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堤淹田”事件发生后，嘉靖皇帝给胡宗宪定了一个调子：浙江不能乱，剿倭不能停，“改稻为桑”还要继续推行。此时的胡宗宪虽然被免除了“浙江巡抚”的官职，但仍是主政东南的“浙直总督”，为了浙江、为了朝局，他向户部要粮无果后，只能前往江苏向时任“江苏巡抚”赵贞吉借粮。

于江苏，“东南二贞”——胡汝贞和赵贞吉便有了首场对决。

根据原著小说的交代，赵贞吉和胡宗宪既为上下级关系，又为多年好友，面对胡宗宪，赵贞吉第一次如此痛快：

“汝贞，我不瞒你，瞒你也瞒不住。一百船，两百船粮江苏都拿得出，却不能借给浙江。你心里也明白，不是我不借给你，朝局不容我借给你。还有，你既然躲了出来，这个时候又何必要把自己陷进去。”

一段话，赵贞吉强调了三个关键点：

1、江苏有粮，而且还很充足；

2、江苏虽然有粮，但却不能借给浙江，至于原因，胡宗宪心中清楚；

3、被免除“浙江巡抚”的官职，被赵贞吉认为是胡宗宪的主动所为，而且还是极为精明的“脱身之计”；

有求于人的时候，如果对方一上来就给出了明确的拒绝态度，该怎么办？

避实就虚，先绕开这个具体的请求，从其他方面为自己寻找理由。对于赵贞吉而言，强调胡宗宪“既然躲了出来，为何还要陷进去”就是为了将不借粮的原因归结成替朋友考虑的好意；但对于胡宗宪而言，只要打破了这个所谓的好意，就能将自己请求顺理成章的再次提出来。

所以，胡宗宪避开了“借粮”的话题，开始就自己是不是“躲了出来”给予解释：

“连你也以为我是在躲？给皇上上辞呈，不是我的本意。”

赵贞吉没有停顿，直接给出了“诛心”之论：

“知道。你在浙江那样做，任谁在内阁当家都会逼你辞职。”

正如吕芳对胡宗宪的评价，此时的胡宗宪已经成了两头受气的媳妇，因为建议延缓“改稻为桑”，严世蕃不会再认胡宗宪；因为隐瞒了“毁堤淹田”的真相，徐阶也不会再认胡宗宪。明明是为国为民，明明是为了浙江、朝廷大局，胡宗宪竟落得如此两难境地，这不是诛心是什么呢！

胡宗宪的脸上满是无奈和辛酸，赵贞吉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赶紧予以解释：

“我没有丝毫揶你的意思。官场上历来无非进退二字。你我二十年的故交，豁出去我全告诉你。朝廷有人跟我打了招呼，叫我不要借粮给你。”

只是，赵贞吉再解释也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甩锅”，“不粘锅”的属性就此上线。他的意思很明确：不是我不借给你粮食，而是朝廷有人不让我借。

这句话一出，胡宗宪的眼中立马闪了光，赶紧追问：

“谁？是小阁老还是徐阁老他们？”

赵贞吉不愿回答，甚至连点暗示都不想给，索性回答道：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愣要把我也拉下水去？”

赵贞吉为何不敢回答？

谁都知道胡宗宪前往江苏借粮了，如果胡宗宪得知了江苏不借粮食的原因，就只能有一个出处，那就是赵贞吉。这个事情一旦被捅出去，徐阶还会不会认赵贞吉，严嵩会不会报复赵贞吉，虽然都是未知数，但一心想要调回京城、进入内阁的赵贞吉绝对不愿冒这个风险。

只是，胡宗宪为了避免浙江动乱，就必须借到粮；既然上面不让赵贞吉借粮，就说明官方身份已经失效，胡宗宪就只能从“私人故交”方面入手。

只是，胡宗宪也明白“官场无朋友”，他必须先确定赵贞吉对自己还有没有朋友之义：

“我不要你下水，只要你在岸上给我打个招呼。”

官场有风险，而且这种风险不仅仅是关乎政治生命的危险，还可能是关乎身家性命的危险，所以，赵贞吉但凡给自己打个招呼就足以证明对他对朋友情义的重视。

说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赵贞吉不能再躲，只能含糊其辞的回答：

“那我就告诉你，两边的人都不希望我借粮给你。”

胡宗宪沉默了，好久才顾自说道：

“你不说出来我也知道。给我说了，我胡宗宪总算没有失去你这个知交。”

严嵩以内阁的名义阻止赵贞吉借粮，是为了“改稻为桑”顺利推行；徐阶以恩师的身份阻止赵贞吉借粮，是为了让浙江彻底乱起来，进而扳倒“严党”。如此明显的整体规划，胡宗宪自然清楚。只是，胡宗宪顾不上理会这些，他只需要尽快尽多的借到粮，为了浙江百姓，更为了抗倭大局。

胡宗宪的这句话给了赵贞吉错误的信号，以为胡宗宪会就此放弃，于是，他趁热打铁，再给一波劝说：

“既来之，则安之。你到江苏来借粮，上边都知道，浙江那边也知道。粮没借到，你的心到了，这就行了。这不病了吗？就在江苏呆着。我给你上个疏，替你告病，在苏州留医。”

凭心而论，赵贞吉的这个建议并无不妥，毕竟胡宗宪的“浙江巡抚”已经被免，不再肩负浙江民事；而且，胡宗宪也确实为了浙江百姓努力过了，虽然办不成但总算心尽到了；再加上此时的胡宗宪确实有病，告个病假倒也能说得通。

