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告御状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四月二十七日，二下江南回京的乾隆心情不错。銮驾路过苏鲁交界的涧头集，突然前卫一阵喧哗，经查，侍卫在御道旁的排水沟里搜出两个鸠形鹄面的农民，他们说要告御状。

乾隆让把两人带到御前。经询问，他们是豫东夏邑县人，说是夏邑县遭受特大水灾，百姓流离失所。但是夏邑县令孙默和和河南巡抚图勒炳阿等官员粉饰太平，隐灾不报。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所以才抖胆告御状。

乾隆眉头一紧。哦？怎么又是夏邑？

因为这次南巡路过山东时，前江苏布政使（副省长），夏邑人彭家屏说河南东部近年连续遭灾，今年尤甚。百姓嗷嗷待哺，地方官却麻木不仁。河南巡抚图勒炳阿罪无可逭。

刚接到彭家屏的举报的时候，乾隆帝将信将疑。

首先被举报的图勒炳阿很受乾隆帝赏识。

其次，彭家屏作为退休布政使，按照朝廷纲纪，应当在家颐养天年，而不是人退心不退，利用缙绅身份四处伸手，包打词讼，干预地方政务。这本身就是不安定因素，皇帝讨厌着呢。

第三，皇帝心里本来就有彭家屏的黑账。乾隆最忌讳官员朋党。彭家屏在雍正朝时投靠权臣李卫，卖力攻击李卫的政敌鄂尔泰，乾隆本来就对彭家屏印象不佳。

所以乾隆用怀疑的目光深深盯了彭家屏一会儿，盘算彭家屏是否和河南巡抚图勒炳阿有过节，趁机倾陷。但彭家屏一副神情自若，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做派。

于是乾隆做了两手应对。一手是要彭家屏会同图勒炳阿一起去查堪灾情，向他汇报。另一手是派心腹员外郎观音保秘密赴夏邑调查。

就在观音保出发后三天，发生了开头所述告御状的事。

二、乾隆看不上朱元璋的民粹

无论是出于统战的需要，还是真心实意。清朝的前几任皇帝对前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极为推崇。康熙南巡时，曾经5次拜谒明孝陵，并留下“治隆唐宋”的手迹。

但乾隆帝却看不上朱元璋。

我们知道，朱元璋出身草莽，文化水平不高。特别是早年在民间的经历，对官僚的巧取豪夺，贪赃枉法，蠹害草民的种种劣行有着直观认识和切齿痛恨。因此，朱元璋的反腐败也有着鲜明的民粹色彩。

譬如，朱元璋下令，地方官吏有蠹害农民者，准许地方耆宿出头，由农民自己将官员绑缚至京城，他来亲自审问。有官员“拒捕”或者敢于半路阻拦的，抄家杀头。甚至有官员在被绑缚京城的路上，向农民跪地求饶，说自己辛苦读这么多年书，有这点功名不容易，求农民放他一马。

事情发展到后来，官吏下乡去征收国家正常的赋税，有刁悍农民拒缴，并以绑缚官员进京要挟，反而把官员吓得缩手缩脚。朱元璋得知后，也是无奈长叹。

乾隆对朱元璋这种民粹主义的做法不以为然。

乾隆认为，既然国家张官设吏，那么赏罚都应当出于朝廷官府。如果百姓表扬会促使官员步步高升，那么官员假造民意，譬如送“万民伞”之类的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再说如果老百姓可以随意逮系控告官员，那就成了太阿倒持，权柄反为编氓所操持，国家还成何政体？明太祖鼓励这种行为，不啻于将百姓引向奸邪之路。一旦被奸诈之辈窥伺利用，流弊无穷。国法和吏治将与之俱坏。

乾隆在南巡的过程中，也曾深入民间，访贫问苦，但这是由上而下亲亲尊尊的秩序。是可控的。

但你老百姓由下而上，自发地挑战官府，这种不可控的味道就太不祥了。

因为皇帝的安全感就来自于操控力。

不管怎样，接到告御状的，自有成法。乾隆一纸批文，将告御状的两个人转交河南巡抚图勒炳阿，命他认真审理。这个听起来不太对味啊？让被告审告自己的人。皇帝这葫芦里卖的是啥药？

