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景说史

序言:从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末到绍兴十一年岳飞被害和宋金绍兴和义，是宋高宗完成对金国屈辱求和的关键时期，也是宋朝抗战派与投降派斗争最激烈的时期。绍兴八年至九年，即是宋金初步达成和义前后，岳飞坚决反对降金乞和。其反对屈辱媾和的决绝态度，固然是人所共知，但若仔细查阅史料，却不难发现，在秦奎父子篡改历史，大量毁弃文献之余，有关史料却是残缺不全的，有的记述也是相当单薄。

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淮西兵变后宰相张浚下台，赵鼎为相，宋廷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对金政策由战到和的转变。当年十一月金国废伪齐，年底，宋使王伦返回宋朝，转达了金左副元帅完颜挞懒(昌)的口信:“好报江南，既道途无壅，和议自此平达。”宋高宗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喜。从此就正式开始了和谈，但最初掌管和谈的主要还是左相赵鼎，秦桧时任枢密使，仍然韬光养晦，表面上服从赵鼎。

岳飞自从金废伪齐后，就屡次上奏，坚决主张乘机北伐，只可惜现今只剩一奏。据《鄂国金佗稡编》卷12载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所上奏的《奏审已条具曲折未准指挥札子》记载:

臣自去冬闻金贼废刘豫，有可乘之机，是以屡贡管见，尘渎天听。三月二十六日，领枢密院札子，奉圣旨，令臣条具曲折以闻。臣喜而不寐，以谓陛下概然英断，将欲兴王师，举大事，以雪积年之耻。故臣辄忘浅陋，周述利害，仰紊睿明，觊或采纳。今月初七日，臣所差人回，未蒙朝廷处分。伏望早降指挥，俯赐俞允。

据往返时日推算，岳飞在三月二十六日接到枢密院札子，就立即派专人去行在临安上奏，当“差人回”时的“今月初七日”，决不可能是四月七日，而应是五月七日甚至是六月七日。实际上，忙于对金和谈的宋高宗及其小朝廷，又怎么可能再“采纳”岳飞“兴王师”的建议呢。绍兴八年初，朝廷宰执共有四人，除赵鼎外，秦桧升右相，此外还有参知政事刘大中和枢密副使王庶。这四个人中，唯有王庶反对议和。

《会编》卷183记载王庶在绍兴八年四月，“暂往沿江及淮南等处错置边防”。岳飞得知消息后，当即给王庶写“咨目”，岳飞在信中强调说:“今岁若不举兵，当纳节请闲！”所谓“纳节”，就是主动向朝廷上缴节度使的“旌节”仪仗，亦即请求撤销自己在军界引以为荣的武胜、定国军两镇节度使的虚衔，王庶也因而“称其壮节”。王庶视察边防时，会见了沿边各大军区的统帅。

《要录》卷120记载绍兴八年六月癸酉王庶上奏说:“臣顷与边帅及诸大将议论，皆云:‘若失今日机会，他日劳师费财，决无补于事功！’至于抵掌击节，皆云:‘今年不用兵，乞纳节致仕。’观此则人情思奋，皆愿为陛下一战，望陛下英断而力行之。”

从王庶的上奏侧面反映了岳飞的激昂慷慨的态度，所谓“抵掌击节”，应理解为岳飞用手敲着旌节，对王庶发出誓言。王庶的奏中首先提及岳飞，又说“韩世忠亦以为然”，唯独不提另一大将张俊，只是笼统地说“皆云”。实际上，在东南三大将中，张俊的态度与岳飞、韩世忠有别。大将们的决绝态度当然不可能改变宋高宗本人和三位宰执的决策。但反对和议的正论纷起之际，皇帝还是决定召见三大将。《三朝北盟会编》卷184载:“九月，韩世忠、张俊、岳飞来朝。”

根据《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岳飞为了履行“不用兵，乞纳节致仕”的誓言，已多次上奏请求辞职。当时岳飞的宣抚司与朝廷的重要公文往返，都是用金字牌和急递，按宋廷发省札的时间前推，则岳飞接到金字牌递发的枢密院札子时，应为当年八月八日，而岳飞本人启程时间应为八月十二日。岳飞很显然不愿意参加这次朝见，这无疑是深感朝廷对金屈辱求和的大方针已定，无可挽回，所以他只是一心一意请求“致仕”。

《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记载，绍兴八年九月，胡虏讲和，侯奏议曰:“不可与和，缘虏人羊犬之性，国事隙深，何日可忘！臣乞整兵复三京陵寝，事毕，然后谋河朔，复取旧疆，臣之愿也。臣受陛下深恩厚禄，无一时敢忘。”因此与秦桧有隙。

