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汉章帝时代以后，《古文尚书》颇行于世，贾逵、马融、郑玄先后为其作注，马、郑注本至隋唐尚有流传。一般认为此本即西汉时代发现的孔壁《古文尚书》。但从文献学层面观察会发现，东汉的《古文尚书》应非孔子壁中书。一是因为此本篇目与《欧阳尚书》等今文《尚书》全同；二是据《尚书正义》及清儒的辨证，东汉学者似乎均未见孔壁《古文尚书》，许慎《说文解字》也未引及孔壁多出的古文篇目；三是许慎所集“古文”中有依据篆隶臆造的“假古文”，部分被臆造之字本在孔壁《古文尚书》中，若许慎得见此本，为何《说文》收录臆造之字？故孔壁古文在东汉的流传范围极为有限，为绝大多数儒生所不见，很可能毁于两汉之际的战火。东汉《古文尚书》乃是以孔壁古文、青铜鼎铭等古文字为基础，改造今文《尚书》而成，属于再造的《古文尚书》。其文字层面是古文，文本层面是今文。

东汉章帝时代兴起的古学中，有一特殊类型，即《古文尚书》之学。这部《古文尚书》也是《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古文的主要来源之一。许慎在《说文解字叙》称其为“《书》孔氏”，故学者们大多默认东汉时代的《古文尚书》即孔壁《古文尚书》。如王国维《〈说文〉所谓古文说》：“全书中所有重文、古文五百许字，皆出壁中书及张苍所献《春秋左氏传》，其在正字中者亦然。”也正是因为《说文解字叙》的记载，孔壁《古文尚书》流传于东汉属于被默认的常识。

伪《古文尚书》在中古的流行，让隋唐学者怀疑孔壁《古文尚书》未曾流传至东汉，《尚书正义》还详细列举证据，说明刘歆以后的儒生未见孔壁古文。清代伪《古文》被证伪，学者们又普遍认为《后汉书》中曾反复提及的《古文尚书》即孔壁古文。据《经典释文》《尚书正义》和《隋书·经籍志》，马融、郑玄曾注《古文尚书》，此本在清代以后亦被视作孔壁古文。但是这一认识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汉书·艺文志》记载孔壁古文有45篇，其中有16篇不见于今文《尚书》，马融、郑玄的注本恰恰没有这16篇（马融以为《泰誓》是伪书，所以这一篇也不在其中），这是为什么？另外，《说文》收录的古文字中，有很多臆造的字，其中有的字就见于《尚书·尧典》等篇，如果许慎可以见到《古文尚书》，他为什么还会臆造那些战国时代本不存在的文字？

王国维著《观堂集林》

一

《后汉书》涉及《古文尚书》流传线索的是《杜林传》《贾逵传》和《儒林列传》三篇。综合这三传的记载我们大体可以看出东汉《古文尚书》存在三个略有交叉的支流：一支由涂恽传至贾逵之父贾徽，涂恽之学可上溯至孔安国；一支是孔安国后人孔僖所传，《儒林列传》称“鲁人孔安国传《古文尚书》授都尉朝，朝授胶东庸谭，为《尚书》古文学，未得立”，又称“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最后一支出于杜林，并经贾逵传至马融、郑玄，这是《古文尚书》大显于世的一支。另有东汉初年尹敏、周防亦传《古文尚书》，但未知所出。

范晔撰《后汉书》

按照《后汉书》的记载，贾徽、孔僖所传《古文尚书》都应该是全本，但东汉中后期显于世的却是杜林、贾逵、马融、郑玄这一系，其中马融、郑玄注本在隋唐时代尚有流传。然而二人所注的《古文尚书》均不是全本，这一情况《隋书·经籍志》有记：

后汉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亦为之注。然其所传，唯二十九篇，又杂以今文，非孔旧本。自余绝无师说。

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时又阙《舜典》一篇。齐建武中，吴姚方兴，于大桁市得其书，奏上，比马、郑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国学。

《隋志》的小序是东汉以后关于《古文尚书》流传的最为全面的记载，也是后人借以判断东汉《古文尚书》诸问题的主要背景知识。当然，这是将《伪古文尚书》视作真书的年代，所以《隋志》所述也是真伪相杂，其中关于孔安国《古文尚书》的记载尤其不可视为史实。如前所述，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孔颖达《尚书正义》所引马融、郑玄《尚书注》，知马、郑所注仅限于今文篇目，未及孔壁古文所多出的16篇。

