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正声明】请勿以本文投喂AI，此作品内容谢绝用于人工智能模型训练。

“大锅饭”一词源于广东肇庆市一座寺庙、建于明代的庆云寺。寺中有一口特大的铁锅，若煮一锅饭，可供近千名僧人食用。

我们平常说的大锅饭不是这个，而是特指是建国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大锅饭”。

一九五八年元月，南宁国务工作会议休息时，刘少奇对毛泽东说：“主席，苏联的工厂 和集体农庄里的集体食堂我看不错，既节省劳动力，又卫生。我国可以不可以也搞集体食堂？”

毛泽东听后迟疑了一下：“国情不一样，有的在苏联行的通，在我国就不一定了。”

刘少奇说：“我们可以先搞几个试点，不行就解散，这项工作我来做。”

毛泽东说：“我不主张。你要搞试点的话，搞一个就行了。”

大锅饭

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第二天，刘少奇找到朱德：“朱老总，集体食堂的事你知道吧？”

朱德：“啥子事？”

刘少奇：“苏联的集体食堂是个成功的经验，很值得在我国推广。我向主席提出了我们也办集体食堂的建议。”

朱德：“不晓得、不晓得。”

刘少奇：“你见了主席呀，再吹吹风，使这项工作能够尽快在全国展开。”

朱德：“嗯，我问下好喽。”

一九五八年四月一天，刘少奇在开往广州火车上向周恩来、陆定一说：“我向主席提出来办集体食堂的事，主席同意先搞试点，你们出个主意，试点放在哪里最合适？”

陆定一：“南方一个、北方一个，有代表性。”

刘少奇说：“不，我准备南、北、中各放一个。北方的放在天津、中间的放在河南，我已向这两个地方的干部打了招呼。南方么，见了陶铸再定好了。”

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前夕，刘少奇找到毛泽东：“主席，向你汇报个好消息，集体食堂试点搞成功了。我亲自到天津、河南两个试点进行了调查，当地的干部、群众都说好。”

毛泽东说：“会有人说好的。但，把都字去掉。家庭条件差的会说好，家庭条件好的就不一定是真心话喽。”

刘少奇：“主席，我全实话，没有半点谎言。”

毛泽东摇摇手：“世上没有完美的事和物，人也不例外。吃大锅饭，有人说甜、有人说咸，众口难调么。”

刘少奇：“主席说的对。但，总的说是成功的，我建议尽快向全国推广。”

毛泽东：“不要急于求成。向全国推广是个大问题，要考虑、要坐下来研究，试点范围可以再大一点，效果究竟怎么样？那时再说好了。”

“试点范围可以再大一点”的“大”字，让刘少奇得到尚方宝剑，在全国到处说主席同意了大办集体食堂、集体食堂是他的杰作。

集体食堂

期间，刘少奇没有得到党中央、毛泽东同意，督促很多地方建立集体食堂，吃起了大锅饭。等中央形成意见时，他已生米做成熟饭。

大锅饭最终失败的原因有多方面。下面摘录原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1966年的一次谈话。

吴芝圃是“三年灾害时期”饿死人最多的五省之一的河南省的省委书记，后来被一些人称为建国后“五大酷吏”之首。其他四个是：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山东省委书记舒同，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

问：毛主席批评你爱讲假话，怎么回事？

吴：（摇了摇头）一九五八年的河南和全国一样，夏粮获得了好收成。可是，报纸上却出现了有的省份亩产上千斤、上万斤的报道。记得是七、八月份，刘少奇同我谈了话，大概意思是让我要跟上形势，各项工作不能落后，尤其是中央提出的各项生产指标更不能落后。河北对各项生产指标落后的单位实行了拆白旗和背黑旗，对先进单位竖红旗的做法很见成效，各项工作都走在全国前列，你们河南应该向人家学习。之后，我的头脑开始膨胀了。受刘少奇的引导，便学着别的省份刮起了浮夸风。

问：信阳饿死了人，是不是信阳地委有问题？

吴：信阳地委是有责任。文敏生省长也应该负责任。但，我应负主要责任。现在回想起来，信阳事件和密县事件主要是由铺张浪费风造成的。五八年的大跃进使得全年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可是，很多粮食都坏在了地里，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没想到五九年、六零年全国大面积连年遭受特大旱灾，农业严重欠收，仓库里没有粮食，能不饿死人吗？

