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本金

微信版第1641期

编者按

奚本金先生，今年八十六岁，是宣城家喻户晓的文化老人。他兴趣广泛，摄影、绘画、诗词都是他的强项，而且记忆力超群，退休以来笔耕不辍，写下了数百万字的回忆性文字，在宣城论坛上发表，也成为论坛上年龄最大的资深网友。由于共同的兴趣爱好，我与奚老很早就成了忘年交，经常向老人家求证有关宣城的往事。

今年七月，上海风语筑公司的边杨老师(宣城人)，回乡整理了已故外婆留下的一些老照片，发给我，让我请奚老求证。于是我将这些照片连同之前搜集的其他老照片一并从微信上发给奚老。没想到奚老兴奋异常，因为里面竟然有一张是他的小学毕业照，另有一张宣城中学教师合影中有他的恩师沈汉老师。奚老激动得一夜未眠，仔细地一点点回忆照片里面的老师和同学。第二天就兴致匆匆地到我办公室，和我讲述着这其中的点点滴滴。原来边老师的外婆就是他的美术老师，而奚老本人的毕业照在多次搬家中遗失了。听着奚老侃侃而谈的介绍，我于是鼓动奚老把他的学生时代写成文字，记录下来。奚老欣然同意。

前后仅一个多礼拜时间，奚老几易其稿，写就了一万余字的《我的学生时代》和一千余字的《我与沈汉》这篇文章。后来奚老告诉我，写这些文章时，往事就像放纪录片一样从脑海中浮现出来，很多事情就像刚刚发生似的。我问奚老，你的记忆力怎么那么好？他说许多同龄人也能记得起来，但是写不出来，我是又能记又能写。他告诉我，他记忆中最早的事情还是在抗战时期，他清楚地记得，大热天的时候小日本在他家门口的井里打水往身上浇。估计那时候他才五六岁吧。

多次帮助奚老打印文章的宣城电视台的孙明霞女士再次将这两篇文章打成电子稿，随后，我又按照私塾、小学、中学的三个阶段，将其进行分段打磨。现将其在研究会公众号上连载刊登，以饗读者。

石巍

1937年11月，因躲避战日军进犯宣城，我的父母由宣城回到无为县陡沟老家，1938年二月初一，我出生于此地的阮湾团结自然村。住了几年后，宣城局势渐渐稳定，因母亲是宣城元宝街人，举家迁回宣城。三叔留老家种田，四叔、六叔在途中的芜湖卖给了人家。爹爹和大伯早已在宣城离世，葬在一里桥西头山上。还有五叔和奶奶一起落脚西门城墙头上，搭建草房三间往下，后几经迁移，定居西门护城坊附近。

我的名字是我大爹爹给取的，他是一个多种手艺的农村人，还会摆摊测字（54年水灾时，曾来宣城老十字街摆过），“本”字是族谱排行，“金”字是按生辰八字推算，五行所缺而补命名的。

就读私塾（1945—1949.10）

八岁时，在一群发小结伴下，来到设在西门耶稣堂的一大间房子的私塾，有学历不等的三十几个学生，课桌凳都是自带的，可是没让我带，让我和别的同学坐一起。老先生姓胡，是一个信仰耶稣教的人，他的女儿叫胡加美，后来成了市六中的老师，她还有一个哥哥，在北门街上做小生意。

在三年的私塾学习中，我先后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国文》《上论》《下论》《幼学》等，在私塾里多次获得先生亲自手扎的赏花和表扬。

所读的课本都是在十字街的“刘祥记文具店”购买的。私塾学习是每当一本书能一气背诵完，才教下一本新书，否则不教新书。先生每天在教新课文时，要求学生能将已教过的部分背诵，用红笔记号，才教新的课文，所以一本书在学习的过程中，前面的课文已背了数遍，已达滚瓜烂熟的地步。

在私塾的学习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将书上的人物、山水画，依样也能描绘得很像，并产生了兴趣，为以后的美术、制图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私塾也有星期日休息制度（因先生是基督教信徒，是要做礼拜的），寒暑假和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也是要放假的。那年春节时我扎了一条七人玩的龙灯与玩伴戏耍，引得大人们好奇！

胡老先生每天中餐都是在教室里吃的，由师娘送来一大蓝边碗白米饭，菜是放在饭上的。开吃前，一手捂着胸前，先向上帝祈祷一番，坚持“先生一碗、学生两碗、粗人才是三碗、四碗”的准则说法。先生吃饭时，我们学生温习课文，待先生吃完后，大约正午时分，才放我们学生回家吃饭。下午一时左右，夏天时学生先来校趴在课桌午睡，然后自动地开始写大字和小字，有的用的是毛边纸印好的大小字在一起的格子练习本，也有的用草纸自订的本子，还有的是描红的字帖，大字约30几个字，小字100多个字。我大字写的是楷书，小字写的是宋体字，都要交给先生批阅，写得好的都要用红笔划圈，有时还要加评语。后来在东门大街的新华书店看到了隶书八法，即 “一波三拆、蚕头雁尾、蚕不二设、雁不双飞、如龟似鳖、内方外园、轻清重浊、斩金截铁”，又练起了隶书字的写法。