长孙无忌等撰《隋书经籍志》

同时，隋唐间学者判断《古文尚书》经文在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中散佚，即西晋之前，孔壁古文尚存。然而，《咸有一德》为孔壁古文篇目之一，郑玄《礼记注》云：“《尹告》，伊尹之诰也。《书序》以为《咸有一德》，今亡。”《尚书正义》引马融《书序》云 “逸十六篇绝无师说”，和《隋志》所云西晋尚有古文经文的记载相左。

上述文献细节并未被充分重视，多数学者仍然以孔壁《古文尚书》亡于永嘉为基本常识。于是，戴震提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贾逵、马融、郑玄皆“雅好古文，其作训注，亦但解其今文所立于学官者，岂逸篇残脱失次，不可读欤？”段玉裁在《古文尚书撰异序》中甚至称“马、郑不注古文逸篇”为《尚书》“七厄”之一。王鸣盛《尚书后案》以为16篇的亡佚与古文未立于学官有关。钱大昕推测孔安国依据今文经传训诂古文，逸16篇无今文参照，所以仅隶定，而不为训诂：

汉儒无无师之学。《古文尚书》初得之屋壁，未有能通之者，孔安国始以今文读之，而成孔氏之学。然安国非能自造也，亦由先通伏生书，古今文本不相远，以此证彼，易于闿阐。惟文义不能相通者，乃别为之说，以名其学。若增多之书，既无今文可相参考，虽亦写定，而不为训诂，故马季长云“逸十六篇，绝无师说”也。自安国以及卫、贾、马诸君，皆未有说此逸篇者，康成又何能以无征不信之说著于竹帛乎？

钱大昕像

江藩《汉学师承记》述及钱氏学术成就，于《尚书》之学单拈出此条，足见此说颇受时人推重。但也有质疑者，如魏源《书古微序》谓：“孔安国以今文读古文之训，以古文考今文之本，未尝别自成家，其佚书之无师说犹可言也。东汉古文力排今文之本，而自有其桼书之本；力排今文之说，而自有其师说，则必此佚十六篇者，卓然皆有师说，而后可以压倒今文。何以今文无之者，古文亦无师说乎？十六篇既无师说，则其二十九篇之师说，既不出于今文，又出自何人？岂其阴袭其膏，阳改其面，而又反攻其背乎？”魏源之时，今、古文之争的门户之见已经流行，实则《尚书》学内并无今古之争，欧阳、大小夏侯之学均出于兒宽，兒宽于太学受业于孔安国，两汉《尚书》之官学自源头起就已经分不清今古了。

东汉章帝时代之后古学兴盛，在这样的背景下，贾、马、郑均不注佚16篇，实在不可思议。上引马融说逸16篇“绝无师说”，“绝无”并非一个东汉时代的语词，因此“绝无师说”应标点为“绝，无师说”，即马融认为孔壁古文已不见，故无师说也。所以，孔壁《古文尚书》是否为大多数东汉学者所见就是一个问题了。

魏源像

二

《尚书正义》以《伪古文尚书》和《伪孔传》为依据，判断刘向、刘歆、马融、郑玄等大儒均未见孔安国所传《古文尚书》，其举证虽不足取信，但其结论却庶几近之。故朱彝尊《经义考》曰：“孔壁《古文尚书》，汉魏西晋诸儒均未之见。”程廷祚《晚书订疑》在朱彝尊基础上系统整理了《说文》所引《尚书》古字，其出处都在今文《尚书》29篇之内。马融判断《泰誓》一篇是伪书，故不注此篇，后世学者因之亦认为今文为28篇。

许慎古文字知识多来自贾逵，贾逵《古文尚书》之学如果确实可以由贾徽、涂恽上溯至孔安国，那么孔壁《古文尚书》多出的16篇之文字应可见于《说文》。但《说文》自称《书》用孔氏，其引文及文字却没有超出今文篇目。

《尚书正义》引马融注称《泰誓》后得，从文字上看应是伪书，说明他所注《古文尚书》之《泰誓》就是今文中的《泰誓》，而非孔壁古文《泰誓》。加之贾逵、马融所注《古文尚书》篇目皆同于《欧阳尚书》，因此可以判断孔壁《古文尚书》确实为贾逵、马融、郑玄等大儒所未见。据程元敏《尚书学史》所整理的《尚书》佚文，孔壁古文有三篇被东汉以后文献引用过，分别是《胤征》《伊训》和《武成》，其中《尚书正义》录郑玄《尚书注》和郭璞《尔雅注》所引《胤征》均见于《孟子》，郑玄《尚书注》引《伊训》两句八字，前四字疑为《孟子》引文的讹写，后四字见于《孟子》，《论衡》引《武成》见于《孟子》。另外《汉书·律历志》引《伊训》《武成》，实则来自刘歆《钟律书》或《三统历》。如此看来，东汉人的征引应该来自二手材料，而非原始篇章。故四库馆臣对东汉儒生未见孔壁《古文尚书》有极为肯定的判断：

