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下了浙江巡抚的担子，拖着病重的身体与谭纶一道来到了江苏，来找赵贞吉借粮。

而这时被谭纶请来给我医病都名医李时珍也前来给我诊脉。看到他，我立马就想到崇安建德两县灾后很可能闹瘟疫，赶紧请李先生去浙江教受灾百姓采药避瘟疫。

如我所愿，李先生一口就应了。

奈何那个曾经对我侃侃而谈阳明心学的赵孟静，这时候居然对我阳奉阴违的，口口声声说借粮，但就是不用心筹粮。

李时珍看到赵贞吉口口声声关心我的病情，还以药方的名义劝他给我筹粮百船。

李先生真的是医者父母心。他对我的评价也很高，说我是知人善用，实心用事。说我以用戚继光逐倭寇于国门之外，东南得定。修海塘减赋税，鼓励纺丝经商，百姓得安，这些功劳，绝对是名垂青史的能臣。

他也为我已经缷任浙江巡抚还为浙江百姓借粮而感动，但他认为恩师之势已经到了头，不希望我在为恩师党内立功去抵那些贪官污吏的过。

唉！我只得如实回答他：恩师对我有知遇之恩，更有守全之意。天底下任何人都能倒严，唯我不能。我情愿不做名臣，也不会去做小人。

赵贞吉自然不会按李先生的药方为我筹粮，他背过李先生说我既然跳出了浙江那个漩涡，就应该立即抽身。而且他认为我来找他借粮就是给百姓与朝廷做样子。

唉！他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势利了，我只得告诉他我辞去浙江巡抚非我本意，这时他立马就解了其中意，说是浙江发生那么大的事，任谁在内阁，都容不下我了。

但他还是把不能借粮给我的原因告诉了我，与我猜测的不出两样，是裕王党和严党。

唉！

我知道裕王爷底下的这些人是想看着严党把浙江搞乱了，然后逮住机会扳倒严党。

小阁老等人才不管乱不乱的，他们只想利用灾民没粮，按朝廷的国策随意低价兼并土地进行改稻为桑，然后再乘机敛财。如果浙江真的乱了，那人家小阁老杨金水等人直接拿我们是为推行国策来说事。

而我是浙直总督，是维护当地和平的 ，如果浙江乱了，倭寇来了，浙江失了，那我只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没辙，我只得以浙直总督的名义向他调粮，并让他乘机多发一些到浙江用于救百姓。有时候，这权是能用就必须用。

粮借到了，浙江那边的消息也传到了，新上任的浙江巡抚高翰文，居然在商议他提出的“以改兼赈，两难自解”的灾后重建会上晕倒了；而且崇安县还出现了通倭大案，新任崇安知县海瑞被派去砍人。可海瑞并没有杀人，那这案子恐怕就是有内情了。

而且本应属于宫里的织造局，居然还带着粮食到崇安，要用灾民急缺的粮食来低价兼并他们的土地。

这都不得了了，这郑泌昌何茂才两个畜生都疯了，为了自保连皇上脸上都敢泼污水了。

谭纶谈到倭寇的事情，我立马就想到郑何二人得知海瑞不按他们意愿砍百姓后，就有可能杀人灭口。谭纶也想到了，他劝我立马去崇安镇住大局，但戚继光的军报也早就到了我的手上，浙江灾情一起，倭寇就开始聚集靠近，我只得前去戚继光大营。让谭纶带着我总督府的调令前去浙江崇安镇住大局。

不过很快我就得到消息，高翰文晕倒是因为他不肯与严党同流合污，所以就中了郑泌昌何茂才沈一石的美人计，被人家要挟上了。

而那所谓的通倭，则是何茂才一手策划的。

顾不上其他了，倭寇已经来了，我们必须反击了。这时候筹备军需已经是迫在眉睫了，而年初推行的改稻为桑也已经推行不下去了，就算推了，刚种的桑苗也产不了丝织不成绸缎卖不了钱。

所以我知道朝廷把此次抗倭大战的军需寄托在了沈一石身上。

军需是送来了，而且是高翰文送来的，并且告诉抄沈一石的家没抄到多少银，这个我知。高翰文是书生，他不适合于官场，更不适合在严党内生存，但他是有爱民之心之人，在浙江也能按照我在路上与他的嘱咐而行。所以我劝他回去后就主动找锦衣卫请罪。

这时，皇上就又来密旨让我去浙江推行国策筹备军需，浙江一团糟，严世蕃的人，宫里的人，徐阶的人搅在一起。而且最重要的是百姓刚经历大灾，首富刚被抄家，就算我在浙江，也未必就能筹到钱粮，还有可能误了抗倭大计。