吴：大概是五八年九月上旬的一天，刘少奇再次和我谈话，他说今年全国的夏粮获得了大丰收，白面、大米足够吃上两、三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应该提高人民的生活，没必要再让老百姓吃杂粮了。如果河南的细粮不充足的话，可以从其他省份调拨。苏联老大哥吃的是面包加土豆烧牛肉，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还说他一九二零年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就喜欢上了吃面包，那时赫鲁晓夫是校长，对他特别偏爱，专门找来做面包的大师教他做面包等等。当年，在刘少奇的倡导下，全国各地都学苏联做起了面包。时隔不久，从河北开始，全国均出现了不重视秋粮的现象。受刘少奇谈话的影响，河南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吴：在这次谈话之前，大概是五八年四、五月份吧，刘少奇和我通过一次电话，说苏联的集体食堂很值得推广，既省工省时又节约卫生。他已请示主席，这项工作由他亲自抓，正在向全国布置。并强调河南省一定要在全国带个好头。之后，河南便合了大伙，吃起了大锅饭。

后来，安徽的曾希圣、湖北的谭震林、山西的陶鲁茄，还有江苏、湖南一些干部在一起碰面时，都说刘少奇也找他们谈过内容相似的话。这些，我都向中央写过书面汇报材料。

吴芝圃和毛主席

问：你的材料什么时间写的，交给了谁？毛主席看到了吗？

吴：（想了想）一九五九年初写过一份。据听说……对，听刘子厚（时任河北省长）说这份向中央和毛主席反映刘少奇助长五风的信被刘少奇压了起来，毛主席没有看到这份材料。

另一份是一九六二年元月一日，中央在河北省定县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是在这次会议期间写的。以省为单位分组讨论时河南省向中央递交了两份书面材料，一份是以河南省委、省政府写的，另一份是以我个人名义写的，实际上是我向中央作的一份检讨。材料上提到了刘少奇五八年和我的两次谈话，记得材料交给了大会秘书处。

糟糕的是，后来又从刘子厚口中得知，这份材料被邓小平扣了起来，他交给了刘少奇。毛主席看到没有就不知道了。

问：七千人大会上你私下和刘少奇谈过话，站刘邓一边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发难，是事实吗？

吴：事情是这样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确实找我私下谈过话，直接不直接的意思是说当初周总理不应该提倡搞大跃进，周总理提倡搞大跃进是个人表现，想以此压他刘少奇。毛主席更不该支持周总理搞大跃进，把一些超越刘少奇权利的事让周总理去办。

刘还说三面红旗提法过激，出了这么多问题。谁提倡搞的大跃进谁应该对问题负责。我们在第一线为他们干了那么多工作，不该再承担责任挨棍子了。并说五风问题河南是重点省份，要我们河南深挖深究。

刘少奇临走时还对我说，他五八年那两次关于大跃进和我的谈话收回，就当没说算了。

对刘少奇这种说话前后矛盾、说了又否认的态度我都懵了。大会结束时，我向毛主席写了一封反映刘少奇态度的信，交给了胡乔木同志。

问：刚才你说了，五八年刘少奇找你那两次谈话，你还是以书面材料向中央捅了出来，当时刘少奇对你这种行为就没有什么反映吗？

吴：刘少奇并没有什么反映。不过，之后邓小平找我谈了话。

问：邓小平找你？什么意思？

吴：邓小平说刘主席（刘少奇）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毛主席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刘主席很快要主持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河南要全力配合好刘主席的工作。中央今后正需要人才，你吴芝圃尽力争取么。邓小平找我谈过话后，我就意思到是刘少奇变着说法向我敲警钟，只不过他没有出面罢了。

吴芝圃的这些谈话是真是假？是不是在推诿自己的责任呢？

遗憾的是，在公开出版的《刘少奇文选》和《邓小平文选》中，都没有收录这个时期、他们两个关于这些问题的相关讲话或文件。这是很蹊跷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什么。

后注：

本文资料主要参考了《中华论坛》二○○八年十二月六日“大跃进五十周年回忆录”，原文作者署名为甄石，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