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兴学高潮和科举成果

宋代是一个高度重视文化教育的朝代。在宋初，全国仅有白鹿洞、岳麓、应天、嵩阳等四大书院。至庆历四年（1044）， 朝廷“诏诸路州、军监各令立学。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自是州郡无不有学”。与之相呼应，宋代恢复并不断完善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包括定制三年一考并设立殿试；实行了严格的弥封、誊录制度以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使考试结果相对公平等，这些举措，有利于选拔优才，广泛吸收地方知识分子精英问政参政，获得中下层地主阶级的广泛支持。进入南宋之后，惠州及其下属各县除兴办了州、县学外， 民办和官民合办的书院亦勃然而兴，如惠州府城的丰湖书院、张留书院；博罗的钓鳌书院、见龙书院、清湾书院、擢桂书院等，惠州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办学高潮。有研究者统计，“宋代广东共有州、县学 63 所，书院41 所，其中较多的广州、惠州”。惠州是当时广东文化教育最为发达的州县之一。

（一）名儒罗从彦创办钓鳌书院

惠州宋代的办学高潮，发轫于南宋名儒罗从彦在罗浮山创办钓鳌书院。罗从彦（1072— 1135）， 字仲素，号豫章先生，福建沙县人。他是同乡杨时的高足，又曾“鬻田走洛”，问道于程颐。正如罗从彦的再传弟子朱熹所说：“龟山（杨时）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仲素一人而已。”③ 罗从彦是宋代道南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他充分汲取“二程”理学体系精华并发扬光大，嫡传至李侗，再由李侗传至朱熹，从而形成了以朱熹为代表的师承四代的闽学一派，对中国宋代以降的思想发展和文化创造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罗从彦画像

绍兴二年（1132）， 61 岁的罗从彦在多次赴考落第后， 以特奏名的形式获乙科进士，授官博罗县主簿。当年八月，他受太守周绾之命，“率诸生行释菜礼”。在古代，凡是初次入学的弟子，都要向孔子、先生行“释菜之礼”。这是惠州有文献可考的最早的一次释菜礼。罗从彦又选址瑰丽灵秀、气象万千的罗浮山建钓鳌书院，开坛授徒，传播道学，并在博罗东江流段设十三渡济行人，用所收粮饷购买学田用作钓鳌书院的办学经费。

在自我修行上，罗从彦在罗浮山“澄心静坐”，“穷天地万物之理，究古今事变之归”。释道交融的罗浮山不仅为罗从彦提供了悟道修身的绝佳环境，还让他有了一定程度的佛老体验。他认为：“佛氏之学，端有悟入处。其道宏博，世儒所不能窥。”这一体验，与北宋名相赵普回答宋太宗提问时所说的“以尧舜之道治世， 以浮屠之教修心”异曲同工，遥相契合，体现了宋代三教融合的时代趋向。

罗从彦的治学思想，主要分为“论治”“论士行”两部分。重点是主张维持国家稳定的关键，是要遵守祖宗法度；朝廷用人，应选用关心国家安危的“君子”，而不是歌颂太平的“小人”；国家的安危决定于朝廷内部及防止奸臣弄权。故罗从彦在罗浮山讲学培养学生时，要求学生熟读《议论要语》一书。

绍兴五年（1135）， 63 岁的罗从彦在广州前往汀州武平讲学的途中不幸染病，越三日而逝，因家贫而数年不得归葬。状元石公辙作祭文赞罗从彦“往游罗浮，意气仙仙；欲成其书，归胡不遄”，是罗从彦在钓鳌书院勤勤讲学、亟亟著述的真实写照。

自罗从彦讲学罗浮后，宋元时期的博罗县境共出现 7 所书院，其中 6 所都与罗从彦有关。 《广东通史》认为“南宋广东学人研习讲学的学术中心仍在罗浮山”，可见豫章先生在惠州乃至岭南书院史上的重要地位。

“千载讲堂人仰止，时从四百望崚嶒。”明代博罗举人韩晟《谒豫章祠》的诗句，表达了惠州士子对罗从彦的崇仰之情。明嘉靖十五年（1536）， 惠州郡守史立模将罗从彦从祀元公祠，并且特别作了说明：“豫章（从彦）之祀，当不以县簿属名宦配元公，以道学同也。”强调罗从彦从祀周敦颐，不是因为他当过博罗主簿，而是他在道学中所拥有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与周敦颐一样。郡人张宋卿、留正，先后于绍兴二十七（1157）年和绍兴三十年（1160）考中进士，无不与罗从彦罗浮讲学努力传播道学有关。为此，入明后惠州郡守史立模还亲自将元公祠改名崇道祠， 以表达惠州人崇道之情，为明代宋明理学在惠州的兴起埋下伏笔。