《说文》注中所引，亦皆在今文二十八篇之中，朱彝尊《经义考》辨之甚明。则慎所谓孔氏本者，非今五十八篇本矣。

……马融《书序》称逸十六篇，绝，无师说也。使贾逵所传杜林之本即今五十八篇之本，则融尝因之作传矣，安有是语哉？又《后汉书·杜林传》称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尝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云云，是林所传者乃古文字体，故谓之漆书。是必刘向校正三家之时，随二十八篇传出。以字非隶古，世不行用。林偶得之以授逵，逵得之以授慎。故慎称为孔氏本，而亦止二十八篇，非真见安国旧本也。论《尚书》者，惟《说文》此句，最为疑窦。

程元敏著《尚书学史》

但《说文解字叙》称“孔壁古文”言之凿凿，又作何解释？我们不妨将《说文序》中与孔壁古文相关的文字重读一遍：

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

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

许慎所谓“古文”指的是字体，而非文本。王莽时所谓六书为古文、奇字、篆书、佐书、缪篆、鸟虫书，奇字至鸟虫书等五种都是字体，则古文也是字体。后文又说“壁中书”与张苍所献《春秋左氏传》、郡国所出鼎彝铭文“皆自相似”，三者所能相似的自然也是字体。《隋书·经籍志》曰：“汉时以六体教学童，有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鸟。”足见汉唐间是将“古文”理解为字体，而非经书。

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大字本）》

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第十七节即专论“东汉之所谓古文”，其要点有二：一是司马迁至刘歆时代，所谓古文是指《诗》《书》六艺，古乃针对战国诸子学之今而言；其二东汉所谓古文，则指古文字。清儒程廷祚以“字学”和“经学”对“古文”的不同意指加以区别。其《晚书订疑》卷上“古文之名以字体训诂不以篇章”条曰：

汉世字学与经学并重，故《前书》云：古文读应《尔雅》，解古今语而可知。《后书》云：桓谭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辨析疑异。又云：贾逵为肃宗言《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训诂相应，帝遂诏逵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此皆谓字学也。自唐天宝初改诸经古字为俗字，而学者不知有字学，一闻古文之名，遂致疑于书之篇章，陋矣甚矣！

程廷祚遍举《后汉书》所载《古文尚书》之事后曰：

《古文》之在东汉几于家传户习，非若往时遭巫蛊事未立于学官者矣。然诸儒不闻以其出于安国而名之，孔僖以安国后世子孙亦然。其曰古文云者，不过以字体、训诂不侔于欧阳、大小夏侯焉尔。

这是非常清通的见解。学者们关于《后汉书》孔壁《古文尚书》的记载的理解，是混淆了字和经的区别。

程廷祚撰《晚书订疑》

如果我们再回看《杜林传》，就会发现东汉《古文尚书》并非源自孔安国、都尉朝、庸谭一系，而是横空出世：

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难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

实则此书出自杜林，而非孔氏。东汉《古文尚书》应是古文字《尚书》，而非孔壁《古文尚书》。

钱穆著《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

三

《古文尚书》在东汉时代非常流行，除了贾逵、马融、郑玄为之作注外，今文《尚书》的大师同时也会兼修《古文尚书》。如丁鸿从桓荣受《欧阳尚书》，永平十年（67）为汉明帝说《文侯之命》，汉章帝时又与楼望、成封、桓郁、贾逵等论《五经》同异于白虎观，乃一代《欧阳尚书》大师。但是《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东汉《古文尚书》之流传，称杨伦“少为诸生，师事司徒丁鸿，习《古文尚书》”。可见丁鸿还以《古文尚书》授徒。《贾逵传》记载贾逵也是兼习《大夏侯尚书》和《古文尚书》，并以《大夏侯尚书》教授。《后汉书·儒林列传》曰：

北海牟融习《大夏侯尚书》，东海王良习《小夏侯尚书》，沛国桓荣习《欧阳尚书》。荣世习相传授，东京最盛。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

据上文的辨析，可以确定六朝隋唐间所传马融、郑玄注之《尚书》即东汉《古文尚书》。《隋志》著录的“《尚书》十一卷马融注”和“《尚书》九卷郑玄注”，就是这个本子。

马融像

至于东汉《古文尚书》的来源，孙次舟判断是东汉时代已无先秦古文本，东汉古文经实为今文，经古学家训释整理以后，与今文出现了差异，即东汉本无古文字写经，只有古学家的义理：

