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作为湘军的主帅，他的重要军事思想就是重视人才，他认为军队要能够战无不胜，不在于武器有多好，而在于人才。如何选拔人才呢？那就是他始终重视军队的道德教育，并且形成了他独特的军队德育思想体系。

一、求才却不求全责备，重在陶冶人才

曾国藩说：“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怎么样用人呢？他说：“……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他认为，这么一个时代，选拔人才是事业成功的关键。

但人才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只要他有一点长处，就可以用他，不能眼光太高，动不动就说天下没有人才。只要他们到了这里，都可以培养，通过德育可以让他们把不好的思想改变过来，变成有才有德的道德君子。

曾国藩为人朴实诚恳，早于带兵之前，与身边的师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如在长沙求学期间，与郭嵩焘、刘蓉等人来往过从甚密；在京为官时，与老师即当时的著名理学家唐镜海、倭艮峰，与友人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吴子序、邵蕙西等关系密切，这些后来都为曾国藩出谋划策，展现才华。

也有不少才子主动与曾国藩结交。在京为官时结识的江忠源和吴敏树后来也成为湘军的重要将领和文士。他充分利用担任考官之便广揽人才，如俞樾就是在他主持礼部复试时识拔的，陈士杰是他在朝考阅卷时看中的。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为了他事业上的得力助手。曾国藩交友的目的很明确：“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

曾国藩领兵出征，官至督抚、钦差，就更把网罗人才放在第一位了。曾国藩用人，在察识其具备某一方面才能后，则不拘一格罗致自己门下以充分发挥其才干。郭意诚文才极佳，时称湘中名儒，许多官员因爱其才，都想纳而用之。

然而，郭意诚因夫妻恩爱，不愿意离家赴职。曾国藩也极爱其才，故写信与郭，同意其携带家眷。后来，郭感曾之诚意，遂舍眷赴营效劳，成为了曾国藩的得力助手，曾的大量奏折即出自他之手。

曾国藩后来称赞他说：“公牍私函意诚均可料理”。曾亦对他的生活非常关心，经常准假让其回家探亲，或者让他把家属接过来，一家团聚。曾国藩一贯反对对古人论将才全是优点，他也往往能够不凭资历或学历破格选拔人才。

1865年（同治四年），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南京主持曾一度中断的江南乡试。事后，江苏无锡落榜秀才薛福成给他呈送了《上曾侯书》。薛福成在文中就两江治理方略进行了探讨，在洋洋洒洒的万言书中，提出八项建议，并在每项建议中都附有具体实施方法。

曾国藩惜其才，得知薛福成不仅胸怀抱负，而且具有真才实学，不以薛不太擅长八股，是一落第秀才之嫌，将其招致门下，为他所用。后来，薛福成深得其器重，随他南征北战。后来，薛福成担任了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成为善谈时务的巨擘。

二、以小见大循循善诱，让人道德上进

曾国藩对自己网罗的人才群，即他的幕府，进行培养教育，造就了一大批杰出人才。李鸿章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例。李鸿章因文才出众，曾国藩用其所长，让其从事拟订奏稿的工作。

在大加赞赏的同时，对李的缺点，曾也为他耐心指出，循循善诱。在投奔曾国藩时，李鸿章身上最大的缺点是生活态度自由懒散，不能适应对军营中严格有规律的生活习惯，通常至开饭时间起不来。

一天早上，已是用餐时间，他照例没能按时起床。根据营中规定，必等所有人到齐后方可吃饭，所以曾国藩连续派员入他营中催其起床，无奈之下，李只得起慌张穿衣起视。

一干人等才得以开餐吃饭，席间众人沉默无语。饭毕，曾国藩叫住李鸿章，严肃地说：“少筌，你既然到了我的幕府，我有话告诉你，我这里讲求的只有一个‘诚’字。”这件事情对李鸿章影响极大，事后，他就改掉了生活作风自由懒散的不良习惯。

三、训军情理并茂，让人赤胆忠心

对于军队的训练，曾国藩历来非常重视。为了打造一支高严守纪律，骑勇端面善战的劲旅，他尤其注重对军队的思想教育。每天早上，他都要亲下军营进行现场训话，家规营规兼训，情理并茂。