（二）留正、张宋卿和张留书院

清代文人庾熙在其撰写的《西湖赋》中，说惠州西湖“人因地杰，地以人灵。湖以文忠（苏轼）、文惠（陈尧佐）显，又以留正、张宋卿卜筑水帘而湖胜；薛侃讲学丰山而湖兴，濂溪（周敦颐）、文山（文天祥）、新建（王守仁）立祠于东岳庙而湖盛；子中（王度）、龙塘（叶梦熊）、复所（杨起元）奋迹惠阳而湖荣。” 其中说到“卜筑水帘”的，正是南宋大名鼎鼎的“三朝丞相”留正和“省元”张宋卿。

嘉靖四十年（1561）《广东乡试录》中，叶梦熊中举名单（惠州市地方志办供图）

关于留正的身世生平， 明韩鸣鸾《罗浮志略》下卷《留正传》中，有特殊的见解，认为留正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惠州“土著”：

留正，字仲至，其父铸，本泉州永春人，清远军节度使从效远孙。铸来惠， 于宋建炎三年十月生正。归善人徐敦实以女妻正。正在罗浮水帘洞梅花村读书，应惠州举，登绍兴庚辰进士。淳熙十六年拜右丞相。绍熙元年迁左丞相，进封魏国公。卒赠太师，谥忠宣。正有四子，长子筠之子孙居博罗县， 其余子孙居泉州。公祀博罗乡贤祠。夫留公生于斯，长于斯，应举于斯，从祀于斯，是土著也！

《留氏族谱》里的留正画像

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 留正考中进士，初授南恩州阳江（今广东阳江）尉；乾道年间知循州（今广东龙川）； 淳熙十六年（1189）， 宋孝宗退位前擢其为右丞相，历孝宗、光宗、宁宗父子孙三朝，而任职时间主要在光宗朝。

据《宋史 · 留正传》称，留正任职丞相期间，“谨法度，惜名器，毫发不可干以私”。宋孝宗赞之为“真宰相也！”不过，也正因为他的“真”，致使其在宰相位上三起三落：先是耻于与姜特立共事，反对其任左丞相而冲犯宋光宗，待罪六和塔；后又为了调和宋孝宗和宋光宗父子之间的矛盾，被宋光宗逐出宫门，待罪浙江亭；最后为遏制佞臣韩侂胄弄权，被列入“伪学奸党”名单而罢相，通判杭州。直到庆元六年（1200）临安大火，宋宁宗下罪己诏， 留正才得以恢复官职，次年封魏国公兼观文殿大学士。开禧二年（1206）七月， 留正病逝，终年 78 岁。

位居宰相的留正，本身就是理学名臣，平生汲引理学人才不遗余力，一代大儒朱熹就曾得到过他的提拔。南宋文学家陈亮在《谢留丞相启》中称赞留正：“重道崇儒之正学，素所讲明；立纲陈纪之大经，备尝议论。”惠州人在罗浮山、惠州西湖各建立了一座张留书院， 目的就是给惠州士子树立学习的标杆，更好地传播理学。

在惠州，有不少有关于留正的民间故事。据嘉靖《惠州府志》记述， 留正成为下郭徐氏女婿，颇具传奇色彩：“宋丞相留正，泉州人。初未遇，游于惠，归善人徐敦实尝梦中庭玄龙沐水。明旦， 留入谒，适注水于盘， 留方苦手疥，掬以盥。敦实出而见之，不殊夕梦，知其必贵，遂延之宾馆以训子弟，继以第三女妻之。”后来，徐敦实病逝，任官京城的留正曾返惠州拜祭。 《惠州府志》又记述了一件异闻：“（徐敦实）葬外水沥， 留往展其墓，方拜，大风偃墓松曲折如答拜状，故俗呼为答拜松。”当时坊间流传一首童谣曰：“留太师，未冠带；扫徐坟，树答拜。”府志中所说的“外水沥”和“答拜松”，均在惠城西北梅湖村。留正逝世后遗下四个儿子， 曰：恭、丙、端、硕，皆 为 承 务 郎。长 子 恭，字 伯礼，号惠爱，寓意爱惠州也；其孙元均，通判惠州；元长，居罗浮，与白玉蟾同师陈泥丸， 自号“紫元”。

