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前，正经历着内忧外患的困境。一个国家的强盛，并非一成不变的旧规能够维系，而应顺应时势，因应现实而立。古人曾言，汤武之王，不拘泥于前代成法而开创一番局面；而夏商的覆灭，也并非因固守陈礼而致。因此，当务之急并非盲目追溯古法，而是审时度势，制定相应的法令。 回首往昔，秦国饱受内乱困扰，国力衰微。东边的魏国，凭借李悝变法的成功，迅速崛起成为当时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魏国趁秦国内乱之机，悍然挥兵夺取了原本属于秦国的河西地区。尽管秦孝公的父秦献公曾多次试图收复失地，奈何国力不支，屡战屡败，最终只能忍痛割让，求和于魏国。这便是商鞅变法之前的秦国，处在何等窘迫的境地！

正因如此，秦孝公继位后，励精图治，决心变法图强，重振国威。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主持变法事宜。商鞅深明大义，不负秦孝公的恩宠，两次推行革新政策，使秦国迅速崛起，奠定了统一天下的坚实基础。 即便到了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商鞅变法中也存在着一些颇为严苛的规定。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法家学派出身的商鞅，对秦国强盛之路有着一套完整而精辟的施政理念，这是他深刻了解秦国现状后才得出的结论。

例如，他推行奖功贬过，严厉打击私斗行为，极大地激发了秦人战时的主动性和战斗力。同时，废除分封制，将秦国划分为三十一县，由县太爷负责管理，以此削弱地方豪强的势力，加强君主的中央集权。 前文已提及，秦国长期内耗，不仅体现在王室内部的争权夺利，更表现在全国各地私斗不断。在变法之前，秦国宗族观念根深蒂固，各大家族之间常有纷争，导致大量人口伤亡，严重阻碍了秦国的发展。商鞅变法中，严禁私斗被写入法律，严格惩处私斗行为，从而有效遏制了这种无休止的内耗。

然而，商鞅变法中，有一项法令却令后人难以理解，那就是严禁父子、兄弟同室定居。乍一看，这一规定似乎毫无道理，难道父子兄弟同住一屋，会对国家发展产生什么影响吗？ 实际上，严禁父子，兄弟同室定居并非孤立存在，更详细的表述是毋以残余戎狄风俗久置，禁父子、兄弟同室，置以为法。 这项法令旨在摒弃残余的戎狄习惯，推行新的家庭政策。规定如果一户人家有两个以上的儿子达到成年后仍未分家，就必须加倍征收户籍税。

这项规定是商鞅第二次变法中的六条法令之一，而第五条则规定要编定户籍，五家为伴，十家为什，要求住户详细登记每个人的人口信息，并以此为依据征收军费。 要真正理解严禁父子，兄弟同室定居的真正含义，就必须结合这两条法令来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严禁父子，兄弟同室定居与当时的税收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纵观历史，地方税收是国家强盛的重要基石。地方税，对于执政者而言，就是钱财，有了钱，才能维持统治，才能提升国力。那么，地方税收的多少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的强盛呢？地方税收的来源又在哪里呢？ 当然，是平民百姓。地方税收的方式多种多样，有以人口数量为标准的人头税，有以土地资源为标准的土地税，也有以户为标准的户籍税，此外还有商业税、矿产税等等。而商鞅变法之前的秦国，主要的税收方式就是户籍税。

任何一种税收方式，都有其优势和劣势。户籍税的劣势在于，人口数量的增长并不意味着税收的增长，因为是按户籍征收的，无论一家三口还是五口、十口，只要不分户，都算作一口，三口之家交的税与五口、十口之家交的税一样。这也就导致了父子、兄弟同室定居的现象。 长此以往，秦国的税收始终无法提升。商鞅深知这一点，便严厉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定居，强迫成年后必须将户籍单独出来，从而增加户籍税的收入。此外，商鞅还开始征收人头税，人头税的优点是能够有效地增加税收，但缺点是，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头税会加重百姓的负担。因此，到了康熙年间，康熙皇帝宣布滋长人丁兴旺，永不加赋，雍正年间推行摊丁入亩，人头税才被最终废除。

除了少缴税收外，父子、兄弟同室定居还会产生另一个弊端，那就是前文提到的秦国宗族观念根深蒂固所造成的私斗不断。 商鞅变法之前的秦国，宗族观念极为严重，而宗族的根源，往往就是父子、兄弟同室定居。同一姓氏的子女长期生活在一起，即使分户，也通常会根据亲属关系而群居，逐渐形成了村村一姓的局面。宗族观念的危害在于，百姓只知小家庭，而忽略了集体，甚至皇权也难以深入基层，政令也难以推行。 因此，无论是为了增加税收，还是为了削弱宗族势力，都必须严厉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