曾国藩要训练出一支团结有集体主义精神的仁义之师。他特别指出，湘军所选拔之将领绝不能是那样难以与众人共事的人。因为曾国藩从一开始就悉心要在湘军将领中培养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唯有将湘军培育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手足之师，万众一心，将来作战或有成功之一日。

四、为帅平易廉洁，带兵身先士卒

儒家历来强调为政事者须身正行直，以身作则，孔子尝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作为近代集儒学之大成者的曾国藩，对从政为官的态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当官不以发财为本”。

如前所述，曾国藩做了年清贫的京官，当上总督后，也从不拿取公家一分一毫以自肥，因每餐只有一个菜，得到了“一品宰相”的别称。

在曾国藩看来，唯有勤俭、谨朴、孝道才可以持家、延家，远非当官发财可以比拟。在行军打仗生涯中，他往往身先士卒，用不怕死的精神感染士兵，提高士气。靖港投水，鄱阳尽忠，祁门献身等一系列事件即是很好的明证。

五、事行露雳手段，爱民赏罚严明

儒学的核心思想是“仁”，儒学创始人孔子认为“仁”即“爱人”之意，只有将爱推广至众生，才算是实现了“仁”。曾国藩一生都在践行爱民思想。

他认为从政当官的目的就是为民，为民也不只是仅停留在思想和语言上，更要落实到为政领军的实践中去。他还经常从功用性角度来以“爱民”思想来教育自己的弟弟，他说：大多数情况下，士兵和百姓交往，只要真心实意地对待他们，就能够与他们和平相处，军政也能够落实。

赏罚分明既是实现爱民思想的手段和途径，为也是构成爱民思想的重要内容。为了客观有效地体现“爱民”思想，在从政带兵的实践中，曾国藩非常注重赏罚严明思想，对违法者进行重责。好友胡林翼曾送联评价说：“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但曾国藩也因之背上了“曾剃头”、“曾屠户”的骂名。

六、选才以德为本，提倡忠诚血性

曾国藩识才用人固然重视才识，个人的德行也是他最注重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的识人用人原则是德才兼备，以德为本。有学者将“血性为主、廉明为用、简默朴实、打仗坚韧”总结为曾国藩选将的要求。

血性即是一种道德标准，曾国藩将其阐释为赤胆忠心，正直无私。他这种以德为本，以修身为本的军队德育思想，对后来的军事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蔡锷在云南新军任职期间，曾着手编纂一部名为《曾胡治兵语录》的书，印行散发给广大士兵。这本书对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兵言论进行摘录整理，并加上了注释和评语。由于选取有条理，所作按语很贴切，又富于情感，所以此书在民国时期流传甚广。

曾国藩的戎马一生都在维护着清政府风雨飘摇的统治根基，当然他也希望在外国列强侵略炮火中通过自身努力，为中国建立起现代化的国防力量，用以实现强国御辱的伟大抱负。所以他不仅建立了赫赫有名的湘军作为清王朝最后的杀手锏，而且形成颇具中国特色的建军、练军、治军等一整套理论思想。

七、总结

曾国藩深受“忠君勤王”的封建伦理思想的影响，在对比和借鉴中西方迥异治军思想的的基础上形成了军队德育思想，凭此作为统帅军队的一大法宝。他擅长思想治军，用先进思想武装头脑，和谐治军，营造和谐军营氛围，激励治军，创造科学激励机制。

曾国藩独特的军队德育思想具体表现在：他虽然天天寻找有道德的贤才，但是他善于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发挥每一个人的长处，不因一些缺陷而埋没了人才。他虽然对于幕僚日常小事也不放过，但能以小见大循循善诱让人道德上进。他虽然训军并非慷慨激昂，但他的训话能情理并茂让人赤胆忠心。

他以身作则，虽然身为一军统帅，但他始终不易廉洁身先士卒。他虽然鼓励部下杀敌立功，但他强调不可忘记爱民为本赏罚严明；他虽然选拔人才不求全责备，但是他又强调不可忘记立德为本以忠诚倡天下。这些都是他经过长年累月地积累和实践形成的选才治军思想体系，不仅在当时发挥着巨大作用，更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