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严世蕃下令，“浙江布政使”郑泌昌、“浙江按察使”何茂才和“江南制造局总管”杨金水指挥，“杭州知府”马宁远、“淳安知县”常伯熙、“建德知县”张知良负责实施的“毁堤淹田”发生后，胡宗宪找来了马宁远，询问事情经过、追问幕后主谋。

而马宁远则一身常服，声音嘶哑地对胡宗宪说道：

“我对不起部堂。但我对部堂这颗心还是忠的。”

胡宗宪没有说话，对不对得起、是不是忠心，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马宁远能够参与“毁堤淹田”，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接着，马宁远开始了“辞职”或者说“诀别”之前最为常规的说明——感谢领导一路以来的扶持和关爱：

“我是个举人出身，拔贡也拔了几年，当时如果没有部堂赏识，我现在顶多也就是个县丞。另外，还有我的家人，做梦也没想到我能当到杭州知府。从那年跟着部堂修海塘，我就认准了，我这一生，生是部堂的人，死是部堂的鬼。现在我终于有个报答部堂的机会了。”

明代的科举制度中，考得了“举人”身份便拥有了做官资格；“拔贡”，即为取得进入国子监的生员资格；“举人”，可直接担任教谕、县丞等基层官员，小概率会直接就任知县；而“国子监生员”，经朝考考核合格，或出任七品京官，或外放七品知县，再或者出任教职。但不管怎么说，“举人”出身的马宁远能够迅速升任“杭州知府”，确实得益于胡宗宪的提拔！

表面来看，马宁远认准自己“生是部堂的人，死是部堂的鬼”，有情有义、忠心耿耿；但实际上，能够抱上胡宗宪这样一位大权在握的封疆大吏，马宁远的这份幸运绝对值得所有人羡慕。

最后，马宁远给出了自认为最理想的“报答”方式：

“这个前程是部堂给我的，我现在把它还给部堂。一切罪都由我顶着，只望部堂在阁老和小阁老那里，还有裕王他们那些人那里能够过关。”

一套四品官员，一颗用以顶下“毁堤淹田”罪名的人头，就是马宁远给胡宗宪的报答。而且，马宁远认为，只有自己领下“毁堤淹田”的罪过，“改稻为桑”才能顺利推行，严嵩父子才不会怪罪胡宗宪；只有撇开了胡宗宪的责任，裕王也就不会为难胡宗宪。

“啪”的一声，胡宗宪在马宁远的脸上狠狠地抽了一掌！

这一巴掌，干脆利落，有恨铁不成钢，有替百万生民发声的正义，更有对马宁远不懂装懂、偏行不能行之事的愤怒。

胡宗宪的声音很低沉，但透着愤恨和沉痛：

“自作聪明！什么阁老，什么裕王，什么过关？你知道朝廷的水有多深！这么大的事，居然伙同他们瞒住我去干，还说对我这颗心是忠的！”

朝廷的水有多深？何茂才有句话说得很对，“严党”和“清流党”在朝堂争斗，但刀刀都砍向了浙江。所谓“神仙打架，小鬼遭殃”，抛开裕王不言，就连严嵩和徐阶等人，都是马宁远永远不可及的“神仙”，此时的马宁远甚至连个“鬼”都不算，只能算一个不加引号，没有任何意义的牺牲品。

胡宗宪之句话推翻了马宁远所有的观点，马宁远有点慌了，赶紧用读过的“圣贤书”给予反驳：

“我不想瞒部堂，更不会伙同任何人对不起部堂，天下事有许多本是‘知不可为而为之’。”

“无奈”，是多少人用以推卸责任的借口！

时任“浙直总督”胡宗宪，才叫无奈，而且，人家是夹在“严党”和浙江百姓之间，并非夹在“严党”和“清流党”之间。更关键的是，胡宗宪绝非因为“不做小人”而为难，他之所以不愿得罪严嵩，只是因为此时的严嵩代表着朝廷，代表着不可抗拒的上层命令。

不反抗，浙江百姓没法活；反抗过头，恐会触怒严嵩，罢免胡宗宪，如此一来，浙江百姓更是没有活路。

胡宗宪能做什么？只能带着这份无奈，尽全力周旋于“严党”和浙江百姓之间，不要虚名，但行实事，能争一分是一分。

马宁远呢？将九个县的百万生民，视为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敢情马宁远的老婆孩子和亲戚朋友不在这九个县内。书生，百无一用也就罢了，最可怕的关键还在于他们“空谈误国”。

按照原著小说的描述，马宁远的这句话说完，“胡宗宪的两眼茫然地望向马宁远，渐渐地，那目光中满是痛悔，又透着陌生”，心中只有一个想法：这个书生，到底是什么玩意变得？

好了，我们来看胡宗宪对马宁远的经典训斥，而且也能适用于天下读书人：

“平时叫你读《左传》、《通鉴》，你不以为然，叫你读一读王阳明的书，你更不以为然。还说什么‘半部《论语》可治天下’！现在我问你，孔子说的‘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什么本意！”

胡宗宪，为何提到了《左传》、《资治通鉴》和王阳明的书？

《大明王朝》中的胡宗宪，是实干家，坚持实干而非虚名，他能将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评价为“高谈阔论，书生误国”并不是没有道理。