三、形势急转直下

御状事件处理完了，皇帝继续往京城回銮。两天后，路过山东邹县，又遇到一个告御状的。一问还是河南夏邑人，名叫刘元德，还是告的同样的事。皇帝的脸立马拉下来了。

彭家屏是夏邑县人，连着两起夏邑县农民告御状，这难道是巧合？很可能这是一起有组织的阴谋。很有可能是退休官员彭家屏在背后策划，利用这次灾情，让这些普通百姓不断出面，扳倒夏邑县令孙默和河南巡抚图勒炳阿。

如果是这样，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由一件普通的百姓告御状演变成了地方缙绅利用和勾结普通百姓，企图扳倒朝廷命官的政治阴谋。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帝国政治生活中一个极为不祥的新苗头。这是典型的以下犯上，颠覆上下尊卑的政治秩序。任其发展，必然会伤及国家根本。

所以，乾隆帝没有轻易放过这个第二次告御状的刘元德。严刑拷打下，灾民刘元德供认，他一贫如洗，告御状的路费是夏邑县秀才段昌绪和武生刘东震两个人共同资助的。这两个人鼓励他扳倒县太爷，说这是造福全县的大好事。

搞出这两条小鱼，乾隆帝大为失望。他刀刀不离后脑勺的想把退休布政使彭家屏挖出来。指示继续熬审刘元德。

此时，派出去秘密调查灾情的皇帝心腹观音保回来了。观音保直截了当地对皇帝汇报，夏邑县遭遇的确实是百年不遇的大灾。为了证明自己的调查结果，观音保还自己花了四百八十文钱买了两个孩子（那时的四百八十文钱约合现在的九十六元钱）。

皇帝沉默了，不管背后有没有阴谋，首先没有谎报灾情。

四、皇帝各打五十大板

皇帝很尴尬。本来以为夏邑县遭遇的是寻常灾害，有人挑事，没想到真是百年大灾。巡抚和县令欺君罔上，漠视民命达到如此程度，实堪发指。必须严肃处理，才能平民愤而肃官箴。

如果这事是乾隆自己发现的，拿掉巡抚和县令自无话说。

但是如果因为老百姓告御状而摘了巡抚和县令的帽子，必然在大清国开了一个极为不好的先例。此事必然成为“传奇”，迅速传遍全国。那么各地民众是否会纷纷效仿？抗捐？抗税？顺民养成暴民？如果养成抗上的习惯，甚至形成潜意识，认为这是常态。那就成了对亲亲尊尊，儒家等级伦理价值的根本性颠覆。这是万万不可的。

深思熟虑之下，乾隆帝出了三记组合拳。

第一，严肃处理地方官。

河南巡抚图勒炳阿被革职，发往乌里雅苏台充军。夏邑县令、永城县令被革职，等待进一步审讯处理，以警诫其他讳灾官员。

第二，彭家屏被立刻勒令回家，以后不得以缙绅身份干预公务。

告状农民刘元德，及资助人夏邑县秀才段昌绪和武生刘东震交山东巡抚审办，务求查处背后的其他主使。

第三，乾隆帝煞费心机地给河南百姓写了一篇告谕。

这篇告谕的大意是：传谕各地百姓，使他们知道皇帝惠爱黎元。百姓们各安本分，静候国家赈灾。

至于巡抚、知县被罢官，是皇帝我派人访知的灾情，为了整饬吏治罢免的他们。不是因为彭家屏的上奏，也不是因为一两个刁民告御状的原因。

如果有人误认为巡抚和知县是告御状告倒的，并因此致长刁风

，挟制官长，干扰赈灾事务，那就是自入法网，不能承受国家惠养之恩。

鼓掌!!

