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谈了元代以江南镇江为代表的地方城市，其隅坊制度主要承担户籍、赋役、公务差办等行政实务。

而作为大一统王朝京师的元大都，坊除城市管理功能之外，更被赋予厚重的儒家教化与政治象征意义。

元大都坊名的文化意义

在都城大都（今北京），坊制被赋予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

据《析津志》记载，大都城内初设五十坊，坊名由翰林学士虞集奉旨考定。

虞集广引《尚书》《周易》《诗经》《左传》等儒家典籍，择取典故寓意，各坊定名之后，由大都路都总管府统一制作坊额悬挂。（是先有坊，后命名）。

虞集为大都五十坊拟定名号，不只是城市地名的编排，更是一次都城空间层面的儒家文化宣示。

因《析津志》原书散佚，今本为后世辑佚所得，完整五十坊名已经不能全部见到（但能见到49个坊名，也许本来就是49个坊名），但经过后人整理，其条目已经汇足。今整理如下：

按照方位，元廷将大都街道分为50坊：

1、福田坊，在西白塔寺，即今北京白塔寺一带。

2、阜财坊，在顺承门内金玉局巷口，即今北京民族文化宫以北。

3、金城坊，在平则门内，即今北京阜成门内大街以南之大水车胡同一带。

4、玉铉坊，在中书省前相近，即今北京故宫午门以东。

5、保大坊，在枢密院北，即今北京王府井大街一带。

6、灵椿坊，在大都路总管府北，即今北京安定门内大街之西灵光胡同一带。

7、丹桂坊，在灵椿坊北。

8、明时坊，在太史院东，即今北京建国门内观象台一带。

9、凤池坊，在斜街北，地近海子，即今北京鼓楼西大街以北。

10、安富坊，在顺承门羊角市，即今西皇城根南街以西、甘石桥东北。

11、怀远坊，在大都城西北隅。

12、太平坊，有大承华普庆寺，在今北京西直门内宝产胡同一带。

13、大同坊。

14、文德坊，以其取义，或在元大都国子学和宣圣庙，即今北京国子监一带。

15、金台坊，有齐政楼，即今北京旧鼓楼大街一带。

16、穆清坊，地近太庙，在今北京朝阳门内以北。

17、五福坊，坊在中地，或在中心阁附近，即今北京鼓楼一带。

18、泰亨坊，地在大都城东北。

19、八政坊，地近万斯仓、八作司。

20、时雍坊，有庆寿寺，即今北京电报大楼西侧一带。

21、乾宁坊，在大都城西北。

22、咸宁坊。

23、同乐坊。

24、寿域坊。

25、宜民坊。

26、析津坊，地近海子，即今北京积水潭东北、鼓楼西大街一带。

27、康衢坊。

28、进贤坊。

29、嘉会坊，在大都城南部。

30、平在坊，在大都城北部。

31、和宁坊。

32、智乐坊。

33、邻德坊。

34、有庆坊。

35、清远坊，在大都城西北隅。

36、日中坊，在今地安门西北。

37、寅宾坊，在大都城东部。

38、西成坊，在大都城西部。

39、由义坊，在今北京阜成门内北三里。

40、居仁坊，在大都城东市。

41、睦亲坊，地近诸王府。

42、仁寿坊，地近御药院，在今北京隆福寺一带。

43、万宝坊，大内前右千步廊之西，在今北京故宫午门以西。

44、豫顺坊，有福寿兴元观，即今北京西直门内桦皮厂胡同一带。

45、甘棠坊，大内之西，豫顺坊附近。

46、五云坊，大内前左千步廊之东，即今北京故宫午门以东。

47、湛露坊，近官酒库，在大都城东部。

48、乐善坊，地近诸王府，与睦亲坊相近。

49、澄清坊，地近御史台，在今北京米市大街甘雨胡同一带。

元大都的坊皆以街道为界线，虽有坊门，但无坊墙，坊门只不过是标志而已（所以更能体现其文化意义）。

《析津志》称虞集拟定大都50坊，取《周易》“大衍之数五十”；但《日下旧闻考》引《元一统志》只列49坊，后世辑本也未能觅得第五十坊的确切名号。

学界或认为五十为象征之数，实际置四十九坊；或怀疑第五十坊名随典籍散佚。今可考的虞集所定坊名共四十九个（如前所列）。

另《析津志》尚载里仁坊、发祥坊、善利坊等坊名，原文明言，“外有数坊，为大都路教授时所立”，不属于虞集初定五十坊体系，是后期民间、地方增设，不能混入这 49或50 名单内。