张留书院的另一位标杆人物是张宋卿。宋卿字恭父（又称恭甫）， 惠州博罗人，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是广东历史上的第一个省元（尚书省试第一名，地位相当于明清时的会元）。嘉靖《惠州府志》有称：“惠之才人至宋始著闻，盖自古成之起河源，张宋卿起博罗，遂为南粤倡。”是一位开惠州人才之先的人物。

张宋卿警敏强记，少时“尝借书于人，一阅则成诵不忘”。绍兴十五年（1145）， 南宋经学大师太学博士陈鹏飞贬居惠州，三年后病卒惠州。据朱熹所著《朱子全书》卷六十二：“陈（鹏飞）遂忤太上意，安置惠州，张宋卿于彼从之。”可知张宋卿就在这段时间里从学于陈鹏飞。陈鹏飞寓惠四年，从学者当不在少数，但可以确考的就是张宋卿。

绍兴二十七年（1157）， 张宋卿在礼部考试中获得进士第一名， 由于宋代礼部属尚书省，故又有省元之称。这一科的状元虽然是王十朋，但在殿试中，张宋卿的表现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就曾载述：“合格进士博罗张宋卿等，上亲策试，既而御笔宣示考试官曰：对策中有鲠亮切直者。”宋高宗所说的“鲠亮切直者”，自然包括张宋卿在内。

张宋卿进士及第，初授连州教授。数年后改授秘书省正字，这是一个专门“校雠典籍，订正讹误”的文官。枯燥繁琐的文字工作并没有消磨张宋卿的进取锐气，他不时向朝廷建言献策。隆兴元年（1163）， 刚即位的宋孝宗，听取了张宋卿的建议，下定决心改革弊病丛生的荫补制度。所谓荫补，又称恩荫、资荫、奏补、任子等，就是规定一定品级的官员其子孙可获荫入仕补官，五品以上荫孙，三品以上荫至曾孙，台省六品诸司五品以上官员皆得荫补。据《宋史》记载，这一年，张宋卿“言荫补冗滥，立为定法，凡员外转正郎，正郎转侍从，卿监之至中大夫，每初遇郊，则听任一子，再经，则不许复请。遗表之恩，各减其一”，对荫补人数实行新的限制。张宋卿对科举制度的改革也有建言。时兵部侍郎胡铨曾向宋高宗推荐：“张宋卿耿直，可任台谏。”

隆兴二年（1164） 闰十一月，张宋卿晋升为秘书郎，继而授校书郎。这时张宋卿已是“正色立朝，刚而有礼，名重诸公”，但他洁身自守， “权贵欲内交者，谢绝之”，因而深得许多大臣的赏识。南宋名相周必大在论及张宋卿时，就有“张宋卿名冠淡墨”，“仕未甚显， 已而俱为名侍从”的赞语。

张宋卿任校书郎不久， 因得胡铨和张浚“荐其才堪大用”而出守肇庆。在肇庆，他“礼贤兴学，政务毕修”；修撰肇庆志（又名《崧台志》）， 是肇庆地区最早的方志之一；在肇庆名胜古崧台建石头庵以纪念高要籍僧人——唐代著名的石头和尚陈希迁。如此等等，对肇庆的人文产生深远影响。不久张宋卿卒于任上，肇庆人祠之名宦。明代惠州乡贤叶春及用一句话概括张的一生。他说，“恭父知于忠简（胡铨的谥号）、忠献（张浚的谥号）”, 为南宋名臣胡铨和张浚所知遇，正所谓“不知其人，视其友”，张宋卿的为人为官如何也就当可想见了。

