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不起彩礼还想娶媳妇？穷人就不配结婚！”“买不起学区房就想生孩子？穷人就不配生孩子！”

近年来，互联网上此类歧视穷人的言论不绝于耳。官宣“人人生来平等”的社会，对于穷人的歧视从未如此明目张胆。

尤其自我国“全面二胎”政策实行后，“穷人就不应该生孩子”的观点一度甚嚣尘上。

于是乎，坊间关于穷人到底有没有资格生孩子的讨论时不时就会占据互联网舆论的热门话题榜。这刺耳的声音无比尖锐，就差直接说一句：穷人根本就不配活着！然而，还真有人这样说过。

早在清朝末年，一位名叫汪士铎的文人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到：“穷人的女儿就不配活着，生下来就应该把她掐死。”

到底是怎样一个惊世骇俗的人，才能说出如此骇人听闻的话呢？

有人可能会说，这人一看就是个反社会型人格，一定是个神经病吧！恰恰相反，他被当代史学家邓之诚赞为“晚清江宁一大儒宗”。向来推崇温柔敦厚、修齐治平的儒生，为何会说出如此反人类的话呢？

落魄文人汪士铎

汪士铎于嘉庆七年（1802年），出生在江苏江宁（今江苏南京）金沙井的一个落魄封建地主家庭。

刚出生时父母为其取名为名鏊，字振庵，后来他自己改字梅村，晚年号无不悔翁。其母苏氏家学渊源，汪士铎幼年时多承教于母亲。

由于其少时家境“极贫”，汪士铎一度在旧衣店和糕点店当学徒，但是读书人胸怀天下的大志使他在艰难谋生之余依然勤学苦读，奈何时运不济，他的科考之路并不顺遂。

道光二十年（1840年），时年三十九岁的汪士铎参加乡试得中举人，一心入仕的他此后多次参加会试，遗憾地是没有一次上榜，后来心灰意冷，绝念仕途。

汪士铎少年时从其外祖父处得书十余箱，会试不第之后又舍重金购书两万卷，在家筑书屋为“砖丘”。他一生酷爱读书，涉猎甚广：经史诸子、历算舆地、苍雅典礼，没有他不爱读的。且汪士铎不仅爱读书，更善于做笔记。

他的笔记多专注于地理学方面，当他每每读到书中与山川、关塞、坡地、水利有关的地方，所记尤为详尽。

后来，近代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人物魏源在扩编《海国图志》的时，就邀请汪士铎来协助。除了协助魏源，他还留下了诸如《南北史补志》、《水经注图》等地理学著作，是我国近代有名的地理学家。

汪士铎爱书，但他这一生却也为书所累。

为书所累被困江宁

咸丰三年（1853年）春天，太平军攻克江宁，并将此地改名为“天京”，天王洪秀全在此定都，建立起一个与清政府对峙的新政权。

那年春天，恰逢清朝三年一次的会试年，举人汪士铎早与朋友约好结伴去京师参加会试。

就在前一年冬天，太平军的消息不断传来，城中传言纷纷，一时间人心惶惶，很多人都拖家带口地离开江宁另寻他处了。春节刚过，汪士铎的一个朋友也计划放弃会试出城避祸，特地来跟他辞行，同时劝他也出城躲躲。

后来很多人也劝他尽早出城，但是都被他以各种理由拒绝了。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是：家里藏书太多，不愿舍弃藏书自己走，但是把书留下来肯定会被销毁，犹犹豫豫就到了三月末。

三月末的一天清晨，汪士铎起床后发现江宁城不太一样了。

汪士铎故居

江宁城外突然多了许多营垒和望楼，营垒内外皆有壕沟，壕沟均深八尺，宽六尺到八尺不等；城内亦建起更楼，太平军的防备已然到了“全城内外，在目如绘”的地步。城外的人进不来，城里的人也出不去。

此时汪士铎才开始后悔，后悔自己没有尽早听从友人的劝告，一起逃难而去。当他走到街上了解现状时，看到前面很多人都围在一起，于是也走了过去。

汪士铎走过去看到一个持刀大汉站在中间，极力劝说大家跟他去拜兄弟，拜兄弟并不需要什么复杂的仪式，只要报上姓名就能领块红布，把红布挂在身上就能够在江宁城畅行无阻了。

同在场的所有人一样，汪士铎也对这个持刀大汉所说的深信不疑。然而，汪士铎跟着那人出城之后才发现，他们所到的地方到处挂着黄色的旗帜，旗帜上面写着“圣兵”两个字。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人把大家骗到了军营里，就这样，汪士铎被太平军给编入了男营。