乾隆说过另外两段话，进一步清晰了他心目中的官民关系。

一段是这样说的：

抗官之类的案件，既然涉及官府，固然要酌情处理，但一定要首先惩办聚众闹事的领头人。即使官员确实有错误，也不要汲汲究治

。否则助长抗上的歪风，不可不防微杜渐。

另一段是这样说的：州县官是老百姓的父母，我就是老百姓的爷爷。

子孙告父母，我怎么能听一面之词，开挟制父母的歪风呢。

我当爷爷的虽然爱孙子，也不能让孙子们恃宠而骄反抗父母，此等刁风断不可长！

五、儿子整孙子

乾隆命令把刘元德、段昌绪、刘东震交给山东巡抚侦办。山东巡抚当即发文交给夏邑知县孙默（就是被告御状的），命他立即把秀才段昌绪和武生刘东震抓起来，押递到山东。

果不出乾隆所料，他的“儿子”们赈灾不行，但是整“孙子”却极富天分。

革职的命令还没从省里下来，孙默已经知道自己的官帽前途已经被这几个“孙子”整黄了。恨之入骨可想而知。

中国有句古话：“杀头的知府，灭门的知县”，其中的意味让人不寒而栗。

孙默亲自去抄秀才段昌绪的家。孙默太知道这些小文人的毛病了，什么以古讽今了，牢骚怪话了，往往不止言出于口，还喜欢形诸笔端。因此，孙默下令，对秀才段昌绪抄家的时候，要片纸不留。

如果找到犯忌的证据，就会上升为政治案件，自己可能因此脱身，最起码会减罪。

还真让搜着了，衙役们在段昌绪的卧室里，竟然搜出了吴三桂反清时的檄文抄本。

孙默如获至宝，立马把这一“成果”报给难兄难弟河南巡抚图勒炳阿，图勒炳阿八百里加急报给乾隆帝。

皇帝此时正闹心。他虽然对河南百姓下谕旨解释撤掉巡抚、县令是因为自己明查，不是因为告御状。但“平民百姓扳倒巡抚”的传言仍然不胫而走，各地群情汹汹，欲告官员者蠢蠢欲动。

图勒炳阿的奏折上来，乾隆帝立即找到了台阶，下了两道谕旨：

第一：夏邑知县孙默以及河南巡抚图勒炳阿能侦破这样的反清大案，尚属能办事之员。“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因此不必革职，仍留原任。

第二、追根究底，追查檄文来源，追溯同党。

皇帝一直记恨退休布政使彭家屏，下令“到彭家屏抄家，看他家里有没有这道伪檄。”同时，要求彭家屏立即进京，听侯皇帝亲自讯问。

彭家屏在高压之下交代，家里确实存了几本明末野史。

但抄家的时候没抄到，因为彭家屏的儿子听闻抄家的消息，提前把那些“禁书”烧掉了。

虽然没抄到想要的东西，但审讯刘元德的时候却有收获。刘元德交代，他的御状曾经给彭家屏的侄子彭型看过。这就够了，彭家屏终于和告御状摆脱不了关系了。这正是皇帝想要的。

六、大结局

会审意见出来了，段昌绪比照大逆罪，凌迟处死。因段没有儿子，妻妾发给功臣为奴。

皇帝开恩，宣布对段氏“从宽”斩立决，妻子免于入官。

对前布政使彭家屏，皇帝以其私藏逆书罪，“从宽赐令自尽”。彭氏之子斩监侯，秋后处决。没收家产。彭家的几千亩土地，分给“该地贫民”，了了你为民出头的心愿!

彭家屏其实在雍正朝就种下死因，彼时乾隆为阿哥，但对彭家屏朋党依附李卫的行径深恶痛绝。乾隆后来道出心机：“且彭家屏乃李卫门下一走狗尔，其性情阴鸷，恩怨最为分明。从前每当奏对时，于鄂尔泰、鄂容安无不极力诋毁，朕因此深薄其为人。”

让皇帝有这种看法，死是早晚的事。

乾隆雷霆之后是雨露。夏邑等豫东四县历年所欠农业税一律免除。派出能员，调查此地连续多年受灾严重的原因，准备通过兴修水利等方式加以根治。

同时，以调职进京的方式解除了图勒炳阿的河南巡抚之职。夏邑、永城两个县令仍然被革职按问，以为其他官员之戒。

至于夏邑县百姓的态度：“我等自祖父以来，享圣朝太平之福，养长之恩。安居乐业，百有余年。恭逢皇上爱民如子，凡关民间疾苦，无不加恩矜悯。我等就虽属愚昧，亦有知觉，若尚不知尊君亲上，更何以生世为人？实不意竟有段昌绪、司氏、陈氏如此逆徒败类，我等无不同切愤恨，深怀愧耻。今蒙开谕。我等草野小人有何报答皇恩，从此惟有益加洗心涤虑，共相勉善良，祝愿岁岁丰登，人人守法，庶不致再费皇上天心。”

我等百姓受了蒙蔽，小人罪有应得，皇恩浩荡，万岁，万岁，万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