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在全国政协旗帜鲜明地支持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杂志《纵横》刊登了原国民党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少将副总队长张佐斌口述的《御林军反蒋记》，这一事件无疑激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然而，在欣喜之余，不可避免地涌现出一些深深的遗憾：倘若当年老蒋未能及时逃离重庆，那两万御林军的起义能否促成他的生擒？将他尽早绳之以法，是否能为后来的历史进程减少许多不必要的波折？ 作为老蒋身边最为信任的御林军——内二警，他们为何最终选择起义？这起义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又是什么？今天，我们便借助地下党员陈显志、蔡鹤年、鲜继坚等人的回忆录，来还原当年御林军在地下党的影响下如何悄然积蓄力量，最终调转枪口，更探寻老蒋是如何在关键时刻侥幸逃脱起义部队的追捕。

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最初并非老蒋亲信，而是刘湘的部队。在整军运动的掩护下，老蒋巧妙地将新二十五师改制为警察部队，将南京警察总队划为第一总队，而新二十五师则成为第二总队。原副师长彭斌被任命为总队长，张佐斌则担任第一支队长兼重庆警备司令部江北地区指挥官（后晋升为少将副总队长），徐蓬莱则担任第二支队长（上校）。作为老蒋的御林军，内二警迅速扩张，兵力一度膨胀到两万余人。他们既是重庆市各大工厂、仓库、飞机场的守卫力量，也是老蒋在重庆的重要护卫部队。张佐斌黄埔九期毕业，而彭斌则是讲武堂的校友，因此老蒋对张佐斌尤为信任，与宪兵二十四团少将团长沙吉夫一同任命他们为安全总指挥，两人分工负责，互不统属，这种设置旨在防范任何一方独揽大权。1949年8月28日，老蒋从广州飞抵重庆，张佐斌随即安排了近两千人严密守卫老蒋的住所林园，并派出一支大队守卫白市驿机场的三架专机。自那日起，老蒋的生命安危，很大程度上就掌握在了张佐斌手中。

为了笼络人心，老蒋惯用厚金的手段。内二警究竟领到了多少军饷，张佐斌已经记不清了，但记得后来部队撤退到成都时，动用好几个卡车装运，并派遣武装警卫护送，可见数目相当可观。老蒋的金钱并非轻易挥洒，而是用人的生命来换取的。内二警获得巨额军饷，老蒋便开始策划让他们卖命。 11月下旬，随着刘邓大军逼近綦江、南川，老蒋急忙调集驻成都的胡宗南两个军前往重庆坐镇，随后又在11月26日下令内二警南下长江南岸布防。这一指令让总队长彭斌和副总队长张佐斌大为震惊：他们毕竟是装备简陋的警察部队，怎能与刘邓军队的精锐部队抗衡？两人仔细权衡，意识到内二警不过是刘湘的老队伍，在关键时刻老蒋对其依然缺乏信任，再加上彭斌早年曾隶属于刘伯承的部队，老同僚相遇，他很有可能倒戈，而范绍增也积极游说张佐斌起义，老蒋很可能已经从特务渠道获取了相关信息。老蒋一贯的做法是将不信任的部队调往前线充当炮灰，尤其是像张佐斌这样消息灵通、但缺乏实证的将领，更难逃被弃用的命运。