也有观点推测居仁坊曾分东居仁、西居仁，算二则五十，合一则四十九，属于登记口径差异，并非真有第五十个独立坊区。

大都坊名大多取义于儒家经典，并且与坊内或附近的主要建筑（中央部委的办事机构）有内在相关，意在将帝都塑造为礼乐教化的理想范本，兹举数例。

玉铉坊，语出《周易・鼎卦》：“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玉铉为鼎器的玉质横杠，用以比喻德望兼备的宰辅重臣，寄托对庙堂大臣才德的期许。 “以坊近中书省，取此义以名”。

保大坊，典出《左传》“武有七德，保大定功”，寓意守护寰宇安定，宣示大一统的治国目标。“以坊近枢密院，取此义以名”。

福田坊，在西白塔寺，“坊有梵刹，取福田之义以名”。

阜财坊，在顺承门内金玉局巷口，“坊近库藏，取虞舜南风歌阜民财之义以名”。

睦亲坊，“地近诸王府，取尚书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之义以名”。

金台坊，取战国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的典故，寄寓朝廷求贤纳才、延揽天下士人的治国气度。

明时坊，在太史院东，出自《周易・革卦》：“君子以治历明时。” 引申为顺天时、修政教，期许开创清明治世。

湛露坊，取自《诗经・小雅・湛露》，原篇叙君臣宴饮、感念君恩，以此象征帝王恩泽普施；也有研究者推测，或与邻近皇家宴饮、酒作场所有关。

丹桂坊，化用晋代郤诜“桂林一枝”的典故，后世以丹桂喻登科入仕。需要注意，元代科举时行时废，此坊名更多承袭前代文化符号，表达崇儒重文的价值取向，并非对应当时已经成熟的科举制度。

诸如以上这些坊名，并非零散的文字修饰，而是一套体系化的政治文化表达，完整承载元代官方的儒家治国理想。

这套命名体系有清晰的逻辑层次：向外以金台昭示求贤，向内以玉铉期许大臣德行，追求明时那样的清明治世；以湛露象征君王德泽流布，以丹桂彰显崇文取士，最终落脚于保大坊所代表的安邦定国。

从个体臣僚的德行修养、君臣伦理，到国家治世目标，儒家经典中的抽象义理，被转化为遍布大都街巷的空间符号。

城市坊不再仅仅是户籍管理的网格，更在物质空间层面，把京师打造为儒家理想秩序的现实载体。

七百余年过去，元代大都坊名是否尚有遗存？

这个问题需要分行政建制、文化意象两个层面看待。

从直接行政区划来看：元代大都的坊，在明清北京城市格局改造之中并未直接承袭。

明代北京内城设二十八坊、外城设八坊，如澄清坊、南薰坊等，大多重新定名，和元五十坊的命名体系已经割裂。

但坊名承载的典故意象，并未随之消亡，转而融入城市文化记忆。最典型即金台。

黄金台招贤的典故深入人心，明清将 “金台夕照” 列入燕京八景。虽实景地点多有争议，但 “金台” 作为文化符号流传下来。

今天北京的金台路、金台里以及地铁金台路站，其名称源头，便可追溯到元金台坊所承载的历史典故。

除此之外，部分地名的渊源仅为后世学者推测，尚缺少直接实证。

有研究提出，元灵椿坊，或与后世椿树胡同一带地名存在微弱线索；元发祥坊，有可能间接影响到明代发祥寺以及后世西城区金融街一带的发祥胡同，属于“坊名寺名胡同名” 间接传承的假说，有待进一步史料佐证，不能视作定论。

虞集奉旨厘定大都坊名一事发生于元文宗时期（至顺前后）。

斗转星移七百年，坊墙早已湮灭，元代坊制这套行政体系也早已解体。

然而，经由文人提炼、官方确立的地名与典故，却可以挣脱制度消亡的命运，从官府文书走向民间记忆，由地理坐标升华为文化象征。

当后人回望“金台夕照”这一意象，依然能够与七百多年前的治国理想隔空对话。

研究古代地名，很多时候正是发掘这一类穿越时光的文化密码，读懂脚下土地层层叠叠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