以史为鉴，以事为鉴，强调“知行合一”，强调个人的能动性，反对将孔孟思想视为一成不变的定律，更反对盲目地服从封建的伦理道德。而胡宗宪反对的这一切，都是马宁远这等书生、谭纶这等清流一直在拼命追逐的东西。

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言论，出现在什么时期？

儒学和儒生被严重贬低，遭人轻蔑的时期，“九儒十丐”的说法极其普遍的时期，这只是落寞儒生用以意淫的自我安慰，别无他意！

更何况，马宁远所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用得压根就不对。我们来看胡宗宪的解释：

“孔子是告诉世人，做事时不问可不可能，但问应不应该！毁堤淹田，伤天害理，上误国家，下害百姓，也叫‘知不可为而为之’吗！”

“做事时不问可不可能，但问应不应该”，这才是一个人，一个正常人该有的行事态度！

马宁远，究竟有何无奈之处？就算他是为了胡宗宪考虑，就能为了报答知遇之恩，而置九县百万生民于水火？圣人不是教导“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吗？敢情，到了读书人的心里，圣人之言也能按照“一千个人眼中，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来辩证性运用？

就算能够辩证运用，为何受苦、牺牲的总是老百姓？为何就辩证不到这些官员和君主的身上？

大学时候，班里有位言论遭人厌恶、行事引起公愤的女同学，长得着实不敢恭维，同学们便私下议论，一直认为她爸妈应该将所有缺点都遗传给了她，才能长成如此模样；但有位“人狠话不多”的同学却一语惊人——别这样想，也可能是所有的优点！

类似马宁远这般读书人，就是如此，“书生百无一用”很可能就是对他们的最高评价！

马宁远沉默了，也实在无言以对，胡宗宪心中有恨，有痛，更有对马宁远无知的无奈，继续说道：

“九个县，几百万生民，决口淹田，遍翻史书，亘古未见！还说是为我分忧。这个罪，诛了你的九族也顶不了！都说我胡某知人善任，我怎么就用了你这样的人做杭州知府兼新安江河道总管！”

能成为马宁远的伯乐，恐怕是胡宗宪一生最大的遗憾！

言辞犀利，马宁远更是无言以对，只能最后来一次“委托”：

“我本就不该出来为官！可我的老母，拙荆，还有犬子，部堂大人都知道，全是老实巴交的乡下人。请部堂大人保全他们。”

“拙荆”，旧时男子对于妻子的谦称；“犬子”，对自己儿子的谦称；直到现在，马宁远仍然没能丢掉书生的酸气，当然，这也是他自认为应该对得起胡宗宪，不愿交代“毁堤淹田”背后主谋的原因所在。书生意气，有时候并不是褒义词！

对于马宁远的彻底失望，让胡宗宪不愿再继续对话，直接问及关键：

“我再问你一次，毁堤的事背后指使的是哪些人？”

马宁远反倒执拗起来：

“部堂，您不要问了。问下去，我大明朝立时便天下大乱了！部堂担不起这个罪，阁老也会受到牵连。堤不是毁的，是属下们去年没有修好，才酿成了这场大灾。但愿淹了田以后，朝廷改稻为桑的国策能够施行，部堂大人不再夹在里面为难，属下这颗人头赔了也值！”

都说“书生误国”，可他们究竟“误”在哪里？

病人看病，大夫不怕真懂的病人，也不怕不懂的病人，最怕的就是那些网上查一查就来反驳大夫的“半瓶子”！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只有理论基础，没有实干经验还绝不承认自己不行的读书人，对于朝廷而言，绝对是灾难而非幸事。

对于这样的读书人，胡宗宪放弃了，不再劝说，无奈感叹：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天下事坏就坏在这里。”

悍臣满朝，相互攻讦，相互拆台，天下还有什么事能成？

“他们拿你的命换银子，拿浙江那么多百姓的身家换钱，你还得死心塌地地护着他们，还要说是为了朝廷，是为了国策！什么国策，什么改稻为桑，赚了钱，有几文能进到国库？”

还是那句话，胡宗宪非常清楚“严党”推行“改稻为桑”的目的，他只是无奈，只是想尽可能为浙江百姓争得一线生机而已。至于什么“党争”，什么“利益”，什么“遮风挡雨”、“有无退路”，胡宗宪不想考虑，更不会考虑。

“这一次，他们利用的不只是你，胁迫的也不只是我胡宗宪。我真不愿意看到，阁老都八十一岁了，让这些人围着，到时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不管怎么说，马宁远确实是为了胡宗宪考虑，只不过是太自以为是了而已；但此时的胡宗宪也想到了严嵩，甚至已经预见了严嵩的最终结局。

那么，该如何对付这种拧巴、固执的读书人呢？我们来看胡宗宪的操作：

“你的人头是保不住了，你的家人我会尽力保全。你先到里边房间待着，亲耳听听你保的人肚子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心肝肺。就是死，也不要做个糊涂鬼！”

让他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人心险恶才行！

哼，读书人！

（本文仅基于《大明王朝1566》具体演绎情节和人设解析，并不以历史史实为依据，个人观点，欢迎提出批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