有关张留书院的规模体制，地方史志没有更多可供考述的资料，倒是在民国《博罗县志》里载有一首宋人吟咏张留书院的古诗，能让人们多少窥见书院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形。诗中有谓： “水帘云顶飞，舟叶天涯渺。古洞匝蝴蝶， 闲庭喧百鸟。诵声杂石溜，炊烟出林杪。”作者龚日章，宋庆元二年（1196）任惠州教授，其时距张、留登第入仕已近四十年，书院依然是书声琅琅，炊烟袅袅，充满了生机。据明嘉靖戴璟主修的《广东通志》载：张留书院与幽居洞后的郑公书堂，代有修葺，至“元末皆废”，就是说，张留书院由兴至废，历经了将近二百年的时间。而它的旧址，则一直保留到清末。光绪末年，博罗人张隽在《罗浮百韵》的自注中就说道：“宋丞相留正封魏国公，张宋卿以春秋魁南省出守端州。二公尝讲学罗浮，今张留书院尚存。”

（三）州守刘克刚和丰湖书院

南宋淳祐三年（1243）， 乐清（今属浙江）人、宋太宗八世孙赵汝驭知惠州，在郡城西南银冈岭建聚贤堂，祀陈尧佐、陈偁、苏轼、唐庚、陈鹏飞、许申、苏过、陈瓘、留正等寓贤及古成之、张宋卿、陈焕等乡贤共十二人，名“十二先生祠”。祠后为晞是堂，堂上有楼，名第一湖山楼，是方志记载中惠州历史最为久远的楼堂。聚贤堂是一所祭祀式书院，其主要功能是通过对众先贤的定时祭祀，体现对儒家文化道统的尊崇和继承。

赵汝驭离任不久，惠州迎来了又一位福建籍的州守刘克刚。刘克刚字处和，福建莆田人。据光绪《惠州府志》记载，他在惠州知州任内“清俭治办，修弊起废”，有人讥诮他自奉过俭，如穷书生，他不以为然说：“吾积至万缗，则诸邑宽剩，铁醋息钱可罢矣。瘠一身以肥一群，庸何伤？”可谓掷地有声，尽显儒者济世的胸襟抱负。刘克刚对振兴地方教育尤其热心，慷慨解囊创建丰湖书院，就是他的一大手笔，也是他送给惠州人的最为丰厚的一份礼物。

宋宝祐二年（1254）， 刘克刚来惠任职不久，即将聚贤堂改建为丰湖书院。他“以堂为夫子燕居，塑豫章先生像于晞是堂”，以志不忘罗从彦筚路蓝缕之功。又于其西构六君子堂（即南宋理宗六君子刘黻、陈宜中、黄镛、林则祖、曾唯、陈宗）， 其南辟四斋，又南立三门，“简生徒有志向者讲习其中”。比之聚贤堂，丰湖书院不但规模扩大，功能增加，制度也更趋完备，并带有半官学的色彩，师资和经费因此更有保障。

刘克刚还亲自拣选归善县主簿郑济甫兼任丰湖书院的首任山长。郑济甫，又 名 濬 甫，字 逢 言，福建莆田人，与刘克刚之兄、南宋文学家刘克庄相友善。他累世业儒，学问渊雅，淳祐十年（1250）中进士，著有《经史考》，文章道德见重于时。郑济 甫 在《经 史 考 自 述》中称：“我朝诸儒接乎朱、吕氏（即朱熹、吕祖谦）， 理义之学大明，而经史百家众说淆乱，未能尽订而归一。”可以窥见创建之初的丰湖书院，既是程朱理学的传承者，更开创了考订经史百家的学术研究风气。

丰湖书院（惠州市地方志办供图）

丰湖书院建成后不久，刘克刚不幸染疾。在病重弥留之际，他仍然记挂着丰湖书院的发展，把主管教育事务的官员叫到床前，再捐羡钱千缗以增建学舍。他对教育如此眷怀于心，至死不忘，令人感动。

景定三年（1262）， 摄知惠州军州事林畔在丰湖书院前建亭，名“如沂”。其时，林畔所见，洙泗之风尚已在惠州悄然兴起，犹如源出山东省曲阜县东南的尼山沂水，洙泗之源。丰湖书院，开启了惠州宋代理学讲学的先声。

在宋代，丰湖书院不但代表了惠州书院的最高水平，也是岭南书院的典型之一。杜定友《广东文化中心之今昔》一文就指出：宋代广东正式书院，“以南宋嘉定间之禺山书院、番山书院、相江书院、丰湖书院为最善”。其中广州两个，韶关、惠州各一个。对此，刘克刚的始创之功不可淹没。

