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2月22日，陈炯明从广东发出一封致孙中山的长函。此时的孙中山正全力推动联俄，而陈炯明已在漳州与苏俄使者波达波夫周旋数月，他比孙中山更早、也更近距离地观察过苏俄，得出的结论却截然相反，“苏俄对外政策，名为扶助弱小民族解放，实则暗藏扩张之谋”。这份清醒，在当时的革命阵营里几乎绝无仅有。

陈炯明并非一开始就反苏，恰恰相反，他早年对十月革命抱有极大热忱。1919年他在漳州创办《闽星》杂志，倡言“全人类社会主义”，以“红年大熟”为题祝贺俄国革命成功。1920年5月他致函列宁，宣称“布尔什维主义将会给人类带来幸福”，甚至表示“我的使命不仅是改造中国，而且要改造整个东亚”，彼时的陈炯明，比孙中山更早被苏俄视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然而正是与苏俄使者的直接接触，让他看清了华丽宣言背后的算计。1919年和1920年苏俄两次对华宣言，高调宣布放弃在华特权、归还侵地，但陈炯明注意到，宣言中关于中东铁路的承诺从“无偿归还”悄然变为“愿意谈判”，外蒙古问题上苏俄口头承认中国主权，实际却拒绝撤军。他意识到那些慷慨承诺不过是空头支票，“今日受其军械金卢布之助，明日必受其党制军制之挟”，绝非危言耸听。

后来的历史证实了他的判断，苏俄在外蒙古迟迟不撤兵，单方面与蒙古签订条约；《孙文越飞宣言》签署后，苏俄得以在事实上承认外蒙独立，陈炯明1922年的忧虑，步步成真。

比洞察外患更难得的，是他对国内道路的清醒选择。孙中山一生执着于武力北伐、中央集权，认为必须打垮军阀才能统一中国。陈炯明则主张“联省自治”，各省先行民治，兴教育、理实业，以和平方式谋求全国统一。他主政广东期间，全省92个县推行民选县长、县议员，通过《广东省宪法草案》，禁烟禁赌、改革教育，他邀请陈独秀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支持工会组织和报纸，美国驻厦门领事报告称他为“社会主义者”。

这不是割据，而是一场扎扎实实的制度实验，陈炯明试图证明：中国的出路不在依赖外部强权、不在穷兵黩武，而在每个省份先把内部事务做好，再谈统一。

孙中山曾坦言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这个评价出自决裂之后的孙中山之口，分量不言自明。陈炯明三岁丧父，二十岁中秀才，后放弃科举考入广东政法学堂，他身上有种广东人特有的务实，不相信空洞的口号，只相信看得见的制度与秩序。

可惜历史最终选择了孙中山的道路，1923年《孙文越飞宣言》签署，联俄成为国民党的基本方针，此后的事情众所周知：联俄容共、北伐、以党建国。陈炯明被钉在“叛徒”的耻辱柱上，他的“联省自治”被斥为军阀割据的遮羞布。

但平心而论，陈炯明对苏俄的警惕、对武力统一的质疑、对地方自治的坚持，哪一样是昏聩？反倒是孙中山将革命希望寄托于一个口惠而实不至的外部力量，赌上了国家主权与革命自主性，才更像一场豪赌。

陈炯明输给了历史，不等于他错了，百年之后再读这封信，“引虎入室之祸，不可不防”，每一个字都像是对后来者的谶语，一个能在狂热革命年代保持冷静判断的人，一个能在众人皆醉时看清外部势力真实面目的政治家，说他比同时代人清醒，并不为过。

清醒的人往往孤独，陈炯明最终客死香港，但他的清醒，值得被重新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