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回顾（30）

共产国际与长征的四个问题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使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1934年10月中旬，长征开始。中央机关和军委总部从瑞金出发，驻扎在江西雩（yu）都（1957年更名为于都）和福建长汀、宁化等地的红军也分别出发。这些地方和瑞金一样，都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而长征开始的时间，则从撤离瑞金的日子10月10日算起。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并不叫长征，长征一词是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央进行总结时才正式提出的。

一、为何要长征？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最早提出长征的是李德。他在1934年4月广昌战役失败后就提出要撤离中央苏区。据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一九三四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谈话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党中央意识到打破敌人的“围剿”几无可能，为应对反“围剿”的失败，中央书记处于5月在瑞金召开会议，研究红军撤离问题，并同意准备战略转移。因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切重大问题须经共产国际认可才能生效，为此，中央书记处将红军转移的计划电报共产国际，以取得其指示。

中央红军进行长征确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但共产国际又是怎么决策的？据《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一）》一文说，为避免红军遭受蒋介石军队从东、北两线来的包围，以保存红军有生力量，1934年夏，根据苏军总参谋部第四侦查局局长的提议，由这位局长和王明等人一起代共产国际起草了一个中央苏区红军应准备突围，放弃中央苏区，转移到四川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的电报。但这封电报究竟起了多大作用，没有更多佐证。

而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显示，在中央书记处的请示电发出后，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埃韦特于6月2日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明确指出了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的必要性，并强调在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留守苏区的问题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他说：“除游击队，我们主力的一部分，应该留在原地区，以防止敌人在没有我方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全面而迅速地占领这些地区。这一部分军队不应人数很多，否则我们没有足够力量在中共中央电报中规定的方向顺利地进行突围。”

共产国际执委会对红军转移的问题非常重视，专门召开会议认真研究。6月16日，共产国际给埃韦特和中共中央发来绝密电：“我们完全赞成你们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但电报又指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央苏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如果说苏区主力红军可能需要暂时撤离中央苏区，为其做准备是适宜的，那么这样做惟一的也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

从电文中可以看出，共产国际虽同意这个计划，但并未明确同意红军立即进行战略大转移，且认为在中央苏区内仍能动员新的武装力量，红军仍有抵抗力，暂时撤离只是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这一点倒是和毛泽东的想法有些不谋而合。当时，撤离苏区、战略转移的决定是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做出的，也只有他们知道，对外高度保密。所以，正在雩都休养兼搞调研的毛泽东，对长征的计划并不清楚。当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策马来告诉他部队要出发时，毛泽东表示，苏区是有力量的，应该留下一部分人打游击，另一部分人跳出包围圈，建立新的根据地，里外呼应。他还让聂荣臻转告博古，给他留下几个师，他要领着打游击。当然，博古不会同意。

为使红军主力顺利从中央苏区突围，共产国际第二天再次电示中共中央，要求发动福建战役，以牵制和引开敌人。6月25日，共产国际正式复电中共中央，同意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

接到共产国际复电后，博古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会议根据共产国际发动福建战役的建议，决定向福建北部派遣红七军团，名为“北上抗日先遣队”，任务是东进福建，在进攻中央苏区的敌人的后面开展游击运动，然后北上闽浙赣皖边界地区建立新的苏区。同时决定派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西征湖南中西部，发展游击战争，开辟新区，并设法与红二军团会合。

1934年8月15日，远东局埃韦特返回莫斯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会议上作《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介绍了中央苏区最近三个月来情况恶化，中共中央在中央苏区进行总动员，通过并开始实施保卫剩下的苏区和在苏区外开展游击战的详细计划等情况，并充分肯定了中共中央为战略转移所做的准备工作以及留守苏区的部署。报告指出：“只有在没有任何其他出路的时候，（中共）中央才能采取撤离我们苏区的步骤。”他重申，“还有一种尽管不能确保的可能性，即我们可以在我们缩小的地域内固守，但同时中共中央也已开始准备让我们的主力部队向湖南方向突围。……但同时我们将不得不把我们的部分力量留在老区及其附近地区，使其转入游击状态。”据此，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于8月29日做出《关于中国工作的决议》，并于9月4日给中共中央发出电报。

为使共产国际及时了解红军主力战略转移计划的具体情况，博古于9月17日致电共产国际，报告了“三人团”根据战略转移总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国民党军实施进攻，其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边界地区撤退，并且“全部准备工作将于10月1日前完成”。

9月30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复电中共中央，再次表示同意战略转移计划：“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复电还指出，留守苏区部队的军事任务则必须“展开持久的军事行动，目的是干扰他们（指国民党军）在湖南的行动。”即牵制敌人兵力，配合红军主力战略转移。

至此，由“三人团”制定，并经共产国际同意，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决策正式确定。

二、长征怎么走？红军战略转移的计划，大体是“三路分兵、外线牵制”，即中央红军主力西进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建立新的根据地；留守部队在赣闽老苏区开展游击战；东进北上部队在闽浙赣皖边界地区开辟根据地。第一路是目标，第二、三路是配合。