《鄂国金佗稡编》卷7《鄂王行实编年》载，秋，召赴行在。金人遣使议和，将归我河南地。先臣入对，上谕之，先臣曰:“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议。”上默然，宰相秦桧闻而衔之。

当岳飞朝见时，左相赵鼎尚掌握和谈大计，他迟至十月罢相，因此岳飞所谓“相臣谋国不臧”，应当理解为包括赵鼎在内，并非单独指责右相秦桧。至于“秦桧闻而衔之”，则是岳珂强调的重点，而赵鼎对岳飞的批评持何种态度，对后来的历史变故并不发生影响。

朝见结束后，岳飞返回鄂州。当年十一月，金使张通古等进入宋境，以“诏谕江南”为名，而不称“宋”的国名，并坚持要宋高宗跪接金熙宗的诏书。宋廷抗战派和投降派的斗争，至此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从地方到中央，不论朝野，群情激昂的抗议浪潮，出现了中国古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声势和规模。表现最为突出的，自然是胡铨的上奏，他虽因此受到很重的处罚，却名声大震。当时礼部侍郎魏矼上奏，建议“速召大将，各带所部近上统制官数人同来，以屈己事目广加访问”，实际上是因为“诸将韩世忠、岳飞皆以议和为非议”，希望借重他们的劝阻皇帝屈膝称臣。

在抗议的高潮中，韩世忠“章上以十数”，为皇帝“开陈和义不可之状”，他强调说，“今正当主辱臣死之际，臣愿孝死节，激昂士卒，率先迎敌”，“但以兵势最重去处，臣请当之”。他还要求“单骑赴阙面奏”，被宋高宗亲下手诏劝阻。而按今存的记载，却看不到岳飞有何表态，这对一个立志尽忠报国的人来说，是很难设想的。不过观景从宋高宗屈膝议和后，岳飞自然坚持抗金，可见在抗议的高潮中，岳飞的上奏都被秦桧父子人为涂抹掉了。

《金佗稡编》卷7《鄂王行实编年》记载:“窃以娄敬献言于汉帝，魏绛发策于晋公，皆盟墨未干，顾口血犹在，俄驱南牧之马，施兴北伐之师。盖夷虏不情，而犬羊无信，莫守金石之约，难充溪壑之求。图苟安而解倒垂，犹之可也；欲长虑而尊中国，岂其然乎！”

“臣幸遇明时，获观盛事。身居将阃，功无补于涓埃；口诵诏书，面有惭于军旅。尚作聪明而过虑，徒怀犹豫以致疑:与无事而请和者谋，恐卑辞而益币者进。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雲，终欲复雠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稽首以称藩！”

为了平息军愤，收买人心，宋高宗不惜以庆功为名，滥施恩尚。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正月十二日，宋廷发布的赦文递到了鄂州。岳飞当即命幕僚张节夫起草了以上贺表。在爱国正气横遭摧残之际，岳飞通过了此表重申收复燕云、复仇报国的壮怀，故很快传颂一时。因此史书记载秦桧对岳飞恨之入骨，其实宋高宗又何尝对岳飞表示赞许。此表发送临安后，宋廷又发来了晋升岳飞为开府仪同三司的官告。岳飞前后四次上奏辞免，宋高宗四次下不允诏，以“军声既张，国势益振，致邻邦之讲好，归故地以效诚”。“辞之不足为廉，受之无伤于义”，“蔽自朕心，非云滥典”等为由，强迫岳飞接受新的任命。

面对如此局面，岳飞只能多次上奏辞职，他在奏中说，“臣叨冒已逾十载，而所施设，未效寸长，不惟旷职之可羞，况乃微躯之负病”。“修盟漠北，割地河南，既不复于用兵，且无嫌于避事”。“今讲好已定，两宫天眷不日可还，偃武休兵，可期岁月，臣之所请，无避事之谤”。“伏望陛下俯昭诚悃，曲赐矜从，令臣解罢兵务，退处林泉，以歌咏陛下圣德，为大平之散民”。观景通过以上言辞，也不难体会他极端愤懑之情。当年，秦桧曾“欲撤武备，尽夺诸将兵权”，而被参知政事李光所制止。所以岳飞的辞职奏在不合适的时间是不可能被批准的。

资料参考:《金佗稡编》、《金佗续编》、《宋宰辅编年录校补》、《要录》、《会编》、《宋史》、《金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