轻易策马跃战的娄烦林胡人来说，骑兵训练无疑是得心应手的技能。相比之下，赵国原住民费尽力气，三年五载也只能勉强成为骑马步兵。胡服骑射，实质上是为了增强赵国的军事力量，同时，它也有效地增加了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粮食产量随之提高。然而，这一举措却深深触及了赵国老牌贵族集团的利益，这或许正是沙丘之变爆发的深层原因，几乎没有任何朝中的重臣站出来为武灵王辩护。

在马镫尚未发明的情况下，当时的骑兵虽然是精锐中的精锐，却也只是作为辅助力量存在，距离独立作战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因此，赵国军队引以为傲的，仍然是坚实的步兵方阵。兵源的获取，主要依靠郡县征兵制和募兵制相结合的方式。赵军在兵种结构上的设计堪称合理：边境地区的民兵组成了机动性极强的骑兵部队，弓马骑射水平远胜于秦军；而传统的农耕区百姓则组建了重甲步兵和车兵，实现了对全民参军的有效动员。在廉颇、赵奢、李牧、庞煖、乐毅等一批杰出将领的统率下，赵国国力日渐强盛，先是吞并了中山国，随后向齐国和燕国发起了进攻，夺取了燕国的代地和云中，更是在云中大破齐军，并联合韩、魏两国，共同遏制秦国东进的野心。

胡服骑射的辉煌，也随之沙丘之变戛然而止。这场政变后，公子成掌握了重权，临终前将权力交给了李兑。李兑专断独行，排斥贤才，打击异己，许多功勋卓著的名将都遭到了他的排挤，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赵奢和乐毅。肥义死后，赵惠文王时期开始重用本土赵人，到了赵孝成王时期，则偏袒公族，仅在商议问题时才会请平原君赵胜和赵豹出谋划策。

在长平之战中，虽然赵国骑兵数量不多，但如果能有效运用骑兵对付秦军，战局或许会有所不同。后来，李牧长期负责边境的防御工作，抵御匈奴的入侵，甚至连雇佣兵的数量也难以确定，更不用说他们的忠诚度了。李牧死后，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他的手下发生叛乱，更没有提及部队在战斗中出现优势。当然，将领的作用至关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秦国那场彻底的改革，使得他们拥有了大量悍将，士兵也敢于拼杀，战略上也未出大错，最终夺取了四川，作为战略腹地。

长平之战的惨烈程度，令人不寒而栗。赵军断粮已经超过四十天，不仅战马早已被宰杀殆尽，就连士兵的尸体都被啃食一空，就连老弱病残的伤兵也未能幸免于难。他们坚守阵地，期盼援兵赶来，但援兵却迟迟不至，最终只能拼死突围。在这种生死攸关的境地，居然没有爆发哗变，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证明了赵括的军事才能，绝非人们所说的那般纸上谈兵，否则早就在副将的刀下被取代了。

赵括的失败，并非单纯的个人原因，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他缺乏实战经验；其次，他得到的情报出现了偏差，一直将秦军主帅误认为王龁；再者，他面临着军粮短缺的困境，根本没有时间去寻找最佳的战机，只能仓促决战；而且，白起实在是太强大了，这场失败，并非赵括太弱，而是白起的实力太过超凡。更重要的是，从天时、地利、人和方面来看，赵国均处于绝对的劣势：天时无情，时间紧迫；地利秦军占据高地，山谷沟壑的地理环境不利于赵军精锐骑兵的发挥；兵力方面，秦军也远多于赵军。

长平之战的三阶段战役，也清晰地呈现了战争的残酷。第一阶段，赵奢与秦中更胡伤瘀对峙，赵军损失八万；即便赵国最终获胜，也需要付出五万的代价。第二阶段，廉颇面对秦将王龁，承认秦军以少胜多，最终失去了上党。随后，秦赵两国陷入了长达三年的僵持，双方都损失了五万兵力。第三阶段，秦国战神白起率领着55万秦军，与赵括率领的45万赵军展开决战。秦军损失了十万士兵，而赵军则损失了二十万，另有重伤病残五万人，以及被俘虏的二十万士兵。赵军在阵地战中毫无胜算，秦军凭借着占据高地的地利优势，对赵军形成了包围。综合前两点来看，白起率领的秦军对阵赵括率领的赵军，双方的伤亡比率是1：2，也就是秦军损失十万，赵军损失二十万。综合三阶段的伤亡情况，秦国总共损失了23万士兵，而赵国则损失了55万士兵。长平之战，成为了赵国历史上最惨痛的教训，也标志着赵国由盛转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