赤眉之乱，长安全焚，于是中秘所藏古文写经，尽不可见。东汉“古学”大兴,经师迭起，但其据以作注之写经，尽为西汉传来之今字写本,并非先秦古文。然经“古学家”训释整理以后，于是“古学家”之经本，乃与立于学官之今文写本发生歧异。

古学家为了立异而改动了部分文字：

兹将唐写本《尚书释文》残卷所著马融诸条，刺取加以研核(复据孙星衍《注疏》及皮锡瑞《考证》），因见马本多同今文，陆德明之言非妄。而伪古文字之来源,于此数十条中，亦可略窥其大凡。东汉已无先秦古字写经，“古学家”所据经本，均同今文，惟多改字以立异。

虞万里编著《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

这一判断与东汉文献中的“古文”指古文字这一现象是矛盾的，并不可取。只不过他判断孔壁古文亡于两汉之际，则是合理的。《汉书·王莽传》记载：“三辅悉平，更始都长安，居长乐宫。府藏完具，独未央宫烧攻莽三日，死则案堵复故。明年夏，赤眉樊崇等众数十万人入关，立刘盆子，称尊号，攻更始，更始降之。赤眉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后汉书·刘玄传》也称：“初，王莽败，唯未央宫被焚而已，其余宫馆一无所毁。”未央宫被焚，石渠阁和天禄阁的藏书也很难保全。

顾颉刚对东汉古文本有一个很高明的判断，被刘起釪记录在《尚书学史》中。他认为杜林以其所获漆书古文为样本，“把当时共同传习的二十九篇今文全部照样改写成古文，这就成了杜林漆书古文本二十九篇。其实这只是用古文改写的今文，刚好和西汉时孔安国用今文改写古文的情况相反。所以名义上的古文，实际上的今文，只是字体确改成了古文”，“其实许慎生当东汉中期，根本不可能看到西汉中期的孔氏本，由他所录《尚书》古文不出二十九篇这一点，即可知他所据的就是其师贾逵作《训》的杜林漆书古文本，顾颉刚先生亦持此一看法”。顾颉刚以为杜林依据他在西州所获一卷漆书古文而改写今文29篇，可能性较低。原因一是杜林恐怕无法用一卷的古字来仿造29篇的古文字，用少量文字再造书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二来据前引《说文序》，孔壁书体在王莽时期即已成为六书之一，已经系统化。所以，杜林完全可以利用王莽时期整理好的孔壁古文来改写今文29篇，并没有必要向壁虚造。

刘起釪著《尚书学史》

上述判断也可以从学界对《说文》古文的研究中推断出来。《说文》中的古文以东汉《古文尚书》为主，魏《三体石经》刻有此本，这一《古文尚书》自然也是东汉以来的传本。《三体石经》清末陆续有残石出土，学者们多有研究。近年随着战国文字研究的深入，《说文》古文、《三体石经》古文以及《汗简》《古文四声韵》所引古文的研究已经非常成熟。李家浩发现汉人有利用秦汉文字虚造古文字形的情况，张富海《汉人所谓古文之研究》逐字分析了传世古文资料，发现传世古文中有349个字形与出土的六国文字相合，还有一部分古文有非六国文字的成分，《说文》古文中的有些字形，如“上”“下”“疾”出自西周文字的可能性很大，但也有一些字形实际上出于隶书，如《三体石经》中的“士”“刺”“虎”等字。《三体石经》中还有个别字与古文字不合，有的字形还是编造的，如“兽”字。“兽”在《尧典》《皋陶谟》等篇中都有，如果孔壁古文能够为马、郑所见，东汉人就不可能虚造一个“兽”字的古文字形。故张富海判断：

石经古文的这些问题说明，书写者手中并没有可靠完整的《尚书》《春秋》的古文传抄本，他们可能只有一些残本，又掌握了一些古文单字，然后根据他们所掌握的古文单字重新把隶书写本的《古文尚书》《春秋古经》翻写成完整的古文抄本。所掌握的可靠的古文单字有限，有时而穷，就只好用篆隶或拼凑的字形来充数了。

张富海著《汉人所谓古文之研究》

马、郑所注《古文尚书》流传至唐，这也是魏《三体石经》古文本。这部所谓的《古文尚书》并非传习下来的真孔壁古文，但也非张富海判断的隶书写本，不然的话这部所谓的隶定本不可能只有29篇，而应该是45篇。如果它真是隶定本，字形上和古文一定有联系，西汉人不可能凭空造出一个隶定的字。排除了诸种可能，我们已经知道东汉《古文尚书》是由29篇今文《尚书》为底本转写而来，个别古文字形丢失，故只能以篆隶字形为基础虚造。

