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在一次会议上，陈毅对建筑学家粱思成说：“当时在我部队里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就是你妹妹；另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

梁思成的妹妹叫梁思宁，是梁启超最小的女儿，1916年10月30日出生在上海。因为梁思宁排行老六，所以小名叫作“六六”。梁思宁十分像她的母亲王桂荃，无论是在长相，还是在性格方面，她也同王桂荃一样十分勤劳。

梁思宁小的时候，家中的哥哥姐姐大都出国了，家中只有五哥梁思达、五姐梁思懿以及最小的弟弟梁思礼。这几个小朋友受到梁启超特别的喜爱，梁启超在给海外儿女们的信中总不忘提起他们。

有一次，梁思宁与梁思懿推着小车玩，两人都摔在地上，两个小朋友哭得稀里哗啦。梁启超听见了两人的哭声连忙跑过去，一手抱起梁思懿，一手抱起梁思宁，替她们擦干眼泪，又轻轻吹着梁思懿摔伤的额头。梁思宁与梁思懿两人，都是在梁启超充分的关爱下成长起来的，这对于后来二人正直人格的形成而言是极其有益的。每到夏天，粱启超总爱领着小朋友们到北戴河游玩避暑。女孩子比较秀气，不像那些男生。梁思宁和梁思懿就只是在岸边拾些贝壳，而男孩子只管往海里钻，个个滑溜得像泥鳅似的，把皮肤晒得黑黝黝的。

梁启超晚年有便血的毛病，之后心肺也出现了异常，还有痔疮的困扰，身体十分差。然而各处的演说邀请不断，梁启超疲劳过度，更是加重了病情。

梁思宁总是看见梁启超在写作，写作时还不时发出“呵呵”的喘气声，似乎有什么堵住气管似的。梁思宁虽然不太了解医学，但也知道父亲的身体并不好。

十三岁时，梁思宁从天津跑到北京，发现父亲梁启超已经躺在了灵床上，仿佛睡着了一样。她抱起当时还只有五岁的梁思礼，希望他能把父亲的脸看得清楚些，不要忘记梁启超的模样。而梁思礼以为父亲还在睡觉，叫着：“爹爹，快起来，娘叫你吃饭……”梁思宁撇过头去，迟迟不知道对梁思礼说什么。

她知道，父亲是不会应声的。梁启超去世后，家里为了办后事，花去不少钱，家庭经济上有些困难。无奈之下，王桂荃只得把老楼卖给了郝姓的富商，全家搬到了新楼去住。

1933年，梁思懿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备班。梁思懿性格豪爽，像个男孩子似的。她在燕京大学十分活跃，思想进步。她从1935年下半年开始参加学生运动。她当过燕大“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大队长，还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与王若兰等人并称“燕京三杰”，是燕大学生的游行示威领袖，经常面临被捕的风险，梁家曾试图将她藏到梁思成家中，想将她送到南方。

1936年春，医学预备班还没念完，梁思懿就放弃了学医的想法，她的兴趣转向了社会与历史，于是她转到历史系学习。同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此时梁思宁已经考上了南开大学。她听闻梁思懿的举动，内心有了触动。1937年，日军占领平津，社会陷入了大动荡。梁思宁就这样失学了，之后再未完成她的大学学业。当时的梁思宁只能躲在意租界中度日。一下子，梁思宁也成了亡国奴，每天过着极为屈辱与迷茫的日子。她不知道这种日子何时会到头。

梁思宁回忆说：“日军下令住在中国地（指非租界区）的居民，夜晚不许关门，最初大家不知是为什么，后来看到日军和浪人闯进人家，把男人赶出去，他们随心所欲地奸污妇女，连老年妇女也不放过。男人们在外边听到自己的妻子、女儿的求救声，老太太的咒骂声，两眼含泪，恨得咬牙切齿。

“开头，有些年轻妇女，不知道日军凶狠，还结伙出门看电影或投亲、看望同学。日军看见花姑娘，向洋车夫一努嘴，这些姑娘就被强拉到本军人俱乐部里去。有人见女儿几天没有回来，到处打听，才知道孩子已落入虎口，只好带上礼物到俱乐部去领人，抬出来的已是被糟蹋得半死的人了。从此人们再不许年轻妇女出门了。

“日租界居民的境遇更惨。日本人最怕所谓“瘟疫”，在租界里要经常定期喷药、打针、防疫。见到谁家有卧床不起的病人，不管是什么病，就拖出去烧了，病人亲属跪下苦求也不行，有的病人还没咽气就被拖去火化。火化后还命令受难家属去交火化费，领回骨灰，如果有哭泣的，还要挨打。”日军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天津的老百姓全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天津仿佛变成了一个人间地狱。日军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伤痛，还有恐惧与愤恨。