张佐斌当时确实已经与范绍增在暗中接触起义事宜。我的朋友中，有一个叫陈仲森，他是至诚银行的总经理，而我担任监察长，范绍增则是董事长，我们三人的关系相当密切。张佐斌回忆道。范绍增与老蒋的政敌李济深关系密切，并在上海会见了李济深，并约定范回四川组织一支部队抗击国民党。因自身实力薄弱，范遂委托陈仲森与张佐斌商议，希望能借助内二警的力量。陈仲森也在《范绍增其人》中证实了这一点。记得蒋介石退到重庆时，有一次张告诉我，所有飞机场和码头的警卫工作，都归他所属的部队负责。我试着说服他：‘将来趁蒋惊慌逃跑时，何不想法将他捉住，那可是功不可没的大功啊！’他兴奋地回答：‘干！到时如有机会，一定要这样做！’张佐斌深知，仅凭自己一人难以说服整个内二警起义，而总队长彭斌与自己也长期不和，即便两人对老蒋都心怀不满，也都不敢率先表态。直到刘邓大军兵临城下，两人才不得不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我和彭斌不约而同地萌发了一个念头：把蒋介石捉起来交给人民，以赎我们过去助蒋打了十多年内战的罪过。陈仲森也曾多次劝说张佐斌：佐斌，蒋的林园和他的飞机都由你负责保卫，你也应当效法你的家门（指张学良将军），把蒋捉起来，那才是大功一件！

彭斌和张佐斌在心中下定了决心，由张佐斌担任捉蒋行动的总指挥。计划如下：第一支队占据牛角沱，第二支队控制曾家岩，第三支队驻守上清寺，第四支队占据中山路，另外两支部队则由彭斌带领，突袭林园。这样，四个支队便可控制重庆的城防，两支支队负责捉拿老蒋。然而，在万事俱备的关键时刻，突如其来的意外打破了计划：起义部队刚出发，就遭到了三六四师罗君彤部的机枪扫射，彭斌顿时慌了手脚，弃如敝履般逃之夭夭，无论张佐斌如何寻找，都无法找到他的踪影。事后，张佐斌才得知，罗君彤的袭击并非针对彭斌本人，而是出于军阀之间的恩怨，杨森从中暗中指使，旨在削弱对方势力，与老蒋并无关系。彭斌的失踪，直接延误了捉拿老蒋的最佳时机。地下党员鲜继坚在回忆录中提到，当时杨森也正准备起义，他派人袭击彭斌，实际上是为了迫使他加入自己的阵营——杨森误以为彭斌要逃跑，所以才制造了这场混乱。

鲜继坚回忆道：父亲找曾任过重庆城防司令的李翰丞，请李赶快找到内二警总队长彭斌（曾是李翰丞的部下），敦促他率部起义，莫错过良机。李翰丞当着他们的面，连续拨打了七八个电话，尝试联系彭斌，却始终杳无音信。临行前，鲜继坚再三嘱咐李翰丞务必尽快找到彭斌并促使其率部起义，以免错失良机。张佐斌费尽心机，才在一个偏僻的山洞中找到了彭斌，正当两人商议下一步行动时，突然看到五辆小汽车从林园方向飞驰驶向机场。彭斌和张佐斌没有看清车内乘坐者是谁，也没有采取任何拦截措施，随后得知白市驿机场已经起飞了三架专机——那是老蒋父子和俞济时等人的专机。张佐斌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蒋介石及其随从已经乘飞机逃离重庆。老蒋原先声称将在11月30日中午12点飞往成都，杨森则计划在12点之后撤离重庆，没想到老蒋竟提前了12个小时出逃。当时，内二警的捉蒋行动以失败告终，完全是由于当时重庆局势一片混乱，老蒋能够成功逃脱，并非他提前知晓了内二警的起义计划，而是听闻了驻重庆附近的谢增新师已经起义，解放军也派遣一个师直奔白市驿而来，这才被吓得仓皇逃离。

当时的混乱场面，实在难以想象。老蒋逃离重庆后，竟然对内二警的起义行动毫无察觉，反而将这支部队调往成都，由王陵基指挥，张佐斌则被任命为崇庆县防守司令，彭斌则担任大邑县防守司令。直到1950年6月，张佐斌再次起义成功，才得以重返重庆，但他深感遗憾，错失了创造历史的良机：长时间顾虑总队长兼第一支队长彭斌是监视我的，不敢轻动，不料彭斌也早有起义之心，却又顾虑着我，双方相互防范。 彼此猜忌，最终导致了错过。 御林军的第一次起义，在混乱中无功而返，老蒋也因此得以逃脱。当我们将这些往事娓娓道来，各位读者诸君又会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