只是，这也是赵贞吉和胡宗宪从根本上的区别，一个但凡遇事就会“苦一苦百姓”，一个不管啥事都会百姓当先。奈何，“苦一苦百姓”却能进入内阁，为国为民、大局为重却最终落得悲凉下场。

或许，有人会说，这不公平，但封建官场本就如此，百姓决定不了官员的升迁，手中更没有笔杆子；决定官员升迁，决定官员生前身后名的人，在上面，只在上面。所以，会做官的，只做给上面看；不会做官的，才做给百姓看。

好在，公道自在人心，百姓的口口相传永远胜过史书的胡编乱造！

然后，胡宗宪给出了终极一问：

“那浙江呢？就让它乱下去？”

来看赵贞吉的解释：

“事情已经洞若观火。浙江不死人，这件事就完不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死一万人是个数字，死十万人百万人也是个数字。你和我都挡不住。”

浙江不死人，“严党”和“清流党”之间的朝堂对决没有结果，这件事就完不了。正如郑泌昌对浙江局势的精准分析，“严党”和“清流党”在上面斗，却刀刀砍向了浙江，受苦的只有百姓。“严党”推行“改稻为桑”将浙江百姓推向了绝路，“清流党”更是直接想牺牲整个浙江来扳倒“严党”。

官场无朋友，朝事无是非，一切都是利益当先而已！

只是，上至嘉靖皇帝朱厚熜，下至淳安县丞田有禄，都忘了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不管是九州万方还是淳安全境，都是一个个老百姓组成的，都是一个个老百姓建筑的。

天地已然不仁，圣人已然不仁，如果连当官的还是不仁，百姓就真的变成了数字，好在，大明王朝还有胡宗宪，如果只剩下赵贞吉，这些数字就会立马变成燎原之火，烧遍整个大明，逼着大明君主吊死煤山。

很明显，赵贞吉的这段话触及了胡宗宪的底线，目光似刀一样审视着赵贞吉。按照原著小说的说法，“赵贞吉有些不安了，更确切些说是后悔自己失言了”，赶紧想要中止这场对话：

“好，你实在听不进去，就当我今天什么都没跟你说。我今天可什么都没说。”

上面不允许，私人关系不允许，胡宗宪只能从另一个角度出发，用官职身份往下压：

“我胡宗宪不是出卖朋友的人。我现在要跟你说的是粮。我还是浙直总督，以浙江巡抚的身份是向你借，以总督的身份是从你这里调。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

“浙江巡抚”和“江苏巡抚”属于平级；但“浙直总督”却是“江苏巡抚”的上级；“借粮”变成了“调粮”，胡宗宪的态度变得强硬。

只是，赵贞吉到底也是一省巡抚，而且深耕仕途规则和官场艺术，说到管辖和节制，肯定比胡宗宪更为精通。我们来看赵贞吉的反驳：

“胡部堂！你虽然管着两省，可没有内阁的廷寄，应天没有给浙江调粮的义务。”

既然要“公事公办”，赵贞吉对胡宗宪的称呼也从“汝贞”变成了“胡部堂”；再加上此时的胡宗宪虽为“浙直总督”，但却无权干涉民事，调粮也必须经过内阁同意才行。所以，赵贞吉的反驳可谓理直气壮。

没办法，胡宗宪只能使绝招了——“调军粮”，身为“浙直总督”，胡宗宪可根据军事需要调集辖区物资，而且不必经过内阁同意。

对此，赵贞吉依然存疑，胡宗宪有些生气了：

“我给你说，浙江一乱，倭寇就会立刻举事！戚继光那儿已经有军报，倭寇的船正在浙江沿海一带聚集。你们总以为我在躲，我躲得了改稻为桑，我躲得了抗倭的军国大事吗！”

真要能躲，胡宗宪也不必落得如此两难的境地；真要能躲，嘉靖皇帝也不会发出“东南不可一日无胡宗宪”的断言。可就算是调军粮，赵贞吉也有着反对理由，那就是军粮不需要那么多。

胡宗宪彻底生气了，激愤道：

“当年跟我谈阳明心学的那个赵贞吉哪儿去了！以调军粮的名义给我多调些粮食，救灾民也就是为了稳定后方，也没你的责任，你还怕什么？”

说到“正面硬刚”，就连海瑞都要败服于胡宗宪之下，就冲胡宗宪的这句话也能直接证明，赵贞吉面对胡宗宪也绝无胜算。

先来一波诛心之论，让赵贞吉无法拿出官场那套理论来反驳；再强调用军粮赈济灾民的合情合理；最后再强调赵贞吉的“不必担责”，省去赵贞吉的担忧；如此，才能真正的说服赵贞吉。

无奈之下，赵贞吉只能答应胡宗宪，只是，在离开之前还留给胡宗宪一句话：

“改稻为桑的事你能不管就不要再去管。给自己留条退路。”

胡宗宪闭上了眼，低沉的说道：

“只要我还在当浙直总督，我就没有退路。”

只要还当着“浙直总督”，胡宗宪就必须承担抗倭重任，就必须稳定住浙江，保证浙江百姓不会动乱，保证浙江百姓能够度过荒年，有此重任，胡宗宪哪来的退路？

（本文仅基于《大明王朝1566》具体演绎情节和人设解析，并不以历史史实为依据，个人观点，欢迎提出批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