但我不能抗旨，所以在倭寇围台州而攻桃渚时，我听取了戚继光的战术，自己领兵守在台州，戚继光带并埋伏在龙山展开了与倭寇的决战之局。

其实戚继光本是执意送我回杭州的，我只得告诉他浙江之局与朝廷之局，为了抗倭大计，我只能在前线。

因为我坐镇部署，戚继光指挥上前线，我们与倭寇决战的第一仗，就赢了。这时候我又接到了皇帝召我进京的密旨。

迎着炎热骑着快马进了京，在朝房里喝了几杯茶水还没顾吃饭就见了皇上，连累带饿之时，皇上就让我看从沈一石家抄出来的账册。

路上我猜出此次皇上急召可能与沈一石有关，但实在没想到沈一石会把为织造局服务20来年以来，与宫里与当地官员的账目都留给杨金水。

我没拿过他的钱，所以我向皇上请罪，失察误国之罪。

可皇帝一下子就把剑指向了恩师严嵩，说误国不是我，是内阁首辅，还一再地逼问我五月浙江新安江决堤之事。

于私，严嵩是我的恩师，必须保；于公，现在大明各地灾祸频发，倭寇鞑靼在外时不时地起事，此刻不是兴大狱之时刻。

这样想，我也这样奏，并一再强调，皇上比我更了解恩师，他不是过度贪婪之人。

谁知皇帝居然让我带着这些账册去见恩师，用意就是试探恩师是不是我与他认定的好人。

我见了恩师，恩师没看账册，并说我应该送宫里，因为里面牵扯到制造局，只有皇帝能看。还一再表示不要让别人知道我送这些给他，而且为了我，他打算连皇上都瞒着。

恩师还是护着我的，不过他也是流露出了让我养寇自重之意。

离了京城来到浙江，就碰到了赵贞吉，他是皇上新任的浙江巡抚，他接我在浙江的那个烂摊子，并给我筹备军粮。

可令我没想到的是，为了不误我的军国大事，他听从了杨金水的意见，把本应查抄收归国库的沈一石的织造坊 ，私自卖给了我的同乡，把我同乡付的定金当做军需送到了前线。

用着这些从我向党军身上骗来的军需上战场，我是真的想战死得了，这样老家人也不用拆了为我而建的那三座牌坊。可曾经在决堤时救过的浙江子民，如今被海瑞送来当义军的齐大柱等人，拼命救下了我。

在最后与倭寇对峙的时刻，戚继光根据天时给出了最佳的作战方案：趁着大雨后的大雾，对倭寇发起奇袭。

这时候我想到了刚收到的严世蕃的谢情信，他在信中一反常态地放低姿态嘱咐歇战；上次在北京，恩师也对我说让我为了我自己也该歇战了。我也想到了皇上，他说让我去打，他砸锅卖铁也会供军需。

想了很多很多，我深知战机稍逊即使，我与倭寇打交道这么些年，从使计斩杀徐海，到本想利用汪直来控制倭寇，可汪直被杀又引起的倭寇泛滥。

这倭寇已经祸害沿海居民太久了，如今的官场也已经是一团糟，我没有必要拿沿海居民的生命来钓着倭寇换取自己的功名利禄。况且此时朝廷从各省调来的援军都以到位，此时不打更待何时。

所以我按戚继光的意见部署命令下去，经过戚继光等将士的浴血奋战，我们赢了，终于把倭寇赶出了浙江。

之后我就以病倒的原因请辞回了家。

回家途中，我还是赶去见了见那个海瑞海笔架。

主要是他因为与上司赵贞吉不合，提交了辞呈了，我想劝他不辞官，我还是浙直总督，不想我还在任时让部下这么个人辞官而挨百姓骂。我也想让他去我的老家安徽任知州。

尽我所能为家乡找一个好的父母官，也算对得起他们为我修牌坊了。

顺便也谢谢他维护了我的清誉，之前我生病，写信让儿子来军营，一再嘱咐他沿途不要惊动官府。结果他第一站就让崇安县接待，幸好海瑞当机立断，派人把他当冒充的胡公子给我押送了过来，也就少了沿途打搅官府之嫌。

更要谢他的，是他给我送来了齐大柱等崇安义民，我的命都是他们救的。

只是他同意了不辞官，但随机提起了条件，说崇安灾后百姓苦，请我上奏免除崇安三年税赋，二是不愿意去安徽，要求去江西分宜，要去做严家人的父母官，盯着严家。

第一我应了，为民着想，岂能不应。第二个我不能应，海瑞他只是一夏县令，如果上面的人都抵兑他，他屁事都干不了。但他执意，那我请赵贞吉上书奏明，我不做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