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送别》所致处，无人不轻歌。1913年这首传世之作诞生之时，李叔同尚是李叔同。五年后，他在书案前为好友姜丹书之母作完墓志铭，决然断笔而去，入寺出家。从此世间再无李叔同，只剩身披袈裟、慈悲入世的僧人——弘一法师。堂堂文艺奇才中年遁入空门，是一念兴起还是别有深意，也许我们能从丰子恺的解读中找到答案。

李叔同1880年出生在天津，家中经营盐业、票号生意，是天津巨富。李父笃信佛学，常做善事，家中妻妾、子嗣众多。李叔同受家庭氛围影响深重，从小向善，敏感多情。接触新思潮后，李叔同很欣赏康有为和梁启超的革新之举，在求学生涯中紧随进步潮流，心怀家国，后留日深造，醉心音乐和话剧，归国后引领了中国话剧崛起，从事教育、书画工作。落发出家后，他专心传播佛法，书法造诣精深，一生在文艺方面贡献卓著。

39岁那一年，李叔同放弃俗世种种名誉和情感，摇身一变成了潜心修行的弘一法师，这一惊人之举的因由被世人百般揣度，杜撰出多个传奇版本。

一说为情所困

李叔同早年家境富裕，才情出众，擅长书法，在音律、创作方面都有成就，俨然是风雅卓绝的翩翩公子。风流才子的感情经历大都丰富，李叔同有过四段感情，大都惨淡收场、无疾而终，一段是与早年的原配妻子俞氏，一段是与天津名妓杨翠喜，一段是与上海名妓李萍香，最后一段是日本妻子雪子（又有说是叶子）。

李叔同年少时钟爱音律，常常出入剧院、青楼，杨翠喜是当时天津出名的歌妓，容貌清丽，才华出众，李叔同是她的座上宾。两人年少多情，爱好相投，很快生产了情愫。但以杨翠喜的身份，李家自然非常反对他们之间的感情。迫于家庭压力，李叔同不得不与杨翠喜分开，前往日本留学，临别特地为她作诗寄托深情。李叔同留学期间，杨翠喜被人花重金赎身，赠与王爷载振，最终郁结而死。

相传李叔同为此情伤，产生遁入空门的念想。但杨翠喜之事发生于1907年，李叔同在1918年落发，之间相隔十余年，从时间上看间隔过长，并没有必然性。弘一法师“为情所困出家”的说法也就成了捕风捉影的杜撰传闻。

一说因破产打击

李叔同家资产百万，从小过的都是富家子弟的生活，即便因支持革新流转到上海，他也可以从自家在上海的票号里支取钱财。富足的经济条件支持了他肆意、自由的生活，为他创造了宽松的环境去研究音乐和戏剧，专注发展爱好、发挥才华。但辛亥革命使得李家的生意大受打击，1911年，票号倒闭，李家陷入破产困境，李叔同一下子从富贵先生变成了清贫的文艺学者。

有人猜测，经济困顿后，李叔同的生活和心理状态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因无法面对窘困和现实，所以他才遁入空门。但事实上，自1911年破产到1918年落发，7年间李叔同并未一蹶不振或停滞不前，反而相当忙碌、精彩。

期间，他担任了报社编辑，参与创办了文美会，还到多所大学教授美术、音乐等。经考证，后期李叔同并不迷恋奢华生活，衣食用度都不刻意追求，谈不上“因破产打击”而出家一说。

一说因友人影响

李叔同交友广泛，其中不乏富贵子弟。1913年，好友许幻园家中破产，临行前去与李叔同告别。他于门前唤出李叔同夫妇，说了句“叔同兄，我家破产了，我们后会有期吧”便含泪而别。友人离去后，李叔同独自在雪中徘徊良久，心中百感交集，有感而发，疾书写下《送别》。

有人猜测，世道变迁、友人分别让李叔同心中生出苍凉之感，他发现世事都是白云苍狗、转瞬即逝，因而生出了断尘缘的想法。但这一说法从时间和情感上来看都不符合逻辑。1913年《送别》诞生，5年后李叔同出家，时间间隔过长。而且李叔同早年经历坎坷，一系列重大打击都没能让他绝望，仅因朋友分别就痛下决心出家的可能性并不高。

一说为追求

李叔同与丰子恺私交甚笃，丰子恺对于李叔同出家的因由给出这样的解释：他遁入空门，我能理解他的心，他出家是当然的。人的生活有三个层次，一层是物质，二层是精神，三层是灵魂。物质是人生活的基础需求。精神能成就人的艺术创作，灵魂是宗教信仰。他认为李叔同在39岁那一年达到了第三种境界，所以才出家的。

从李叔同的经历来看，他一生经历起伏跌宕，理想受挫、双亲离世、孩子夭折、爱人他嫁又郁结而死、破产危机、友人离去……这些对一个敏感多情的人来说，无疑是一次又一次打击，一步步让他看到了世界的真实模样。在动荡的时代和生活中，艺术不足以安放他全部的情感和思想，皈依佛教，了断尘缘，免受外界因素干扰成了他注定的归宿。

落发

李叔同的日本妻子原本与她分居两地，落发前给妻子去信道：“我想，你的体内住着的不是一个庸俗、怯懦的灵魂，愿佛力加倍，助你度过这段日子，做这样的决定，非我薄情寡义，在西天无极乐土，我们再相逢吧。”

妻子赶去见他，问他：“请告诉我什么是爱。”弘一法师回：“爱，就是慈悲”。

从此，他以身伺佛，彻彻底底成了那个身披袈裟、祥和慈悲的弘一法师。弘一法自小有慧根，心怀仁善，出家后连虫蚁都舍不得伤害，每天给路边的枯树浇水，青灯黄卷下传法、授业多年，连张爱玲都说“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外，我是如此谦卑”。

弘一法师虽了断尘缘，但爱国之心不死。抗战后，他一边宣传佛法，一边鼓舞人们反抗侵略，自叹“我吃的是中华的粮食，喝的是温陵的水，身为佛家子弟，在此情此景之下不能尽一份心力，挽救国家危亡”。1942年，弘一法师染病，手书“悲欣交集”后安然离世。

弘一法师的前半生属于红尘、后半生属于佛法、终生属于艺术。他的出家除却世事所累，也由他本身的性格决定。多情敏感、心怀仁善的人在动荡中注定要受内心的折磨，佛法割断了他的尘缘，也让他找到了皈依，助他进入了人生的另一种境界，在艺术上大有所成。由此可以想见，人生的诸多转折，并非一朝一夕产生，而是在天长日久的积累下爆发，深究其因由，都逃不过“宿命”与“抉择”罢了。

文/刘白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