（四）元代惠州儒学和书院

宋景炎元年（1276）， 蒙古贵族的金戈铁马踏破临安，摧毁了赵宋王朝。他们以武力征服汉民族，却又被博大精深的汉文化所征服。在统一战争的硝烟尚未完全消散的时候，元世祖忽必烈确立了尊孔崇儒，重用儒士，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汉化教育的方针。元军所到之处， 明令保护宗庙、学校和书院。统一全国后又采取许多措施恢复和发展书院教育，如优抚前朝儒士，对不愿从政而自愿退隐山林聚徒讲学者，允建书院， 自行讲学；对出钱捐田创办书院者，予以表彰和补助等。

为便于加强思想控制，他们打破了两宋书院多由民间创办经营的传统，直接由官方兴办并视同为官学，给书院山长师儒以对应学官的同等待遇。至元十九年（1282）颁布的《郡县学院官职员数》规定：“书院设山长两员，钱粮官一员，学正、学录各一员，斋长、教谕各一员。”山长级别与州府儒学学正相同，所领俸禄也是每月粮米三石、钞三两。朝廷又规定，“凡生徒之肄业于是者，守令举荐之，台宪考核之，或用为教官，或为吏属”, 解决了学生的出路问题。后来元仁宗又下诏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才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恢复科举考试制度，承认程朱理学为官学正统，规定以程朱传注为经学考试的依据，迎合了汉族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精神期待。

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元代书院的发展。据统计，元代在全国范围内重新修复而延续下来的前代书院有六百所以上，加上本朝创建的书院，总数不下千所。 朱彝尊在《日下旧闻》说：“书院之设莫盛于元，设山长以主之，给廪饩以养之，几遍天下。”大体符合当时事实。

宋末元初，朝代变革，丰湖书院的六君子堂、四斋、十二先生祠俱圮，惟夫子燕居、晞是堂、三门两廊、如沂亭仍存。元代惠州改路，时惠州路学尚未立，所存丰湖书院堂室成为春秋谒奠之所，书声寥寥，书院衰落。至大德三年（1299）， 山长黄赵孙虽重建书院，但已难觅宋代丰湖书院的文风气象。

元代末年，惠州书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元至正六年至八年（1346—1348）， 广东道肃政廉访司佥事周伯琦重建丰湖、新建白鹤二书院，祀苏轼、罗从彦。其中位于白鹤峰东坡故居的东坡书院，即在元至正六年（1346）创立。

在元朝 80 多年间，惠州接连不断重修或新建州县儒学，其中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重建惠州府儒学丽泽亭，至元二十九年（1292）廉访司张处恭又予重修；博罗儒学元初仅存戟门，至元三十一年（1294）廉访司张处恭及县令刘亨重建。延祐五年（1318）， 知州徐震仍建龙川儒学于县城北。泰定元年（1324）， 惠州路同知暗都刺建归善儒学于白鹤峰东麓（今惠阳高级中学校址）； 教授张廷实有记云：“暗都刺中顺至官，见邑学独缺，乃卜筑旧学之北，取县廨遗址，厥位面阳，亢爽闳豁，直鹤峰之前。”泰定二年（1325）， 教授刘惟清修惠州府儒学大成殿及明伦堂。天历二年（1329）， 教授张廷实修戟门；教授石岩立进士题名记。

（五）宋元科举教育成果

宋初科举，基本上沿袭前朝。由于设有州、县学，考生一般由各地学馆、书院推举， 因此叫考生为“举子”。到宋仁宗时，对科举进行多项改革：一是并多科为一科，使考试科目简单化；二是确定科举考试每三年一次，成为定制，后来元、明、清三朝都遵行此制；三是考试分州试、省试、殿试三级，特别是坚持殿试， 目的是把省试合格的考生变为天子门生，为朝廷罗致和储备人才； 四是增设乡试，考生一律要通过乡试，使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五是真宗时又确立糊名誊录制度，杜绝科举考试中的请托投刺之风。

据《惠州府志》不完整记载，宋代惠州中进士共 54 人，是惠州历史上中进士最多的朝代，比明朝 44 人还多 9 人。其中归善 14 人，博罗9 人，龙川（含长乐、兴宁）18 人，河源 5 人，海丰 7 人，永安 1 人。归善考取进士的有罗孟郊、吴周乡、梅蟠、郑常、王傅燮、何柔中、留正、李成之、尤适、朱篆、胡维嘉、洪南斗、谭一鹗、潘文伯等 14 人。除此之外，归善县尚有举进士 7 人（乡举）不计算在内，他们分别为陈开、李思义、陈周翰、黎献臣、李思纯、梁昭德、郑文达。