当时梁思宁住在意租界，离意租界两里地的非租界区有一座孤零零的建筑物（铁皮仓库），顺风时总是听到一阵阵的惨叫声，或是像野兽般的吼叫声。

有一次，梁思宁与母亲在外散步，遇到一件触目惊心的事。一个夏天的夜晚，梁思宁和母亲出去散步，突然觉得有人拉住她的大褂，声音沙哑地说：“太太、小姐行个好吧！”梁思宁低头一看，是个又黄又瘦的男人，是个残疾人。她吓得躲在母亲身后，母亲问他是什么人，为什么落到这般地步？

男人回道：“我本是大学生，学校被炸，出来想找个职业，无意中走近那个洋铁皮仓库，突然出来几个五大三粗的歹徒（日本人或高丽人），把我拉了进去，我一看，那间屋里摆着各种刑具，各种刑具上都有人在受刑，发出高高低低的惨叫和呻吟。不久轮到我了，两个歹徒命令我跪在一个烧红的油桶上，马上冒出火燎皮毛的呛人浓烟，疼痛揪心！眼看我的膝盖要被烤焦了，痛得我晕过去，狠心的刽子手把我扔出门来。我醒过来想伸伸腿，天呀！我的腿已成了直角三角形，永远也不能直起来了，永远也站不起来了。我只好爬着回家。我的父母一见，心疼得抚住我的残腿大哭！那个仓库是个试验新刑具的杀人场呀！”

梁思宁和母亲听了义愤填膺，泪流满面，十分同情他，给了他一些钱，母亲说：“真是畜生！该死的小日本，他们家里没有妻子老小么？”为防不测，她们赶快就回家去了。梁思宁已经忍无可忍了，她的痛苦与愤怒在心底不断地烧着，让她辗转反侧。她无法理清自己的心绪，但她总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她不断地给当时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工作的姐姐写信，诉说自己的苦衷，她希望梁思懿能给她寻找到一条出路。机会说来就来。1940年3月底，梁思宁收到了梁思懿的来信。信中说：“好机会来了。王若兰在天津，你一定要亲自去面谈，可能达到你渴望已久的愿望。”王若兰是当时“燕京三杰”之一，也是梁思懿的好朋友。梁思宁迫不及待想与她见面。

梁思宁与王若兰约定的见面地点在海河北的美租界。

当梁思宁径直通过关卡，快上渡船时，突然听到岸上一阵呜哩哇啦的叫声，她这才想起自己忘记给关卡的日本兵敬礼了。她赶忙回去，又给日本兵鞠了个大躬，可那日本兵仍旧满脸气得通红，一巴掌扇在梁思宁脸上，然后又骂骂咧嘲说了几句。当时梁思宁的脸就红肿了起来，两耳嗡嗡作响。梁思宁上了船，回头狠狠瞪了日本兵一眼，心想：“小日本鬼子太狠了，谁给你的权力打中国人？

”梁思宁来到美租界，同王若兰见了面。当时王若兰参加革命多年，已改名康英。她给梁思宁宣传共产党的革命思想，告诉她新四军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是真正抗日的部队。当时日本兵的一记耳光，把梁思宁给扇醒了。

她明白了自己到底想做什么：抗击日寇，参加革命。她问康英：“我能参加新四军吗？”康英瞪大了双眼，有些惊讶地说：“革命可不是做游戏，最起码的条件是不怕死、不怕苦、不怕累，要长途行军，在战争中有牺牲的可能，你受得了吗？”梁思宁说：“能！再苦能比当亡国奴苦吗？”

就这样，在康英的帮助下，梁思宁历尽艰难曲折从安徽泾县云岭蜒新四军军部，来到江苏溧阳水西村新四军一二三支队司令部，经领导谈话后分配到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工作，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新四军战士。第二年，梁思宁加入中国共产党。新四军七战七捷后，梁思宁随部队来到了山东解放区。1946年，她与同样是从青年学生成长为革命干部的章柯结婚。

1948年，在“三查三整”运动中，有人由于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认为梁启超是地主、资本家的政治代表，梁思宁被开除了党籍。章梁夫妇被诬陷为叛徒，罪名是“梁启超的女儿！”济南解放后，梁思宁被分配到山东省农业厅，却没有安排具体工作。

对于梁思宁来说，工作再苦再累都不怕，就怕别人的冷落和误解。她没有因坐冷板凳而消极等待，她每天早上第一个来到单位，打扫卫生、分发报纸、整理文件。有时碰上发福利，80多人的瓜果她一个人承担，平均分配，然后用自行车驮着，挨家挨户给同事送去。从1948年开始，梁思宁蒙冤35载，一直到1983年才恢复党籍。但是她从不后悔这辈子是“梁启超的女儿”。离休后，梁思宁一直住在济南某干休所内。2006年，梁思宁病故。 （彭忠富/整理；参考文献《梁启超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