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於期这个人，之所以能被我们大家记住，主要是因为高一语文课本里的《荆轲刺秦王》一文，内容选自《战国策》。

这篇课文说，公元前233年，秦国将领樊於期，因事触怒秦王政，孤身逃亡燕国，被燕太子丹收留，并被拜燕国大将军，秦王政得知消息后，诛灭了樊於期的父母宗族。

（樊於期剧照）

公元前227年，秦国挟灭赵之威，陈兵燕国南界，准备顺势一举荡平燕国。燕国举国惊恐，太子丹亦恐惧不已，他托人找来刺客荆轲，要他刺杀秦王政。

荆轲说，没有足够分量信物的话，是不可能得到秦王接见的，那样就无法靠近秦王，实行刺杀了。于是，荆轲提议，用秦王憎恨的樊於期的人头，作为信物，再献上燕国督亢的地图作为贺礼，想必能得到秦王的亲自召见。

太子丹不忍用樊於期人头，作为敲门礼物，叫荆轲想其他的办法。荆轲只得私下去见樊於期，跟他说明情况，樊於期听到后，痛哭流涕的对荆轲说，只要能报父母宗族被杀之仇，便给你人头，于是樊於期自杀而死。

（太子丹剧照）

看到此处，就有很多朋友有疑惑了，樊於期为何会主动献出自己的人头，难道不怕死吗？

下面，笔者想说说自己的个人想法，但不能作为历史事实。

据《史记》记载，樊於期原本是秦国将军，他初次登场是公元前240年，吕不韦要报五国攻秦之仇，准备攻打山东五国的时候，那时大军出征，吕不韦命令长安君成蟜与樊於期率5万人作为后队。

后队这样安排，可能大有深意啊，成蟜与秦王政是兄弟，曾经也是争夺过王位的人，樊於期也是对吕不韦纳妾盗国的行为极度憎恨，这两人被吕不韦安排在后队，足见猫腻。

因此，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里，就有了这样的猜测：

宾客问吕不韦：“成蟜才17岁，又没有行军打仗的经验，怎么能让他领军呢？”吕不韦诡异的笑笑回道：“你懂个啥。”

另一边，成蟜因为啥都不懂，就去找樊於期商议军务，注意了，这时候樊於期并没与成蟜商讨军务，反而屏退所以下人，偷偷的对成蟜说：“现在的大王并不是先王骨肉，公子您才是，那吕不韦叫您独自领一军并没好意，若是大军兵败，公子您则被当成替罪羔羊，再以此除掉您，则吕不韦和他儿子吕政就能窃取嬴氏之国了。”

成蟜听后着急，赶忙问樊於期怎么办。

樊於期立马献上想好的计策，写篇檄文，昭告天下，直接曝光吕不韦与王后赵姬有奸情，且秦王政根本不是嬴氏血脉，而是吕不韦的种，号召秦国子民，立即跟随先王嫡子成蟜起兵，诛灭秦王政及吕氏势力。

（檄文内容）

于是，樊於期外出到处散布檄文，而成蟜则带着5万大军，在屯留反了，王翦、张唐收到消息，急忙回师平叛，诛灭了成蟜。

樊於期鼓动成蟜造反之事，没有暴露。

3年后，公元前237年，秦王政任命樊於期为将，第二年，他被派出攻赵，与王翦、杨端和一起领军。

又4年后，公元前233年，樊於期再次被派出征赵国，这次与他对阵的却是赵国名将李牧，樊於期大败，导致秦军损失惨重，樊於期畏罪不敢回秦国，直接叛逃到燕国，这才被燕国拜为大将军。

以人性的角度，笔者想说，如果樊於期真的不怕死，那么他根本不必逃亡燕国，直接以败军之将回秦国接受惩罚就行了，而且秦王政未必就会因罪而杀了他，因为李信曾经将20万秦军葬送在伐楚之战，也没见被族灭，打败仗没被杀的还有王齮、蒙骜，也没见被怎样。

反常的就是，既然打败仗不会被诛杀甚至被灭族，那为何樊於期会因败仗而畏罪潜逃燕国？

樊於期可能是私人原因，触怒的秦王政，让秦王必杀之而后快，甚至开出赏格高达“金千斤，邑万家”，这个赏格可不得了，跟万户侯差不多了。

“居有间，秦将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史记·刺客列传》

（秦王政剧照）

太史公也不确定樊於期为何逃亡燕国，因此用了得罪于秦王，而不是用因触犯秦法的词语。

既然樊於期可以抛下父母妻儿逃亡燕国了，说明他是个怕死的人。如他是个不怕死的，又重情重义的话，怎么会舍得抛下父母妻儿，独自逃生？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樊於期因为私人原因得罪了秦王政，他胆小怕死，所以逃到了燕国，连累父母宗族，皆被秦王政诛灭。

荆轲向怕死的樊於期借人头时，绝对是不肯的，但太子丹的计策必须实行，可由不得樊於期不借，因此，笔者个人按人性猜测，肯定是太子丹与荆轲阴谋弄死了樊於期，对外说是樊於期自杀的，以保存太子丹的名声。

（荆轲刺秦王剧照）

关于荆轲刺秦王这一事，太史公也是照抄《战国策》的内容，但此书原作者不详，原来的书名不确定，成书也并非一时，很多内容甚至荒诞不经，汉朝刘向整理后，才定名为《战国策》。此书中很多内容详细至极，令人怀疑，如果不是亲历当事，怎么连对话内容也一清二楚？

补充一点，樊於期只是个将军，他的本分是行军打仗，这么热衷的鼓动王室成蟜造反，出于什么目的？樊於期其心可诛啊！

所以，樊於期是否真的怕死，各位读者，应该心里有想法了吧。

PS：纳妾盗国，世间有传言，秦王政的母亲赵姬，曾是吕不韦府上歌姬，因为怀孕之后，再送给公子赢异人。

后来，秦国民间一直有流传嬴政是吕不韦的骨肉，这是千古谜案，司马迁特意记载在《史记》里。

PS：杨宽的《战国史》认为樊於期就是桓齮，但理由不充分，故不能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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