元代惠州科举成绩远不及宋代，也是入宋以后历朝之中最差的一个朝代。其中有几个主要原因：一是元代立朝时间较短；二是元朝选拔官员的途径主要不在科举；三是蒙古贵族担心科举取士会侵蚀他们的既得利益， 因而百般阻挠和抵制。元朝自灭宋之后数十年停罢科举，直至元皇庆二年（1313）， 元仁宗始下诏恢复，并于元延祐二年（1315）首次开科取士， 以后三年一次，直到元亡。元惠宗时期， 因丞相伯颜擅权，执意废科举， 1336 年科举和 1339 年科举停办。前后共举行了十六次科举考试，考取进士共计 1139人，取士的名额很少； 四是元朝统治者在取士过程中，对汉人尤其是南方汉人，亦即所谓“南人”，实行民族歧视和打压的政策。

根据清光绪《惠州府志》记载，惠州元代竟无一名科举进士，仅有诸科 9 人，其中归善 2人，河源 6 人，龙川 1 人。考诸史志、族乘，元代惠州进士或许并非空白，如民国《博罗县志 ·科名》记元代博罗进士有两人。其一曰张敬贤，据《西园张氏族谱》收入，登科年次佚考；其二曰韩某某，佚其名，为元泰定元年（1324）进士。这位韩氏进士是博罗韩氏始祖，韩氏后裔尊他为“梅州公”。据晚明礼部尚书韩日缵所撰《韩氏族谱》记载，梅州公与捌剌、张益等 84人同科中式，初授梅州吏目。泰定二年，梅州饥荒，朝廷命令地方政府赈灾，梅州公竭尽所能，一边拯救已经开垦了的田地，一边采取各种措施抵御灾患，使得梅州人民“全活者众”。另外，在《水北王氏族谱》中，记述了元代水北王氏一门尚有三人入仕：王仕，元大德戊戌孝廉，任翰林院宣教；王恩佑，元大德乡贡，任惠州府经学掌教；王一举，元泰定戊辰乡贡优入国学肄业，寻擢理院承事。

元代惠州科举成绩不及宋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惠州人在宋亡之后，仍不断发起反抗新朝的武装起义。规模较大的有至元三年（1337）惠州归善民聂秀卿、谭景山等制造军器，拜戴甲为定光佛，联络增城朱光卿、钟大明率众起义大破元军；至正二十一年（1361），欧南喜、区钟等在博罗石湾起兵，众号十万，杀元将合刺普华等。终元一代，惠州人反抗元朝政权的斗争从未停止。尖锐对立的民族矛盾和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必然要给文化教育带来消极负面的影响。

元代惠州虽然在社会经济以及科举等方面乏善可陈，但在文化教育上仍有几件值得记述的事情。首先，在元朝统治的 98 年间，地方行政官员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大德十年（1306）、延祐四年（1317）和至正六年（1346）， 先后共四次重修白鹤峰东坡祠并建东坡书院。其次，泰定元年（1324）， 惠州路同知暗都刺始建归善儒学于水东白鹤峰东麓（今惠阳高级中学校址）。此外，《惠州志》的编修和元妙观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重修，也是出现在元代。

岭南地方志书，隋代有图经，唐代有图经，宋、元则有图经和州县志。而隋代岭南最早的图经， 曾在开皇十八年（598） 由循州（惠州）总管府总管樊子盖入朝献给隋文帝。南宋余嚞的《惠阳图经》， 以及惠州最早的志书，即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 由惠州学官黄以宁纂修的《惠阳志》，则毁于宋元鼎革的兵火中。因此，从宋末到元初数十年间，惠州文物史料， 已无图经志书可查。有鉴于此，元大德年间（公元1300 年前后）， 惠州路同知姜文龙开始辑佚《惠阳志》，并掇拾惠州入元以前的历史沿革、文物资料作为补充，续成《惠州志》。姜文龙纂修《惠州志》时，惠州仅领归善、博罗、河源、海丰四县，所以该志较为简陋。尽管如此，它毕竟是继往开来，为后来明代天顺、嘉靖、万历、崇祯诸朝府志的续修开了一个好头，也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意义重大。

转载：《广东史志》2026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