与此同时，他的妻女也被送进了旅馆，每日都要被迫从事挖壕、砍柴等重活，还不时地会遭遇工头的凌虐。太平军管理下的江宁城，分为男营和女营，分别管理。在此期间，夫妻不得同居，父女、母子不得相见，每日过得生不如死。

就这样凄惨地过了大半年，汪士铎找机会买通了一个太平军的采薪官，这才逃出了这座人间地狱。然而，汪士铎此时已经五十二岁了，在这个本该颐养天年的年纪，他却经受着妻离子散、背井离乡的折磨。

时乖运蹇写日记

儒生汪士铎也曾温柔敦厚，也有着古代文人都有的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然而熟读四书五经，多年寒窗苦读的他，中举那年恰逢英军发动鸦片战争，清王朝一度都自身难保；准备参加会试却又被太平军拉了壮丁，个人命运十分悲惨，导致他后来心态发生了一些改变。

时乖运蹇的汪士铎逃出江宁城后，过了一段颠沛流离的苦日子，于次年五月辗转来到安徽绩溪定居。纷乱的时局和困苦的生活，让这个年过半百的老人身心俱疲，他给自己重新起了个号——无不悔翁，万念俱灰的意味浓厚。

也许是现实人生带给他的伤痕太过深刻，也许是被困江宁时每日目睹之惨象历历在目，定居绩溪第二年，他就把对于时局的看法，对于文化的反思等都记录下来，前文所提到的“穷人不能生女儿，生了也要掐死”的观点就是这时候写在日记里的。

他分析太平天国运动的起因在于女人多：“世乱之由，人多；男人多，则在于女人多”，所以提出了减少人口的措施：“推广溺女之法、施送断胎冷药等”，同时他认为：女性活到二十岁刚刚好，三十曰“甚”，四十曰变，五十曰殃，六十曰魅，活到七八十就是妖怪了。

男女平权运动到现在，每个女性看到如此歧视女性的言论大概都会愤怒不已吧。但常言道，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几番历经儿子早夭，中年丧女之痛的汪士铎，是把对于眼睁睁看着女儿受苦自己却无计可施的无奈和愧疚，全部化成了“生女之害”四个字。

汪士铎一共生过七个孩子，五个女儿两个儿子，只有大女儿、二女儿和三女儿成功长大，其他几个孩子都早早夭折。而这三个女儿，次女在太平军占领江宁之时，忍受不了生活的悲惨绝食而亡，长女也在逃亡的过程中投水而亡。

汪士铎对自己的女儿还是极尽宠爱的，奈何生于乱世之中却护不了她们周全。既然不能好好活着，还不如当初就不要出生，大概就是他内心深处的想法了。

身未灭而嗣先绝

汪士铎历经人间至苦，情绪难免偏激，讲出来的观点有点极端在所难免。然而，建议用杀人的办法来控制人口数量，还是过于残忍了。

与他同时代的英国人马尔萨斯，在自己的代表作《人口论》中提出，按算术级数增长的生活资料远远跟不上按几何级数增长的人口数量，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饥荒和战争。

他的这一观点与远在东方的文人汪士铎不谋而合，不过作为基督徒的马尔萨斯反对杀戮，他推荐用晚婚和禁欲的方式来控制人口数量。

汪士铎的学生在他晚年时，要把他一生的著作刊刻成集。当时，他专门把在绩溪避那两年所写的日记藏起来，“有所讳忌不欲示于人”。

由此看来，他写这些观念只是记录自己的思考，对于当时生活的苦闷和心情的郁结聊以自慰而已。他并没有想过要把这些思想公之于众，更没有想要以此来影响他人。

然而，近代史学家邓之诚喜爱收集各种藏书和手稿。机缘巧合之下，他意外获得了汪士铎的这些手稿。这些日记被邓之诚阅读过后，精心校理辑录并编辑成册，按照所书年代题名为《汪悔翁乙丙日记》，付梓刊印随之流传于世。

十分欣赏汪士铎的邓之诚大概也没有想到，正是因为他的这本私密日记的出版，使得汪士铎关于人口论的这些观点被人断章取义各种放大，造成了他在如今史学家眼中的喷子形象。

这些年对于他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甚至有人说，汪先生“身未灭而嗣先决”，就是因为他的这些思想太过于残忍。

汪士铎生于嘉庆朝终于光绪朝，他致力于为之效力的朝廷皇帝都换了五个了他还依然健在。光绪八年，汪士铎寿终正寝，享年八十八岁。

然而其儿女早亡，生过七个孩子的他百年之后却身后无人送终，也是凄凉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