《古文尚书》的转写是在东汉完成的，而非魏镌刻《三体石经》之时。它在书写层面是古文，文本层面则是今文。故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曰：“今马、郑所注，并伏生所诵，非古文也。”《经典释文》的时代，所谓的“孔旧本”或“古文”指东晋梅赜所造伪《古文尚书》。但陆德明称马、郑所注，均为伏生今文，《隋志》亦称其“杂以今文”，则为六朝隋唐间之共识。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判断《说文》所列五百多古文，并非直源自于孔子壁中书、古文《左氏春秋》以及鼎彝铭文，而是王莽时期甄丰以孔子壁中书为基础，系统整理而成的“古文”。这些古文在东汉初年被用来改写今文29篇而成《古文尚书》。此书经贾逵训诂而开始流行。许慎正是从贾逵那里学到了“古文”，进而采入《说文》。这些“古文”虽然以孔壁古文为基础，但也有《左传》古文和各郡国所出铭文，还有少数字体是利用篆隶字形虚造的古文。

陆德明撰《经典释文》

四

此外，孔安国家所上《古文尚书》很可能也是融合了今文的一部书。冯胜君利用概率算法发现，若伏生、孔壁均在秦焚书时将100篇《尚书》藏入壁中，汉代分别取出，各自所藏均有残损，伏生所存29篇（算入后得之《太誓》）全部见于孔壁所存45篇的概率是7.32×10-58%，即几乎不可能。故《汉书·艺文志》《儒林传》等古文献所载汉代诸本的篇数存在疑问。冯胜君认为秦代《尚书》本为45篇，孔壁所出乃为完帙，伏生所藏亦为此本。此说虽然解决了上述概率问题，但与传世文献所载颇多矛盾之处。事实上，孔壁所出古文为多少篇并不可知，只是相较今文多出16篇，我们看关于孔壁《古文尚书》的最初记载：

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史记·儒林列传》）

《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汉书·艺文志》）

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汉书·儒林传》）

冯胜君著《清华简〈尚书〉类文献笺释》

三处原始文献均没有提到孔氏《古文尚书》的篇数，只是说考29篇，多16篇，即不见于今文29篇的有16篇。至于孔壁古文具体有多少篇《尚书》我们依据文献记载是无法判断的。我判断《汉书·艺文志》所载乃是孔安国的合编本。孔安国以今文29篇为本整理孔壁古文，遂有融合今文29篇和古文逸书16篇的孔壁《古文尚书》，即《汉志》所载孔壁古文本已囊括今文29篇在内。这个本子大概率是一个隶书的写本。

汉代的今文《尚书》，其实也融合了孔壁古文本的部分内容，前引《四库提要》曰今文《尚书》“三家之本立在博士者，皆经刘向以古文勘定，改其讹脱，其书已皆与古文同。儒者据其训诂言之，则曰大、小夏侯、欧阳《尚书》；据其经文言之，则亦可曰孔氏《古文尚书》”。从师承上看，两汉今文《尚书》三家也都可以追溯到孔安国。《史记·儒林列传》曰：“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兒宽。兒宽既通《尚书》，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汉书·兒宽传》则云兒宽“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兒宽早年的经历应是先在家乡千乘学《尚书》于欧阳生，随后被郡国选荐为博士弟子，在太学受业于孔安国。孔安国在太学担任《尚书》博士。《汉书·孔光传》述及孔光的先祖，至汉初的孔忠，“忠生武及安国，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儒。霸生光焉。安国、延年皆以治《尚书》为武帝博士”。孔安国弟子兒宽官至御史大夫，对西汉《尚书》学的发展影响最大。欧阳生“授兒宽。宽又受业孔安国”，“欧阳、大小夏侯氏学皆出于宽”，因为兒宽传于欧阳生子，遂有欧阳氏学；大夏侯学之夏侯胜则是受学于兒宽门人蕳卿。既然汉代最主要的今文《尚书》学派均出于兒宽，那么自然也主要出于孔安国。故从师承与文本角度，《尚书》学中本无古今之争，《尚书》中的古今，皆指文字。

虞万里著《榆枋斋学林》

总之，孔壁《古文尚书》并未流传至东汉时代，但孔壁古文的很多文献特征已经被欧阳和大、小夏侯所融合，部分片段应该可以流传下来，文字也被甄丰整理过，由此东汉学者才能够利用古文知识，在今文《尚书》基础上重造《古文尚书》。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作者：徐建委，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