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先秦时代的世界观，“远支公族”没有直系继承权，根本就不能视作“六国”本身，完全没有镇压的必要，秦始皇对于愿意投效新朝的异姓贵族，像对商鞅、张仪、蔡泽、李斯之流一样，赐予他们爵位和保障权利，完全可以理解。

事实上，被项梁扶立的韩王成的“横阳君”封号在《史记》中就没有标明为韩国的封爵，

极有可能是秦朝的封爵

，另如：

秦灭赵，（赵奢子赵牧）牧子兴徙咸阳，

秦封武安侯

，遂为扶风人。（王俭：《姓谱》）

由于记载有限，我们很难详细分辨在史书中出现的“故秦某某侯”是什么出身，因何封爵，但是，

作为现象本身非常有启发性，就是秦始皇在统一之后，很可能并只是对“六国王室”不宽容，而对更广大的“贵族”群体给予了优待。

这一事实，一处又一处的考古发现给予了印证。

1979年在秦始皇陵西侧的赵背户村发现了百余座皇陵修建者的坟墓，其中出土了十八件刻有墓主籍贯、爵位、姓名的瓦文。见下表：

（表格转引自朱锦程湖南大学博士论文《秦制新探》）

表中的“不更”爵包含了原齐、楚两地籍贯的人士，

恰恰印证了“新黔首”封爵的事实存在，不过远不如里耶秦简的下表更有说服力：

（表格转引自朱锦程湖南大学博士论文《秦制新探》）

秦朝洞庭郡迁陵县的户籍简，展示了几个新鲜的信息：

（1）“迁陵县”除了“不更”之外还有“荆不更”，并与之并列；

（2）“迁陵县”有一位“大夫”，却是“荆大夫”；

（3）“不更”爵下是“小爵”中的“小上造”，而且人数还不少。

“小爵”的问题，与主题无关，可以搁置，重点谈谈“荆”字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也有一些争论，朱锦程的《秦制新探》中收录了张春龙、邢义田、张荣强、陈絜等诸先生的解释，不外乎三种：

（1）“荆大夫”、“荆不更”是楚爵，只是秦朝政府登记进去了；

（2）“荆大夫”是秦爵，楚地本来的“贵族”对应封爵加“荆”字，迁徙来的秦人不加“荆”字；

（3）“荆大夫”是秦爵，是临时性赐予，与故秦爵有待遇差别；

其实，这些说法可能都不正确

，表中“荆不更”和“不更”的绝对数量很接近，以“內史”及“十二郡”的故秦地的人口存量，搞如此规模的“插花式”移民，不是“不经济”的问题，是毫无可行性。

而且，对照“里耶秦简”中的令文，秦朝的“徒”和“戍”往往是郡与郡之间的点对点派送，移民实边最合逻辑的当然也是这种方式，

这也就意味着“不更”也有可能是“故楚人”。

楚人秦相李斯

而在秦汉之际的简牍资料中，有一个非常类似的身份区分方式

，见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新郪信案”：

（信）以坚守荥阳，赐爵为广武君，秩六百石。苍，壮平君……赘，威昌君……丙，五大夫……

皆故楚爵，属汉以比士，非诸侯子。

这段话是叙述新郪县令“信”和同案犯的过往封爵，注意其中两个信息：

（1）故楚爵，属汉以比士；

（2）非诸侯子。

注意，此处的“楚爵”并非是项羽的“西楚”，而是“楚国”或“张楚”（下文详述），也就是说，楚汉之交，也曾经发生过一次类似于战国末年、秦朝初年“改朝换代”的爵位变革，从经历来说，新郪令“信”一直是在汉王刘邦麾下，却也由“故楚爵”，

“属汉以比士”，“比”的用法在上文中“蛮夷君长”处已有，实则是“同等待遇”之意，后来又赐“汉爵”。

也就是说，“楚爵”——“汉爵”的过程，很可能复制了“楚爵”——“秦爵”的过程，那么，“

荆大夫”、“荆不更”自然不会和“不更”并列，因为已经转化完了，再强调其来源，对于融合统治没有任何好处。

这个“荆”字，真正对应的是“诸侯子”

，因为汉初法律文书上表明“是否诸侯子”，就意味着“诸侯子”这个群体在秦汉之际属于特殊群体，必须标明，而汉初的图籍资料本就为萧何取自秦宫，地方上自然也是延续秦制，那么，这个标识，极有可能也是延续自秦制。

过往学术界对“诸侯子”的身份多有争论，

李开元先生认为，“诸侯子”就是籍贯在原六国故地的、参与刘邦反秦战争的诸侯人，其实不确。

在刘邦入汉中过程中，“楚子、诸侯人之慕从者数万人”（《汉书·高帝纪》），楚子和樊侯蔡兼这样的韩家子才是诸侯子，而“诸侯人之慕从者”才是李开元所说的“诸侯人”。

那么，“诸侯子”到底是什么？

应该是“楚国及诸侯支系宗戚之从军者”，即六国的旧贵族子弟及他们的徒众，或者仅限于他们本人。（见曾磊：《“诸侯子”小议》，《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3月刊）

大秦帝国中秦献公、秦孝公的父子兵，这也是贵族军队的常态

另见《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

令太子守栎阳，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

五月，兵皆罢归家。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复之六岁，食之一岁。

由此可见，汉兴之初，是将“诸侯子”视为可靠的力量召集到太子所在的都城戍卫，并在罢兵之后享受特殊的待遇，这些人，不是别人，就是六国的“旧贵族子弟”，

之所以将他们的爵位与一般人分开，实际上是对他们的“血统”致敬，更是对他们的“能力”有所期望。

道理非常简单，在战国、秦、汉的社会背景之下，世袭血统贵族的家族教育，或称“家学”传承是非常重要的智力资源，秦朝的“学室”可以教授“史子”，却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军事贵族，而秦汉的“军功授爵制”，可以通过砍脑袋选拔出“兵王”，却绝不可能在文盲圈子中制造出“将帅”。

正因为如此，《史记·乐毅列传》记载：

其后二十余年，高帝过赵，问：

“乐毅有后世乎？”

对曰：“有乐叔。”高帝封之乐卿，号曰华成君。

华成君，乐毅之孙也。

因为祖父是名将乐毅，孙子就能受封封君

，在今天，很可能被理解为一种“名人集邮”，在当时，却是有现实意义的政治举动，一样是“千金买马骨”。

在理解了这一点之后，再看上面的表格，就会发现，姓名可辨识的“荆不更”多为“氏+名”的多字登记，而“不更”则多为单字“名”，而且，“荆不更”的“氏”，如：

蛮、黄、宋、郑、李。

蛮、黄均出自芈姓，楚国又有宋玉、郑袖、李园，似乎也可印证，有“氏”，实为“血统贵族”出身，“荆”只是区别其血统的来源自楚系，

如果更多的简牍出土，或许还会有“齐大夫”、“赵不更”之类的称谓面世。

综上所述，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之后，并未热衷于颠覆旧秩序，而是通过种种新举措将大秦帝国的制度推行到六国旧地，并寻求“六国旧贵族”的合作，只是天不假年，壮志未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