但俗话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实际战局的变化是“三人团”和共产国际始料未及的。战略转移自1934年10月开始后，由于李德的“瞎指挥”，加之中央纵队负担太重，行动迟缓，使蒋介石得以洞察红军意图，并有足够时间调集大量兵力在中央红军前往湘西的必经之路上组成四道封锁线。突破前三道封锁线，虽有伤亡，总体上还算顺利；但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位于湘桂交界广西一侧的兴安、全州抢渡湘江，突破敌军40万重兵的第四道封锁线时，却遭受重创，兵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使战略转移的目标，即“在湖南建立根据地”彻底落空。同时，实施配合的东进北上部队和留守部队的行动，也因敌人过于强大而陷入绝境。

湘江战役后，博古、李德极度沮丧，无心指挥，这使周恩来得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转兵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由此，原本目标明确谋发展却失败的战略转移变成了漫无目的求生存反成功的长征。

与此同时，一件令中共中央“雪上加霜”的事情发生——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通信彻底中断。以往中央苏区与共产国际的电信联系都是通过上海“中转”。但由于中共上海中央局几任书记相继被捕叛变，秘密电台被国民党破获；红军突围途中电台设备损耗，尤其抢渡湘江时，扔掉了电台的发电机、蓄电池等设备，使通信系统最终彻底瘫痪，中共中央陷入了“无国际指令可依”的境地。但这也给中共中央灵活机动、因地制宜、自主决策带来了契机。

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正式决定放弃“湖南计划”，改向贵州进军。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完全脱离共产国际遥控，基于战场实际作出自主抉择。

1935年1月15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这场会议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它是在未向共产国际请示、未获任何指示的情况下召开，并做出决议的。

遵义会议上，代表们对博古的“左”倾错误路线和李德的“瞎指挥”进行了严厉批判，取消了“三人团”，重新接受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随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又撤销了博古总书记职务，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即“新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

直到此时，中央对长征该怎么走也是心中无数。为求生存，红军在毛泽东直接指挥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终于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阿坝毛儿盖召开会议，同意毛泽东关于红军主力行动方向的报告，决定向陕、甘边界发展，“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由此，红军从西南云贵川向西北陕甘宁顽强挺进。一个偶然的机会，毛泽东得知，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苏区根据地，这才决定到陕北落脚。

三、“八一宣言”是怎么提出的？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出席会议，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报告。大会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决议还针对中国问题指出：“要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反帝运动……苏维埃应成为联合全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心。”“我们赞同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倡议：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

这里所说的“这一倡议”指的就是“八一宣言”。因为在此期间，为适应共产国际的新政策和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制定中共的抗日政策，王明主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数天会议，然后由他根据共产国际精神和代表团讨论意见，执笔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

在宣言形成过程中，王明向斯大林作了汇报。斯大林对此表示肯定。据王明回忆，在共产国际“七大”主席团上，他报告斯大林，中共中央准备发表抗日救国的宣言，在宣言中要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和的主张。斯大林说，中共这个路线是正确的，但主要问题在于统一战线的具体条件。斯大林指出，“日本军阀有一个特点就是怕打，就是欺软怕硬。”“你们中国这么多的人民，只要团结合作，只要抗战到底，一定能取得胜利。”斯大林这次谈话，给了王明和中共代表团“对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了解和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宣言经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同意后，于8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

宣言揭露了日本加紧侵吞华北和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面目，指出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

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是否存在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兄弟阋墙外御其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言宣布“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红军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号召社会各界“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尽抗日救国天职。”

宣言明确把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中心任务，从而为中共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指明了方向。

宣言发表后，受到全国各界的热烈支持，直接推动了“一二·九”爱国运动的爆发，从而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宣言在国民党内部也引起极大反响，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使“一度被赶到甘北一隅之地，陷入极度危险之中，随时有被消灭的可能”的红军获得了生机。红军高举北上抗日的大旗，使图生存的被迫退却，变成为救国的主动前进。因此，牢牢站到了政治的制高点，使蒋介石剿灭红军的企图，遭到各方面的批评，甚至受到国民党一些爱国将领的抵制。这也为后来的“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

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时仅剩衣衫褴褛8000余人；红二、四方面军1936年10月到达陕北时，人数从出发时的20余万仅剩2万多。

四、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是如何恢复的？1935年6月中旬，在红军飞夺泸定桥后，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神秘失踪。原来他是被张闻天秘密派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情况。同时领命的还有潘汉年。

陈云于9月到达莫斯科，这才使共产国际了解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情况，并确认了遵义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由于陈云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需留莫斯科工作，故潘汉年便携带与共产国际联络的密码于1936年2月回国。然而潘汉年因先去南京与国民党要员商谈国共合作，8月才到陕北，但中共中央早已通过其他渠道恢复了与共产国际电信联系。

原来自失联后，共产国际一直在积极设法恢复与中共中央的电信联系。特别是从1935年4月开始，先后在莫斯科学习及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共高级干部中选派了阎红彦、张浩（林育英）、刘长胜3人分别带密码回国寻找中共中央。因长途跋涉，且国民党封锁严密，故他们都将密码全部默记脑中。

张浩于11月到达陕北瓦窑堡，阎红彦、刘长胜于12月到达瓦窑堡。他们历尽艰辛，终于找到党中央。

1936年1月1日，毛泽东电告朱德，与共产国际联系成功，大为胜利。至此，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中断已久的电信联系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