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襄公公子驩上位后，晋国的地位，说起来，甚至超越了当年重耳（晋文公）那个开创时代的辉煌。重耳击败楚国固然功勋卓著，但与秦国的直接碰撞却始终缺席，加上他受秦穆公的恩惠，让晋国在当时有些抬不起头。然而到了公子驩执政期间，局势截然不同：楚国曾意图北伐，结果铩然而退；秦国更是三次与晋国交锋，两次兵败，即使第三次晋国坚壁清野，最终也未能一决胜负，更别提秦穆公一辈子都没能将影响力真正深入中原腹地。

这是否意味着晋国已经走上了平坦无阻的霸权之路呢？并非如此。晋国内部始终盘踞着一个挥之不去的难题：豪门望族过多，势力错综复杂。春秋初期，晋国就曾因大宗小宗的争斗而内部分裂，直到公子驩的上一代——晋献公，才通过小宗取代大宗，结束了这种动荡。正如常言所说，吃一堑长一智，晋献公深知大宗小宗分裂的惨痛教训，因此他始终致力于压制公族势力，为其他豪门望族提供了上升的空间。于是，晋献公通过扩张获得的领土，便被分封给了这些家族：荀国疆土归荀氏打理；韩国（姬韩）的土地则由韩氏掌控；魏国（姬魏）的领地由魏氏负责；耿国旧地则落到赵氏手中；冀国则由郤氏管理。如果站在晋献公的角度审视，这种做法无疑是合理且务实的，但在晋献公溘然长逝之后，这种做法的潜在危机却立刻暴露出来：谁更应该成为晋国的下一任君主？这个问题听起来简单，却在强大的利益集团面前变得异常棘手。于是，晋献公的几个儿子为了争夺王位，展开了数十年的缠斗，直到晋文公重耳的继位才勉强平息了这场纷争。然而，即便重耳继位，晋国依然笼罩在豪门望族林立的局面之下，重耳也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晋国的豪门望族根基深厚，重耳难以撼动他们的根基；二是这种权力格局虽然弊端丛生，但与过去的大宗小宗相残相比，似乎也算是一种可以忍受的局面。然而到了晋襄公公子驩执政时期，这种现状必须做出改变。

对于一个君主而言，谁掌握着权力，谁就不可信任，无论对方是亲是故。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很容易理解晋献公和晋文公的选择。但有一点必须明确：当政策长期偏向特定人群时，必然会形成难以控制的局面。晋献公和晋文公的选择，虽然有其合理性，但不能允许这批豪门望族一家独大，连续三代掌权。因此，公子驩的任务十分明确：既要维护晋国的核心利益，又要抑制豪门望族的势力，同时扶持公族的力量。等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公族的力量完全压倒豪门望族之后，再将他们扶上台，重新压制公族，形成一个循环往复的局面，才能从理论上保证晋国朝堂的长期稳定。公子驩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他在击败秦军之后，立即将三帅送还秦国；在击败楚国之后，也没有乘胜追击，深入中原，而是选择了维持现状。这充分表明，公子驩当时最急迫的任务，实际上是解决国内各派系之间的矛盾，而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也曾短暂地站在了公子驩一方。就在那一年，元帅先轸战死沙场，史书上给出的解释是先轸冲撞了公子驩，并以一种自杀式的冲锋作为赎罪。这种说法颇具意味：臣子因触怒国君，竟以生命的代价来赎罪。这似乎也在暗示：先轸惹恼了公子驩，尚且需要如此卖命，其他人如果惹恼公子驩，又该如何自处？我突然想起了汉朝建立之后，刘邦那些老哥们依然我行我素，结果叔孙通从鲁国召来了一批儒生，主持修建了长乐宫，并郑重地向刘邦行礼。眼见儒生们如此严于律己，刘邦的老哥们也不敢再肆意妄为了，于是刘邦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先轸的离世之后，如果公子驩按照后世刘邦的模式行事，一定会借机震慑豪门望族，重新确立君权至上的权威。然而，就在此后的几年里，天时地利人和很快就消逝了，与秦国的三次大战，就像三把锋利的刀，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当时的秦国几乎无法与晋国抗衡，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如果公子驩不顾一切地对豪门望族进行清算，谁又能保证他们不会铤而走险呢？到那时，这些豪门望族完全有可能与秦国勾结，或是在关键时刻袖手旁观，让公子驩付出惨痛的代价。因此，公子驩只能巧妙地与其他豪门望族争夺声望，比如他亲自挂帅指挥的彭衙之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公子驩足够聪明，但豪门望族同样不愚笨，他们清楚地知道：只要能尽快推出新的领袖，就能尽可能地团结大多数力量来对抗公子驩。因此，在与秦国的战争中，先轸的儿子先且居应运而生，在战争的洗礼之后，被任命为中军将。此后，秦国暗中积蓄力量，楚国则伺机而动。按照常理推断，此时的晋国要么积极介入中原争霸，要么就爆发内乱，总之不应该空虚无事，但关于这段时期的记载却寥寥无几，我们只知道公子驩与鲁国、卫国保持着外交上的往来，并在局部地区与秦国发生冲突。

然而到了公元前622年，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发生了：中军将先且居、中军佐赵衰、上军将栾枝、上军佐胥臣几乎同时死去。要知道，在晋国，最重要的官职就是六卿，一年之内竟然有四位六卿离世，这很难让人不怀疑，这是否是公子驩暗中安排的。随后，公子驩正式亮出了底牌：他将中军职位分给了箕郑父和先都，上军则归于士榖和梁益耳。箕郑父、先都、士榖、梁益耳这四人虽然也是豪门望族的一员，但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那就是夷吾和太子圉时期的旧臣。众所周知，夷吾、太子圉这对父子，与重耳、公子驩这对父子是死对头。现在，公子驩竟然重用死敌执政时期的旧臣，这是在图谋什么呢？我个人的看法是：公子驩意识到仅凭自己的力量很难撼动豪门望族，也缺乏贸然扶持公族势力的理由，于是干脆采取一种平衡策略。只要夷吾、太子圉时期的旧臣，能与重耳时期的新人产生矛盾，公子驩就能从中渔利。但仅仅一年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公子驩突然病逝。公子驩的出生年月不详，但根据秦穆公的说法来看，他的年龄应该不大，是重耳的晚年之子，为何会如此早逝呢？主流观点认为他是正常病逝，对此我并无异议，但总觉得有些欲言又止。就在公子驩去世没多久，箕郑父、先都、士榖、梁益耳被指控聚众叛乱而遭到诛杀。这些被重用过的臣子，为什么会发动叛乱呢？这个问题同样令人费解，但所有这些事件又紧密相连，更加增添了神秘感。

撇开阴谋论，单说公子驩的后续事宜，也遭遇了类似于晋献公去世时的尴尬局面。公子驩有合法的继承人，那就是他的儿子太子夷皋，但问题是：豪门望族并不认可他。用冠冕堂皇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应该忠于国家，而不是忠于某位君主，只要对国家有利，哪怕因此对某位君主做出承诺也在所不惜。说完这些之后，他们便准备另选国君。然而，经过一番争论，他们发现根本无法达成一致，再加上他们刚刚处置了那些夷吾、太子圉时期的旧臣，不想再继续制造杀戮，最终只得重新回到太子夷皋身边，宣布他是合法的继承人。昔日，晋献公两位年幼的儿子被接连诛杀，是因为豪门望族失去了控制，才将夷吾扶上了王位；现在，晋国的豪门望族已经足够强大，所以在经过一番权谋之后，扶植了一个幼子当了国君，自己则堂而皇之地操纵着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