小学生涯（1949.10—1953.6）

宣城解放了（详见《宣城解放时》一文），有人上门告诫，你的小家伙老在私塾读不行，要到洋学堂去才有出路。于是才找到了南门福音堂办的“皖南小学”，这所学校是初小，只到四年级为止，以后又要转校，而且离家较远，考虑到除语文，还有其他未学过的课程，所以只报了二年级，读了大约一年就离开了。

后来经人引荐，来到了宣城天主堂办的民强小学，入读三年级插班生学习。刚进天主堂时有点像红楼梦中的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一切是那么新奇、神秘，不知所措。。因为是教会办的学校，在校学生有自愿参加“童子军”学生组织，凡入“童子军”的学生可集体组织春游、登高和参加社会活动，都有统一的着装和配备：头带折叠船型帽，颈系红绿各半领巾（其他学校是白色和代表本校特色相配，如红、绿、紫、蓝等，其白色是表示给孙中山带孝之意），身着夹克衫（夏短袖短裤、春秋长袖长裤），色为土黄，手执长一米漆成红、白各半的硬木棒，腰系皮带、配线绳一束（约有10米长），另配多用工具刀一把，脚蹬皮鞋，全为自费。分为大、中、小队长，肩有标识。其他学生为制服队，一律身着黑色中山装，出行时走在童子军队后，我就是其中的一员。圣诞节时，学校免费接学生入宿和就餐，于半夜子时，列队进入教堂朝圣。当日放假一天，举行文艺演出，展览学生学习成果和电动沙盘等游戏活动。（详见《天主堂教堂言归事》一文）

“民强小学”于1952年由县人民政府接办，易名为“宣城县西林镇第一小学”，校址迁移至天主堂修女部，即是城关三小的前身，后与城关初中合并称六中，故也是市六中的前身。修女部原有五间砖木结构的楼房，由东侧上木楼梯，楼上有内设走廊可达各间房舍，学校迁来后都辟为教室使用。因为教室原是修女的宿舍，故课桌只能横放，是六张四人坐、带斗的长条桌，凳子也是长的可坐四人，正好可纳入我们全班。我所在的五年级是本校最高的年级，因六年级的学生在民强小学时就已毕业了，所以我们这个班是该校的首届毕业班，只有24人。在此学习时，班主任、语文老师吴本棠和美术老师刘志诚对我特别关照和欣赏。

我在五年级下学期时，生了一次病，父亲请了许多药店的郎中来家诊治，都不见好转，发烧不退，急得母亲到宝塔东边的吕祖庙求签，结果夜梦一白发老人来到母亲床边告知，这病要到医院诊治。那时不知道有医院，后来父亲经人指点，找到了由几位军医和中医组建起来的、在羊市巷焦家大屋成立的“宣城县卫生院”，把我用竹床抬到医院。经诊断，立即送往住院部，哪知就是原天主堂神甫楼的房间，我住的病房还是原张凤藻校长的办公室。那时住院无须家人多烦神，一切医治和饮食都安排得很好，护士长赵阿姨对我特别好，打针不感觉痛，每天五餐很是细心，结果大约十日后就出院了。由于体质差，在医院包了很长一段时间鲜牛奶的饮用。

在家大约休养了两个多月，此间班上的女同学经常来家帮助我补习功课和传递学习情况，后经过努力，终于把耽误的课程赶了上来。

记得有一次，我同班的谭宏奕、杨必华，还有一位家住杨泗庙附近的同学，我们四人相约上敬亭山春游，中午计划在山上的庙里借锅下面条吃。面条是谭宏奕提供的，因他家是在原新华书店处的门面开面坊的。在庙里把面条下锅煮好了，准备放猪油时，我们四人惊呆了，在北门同学家不是已准备好了吗？怎么就忘了带来？后来一想，我们这是违反了寺庙的规矩，结果还是庙上的师父给我们加了麻油，我们吃得不亦乐乎，太开心了，也很神奇！

六年级毕业后，当年8月1日照了这张合影照片，谭宏奕同学未在其内，是因他的妹妹要到加拿大定居给耽搁了。

当时我和舒天绪，还有一位租住我家的校外学生姓吴，我们三人在一起温习功课，准备参加进入初中的考试，因这位姓吴的学生家庭十分贫寒，又是孤儿寡母，他参加了师范考试，被录取了。毕业后分配到江北的一所学校任教，因少年时在广德农村劳累过度，肌体内部受损，不久病故了。而舒天绪同学未考上，后来抑郁患了疯疾，不久也就离世了。

中学时代（1953.9—1959.6）

1953年秋季招生是宣城中学最后一次使用发榜公布的形式，待发榜那日，许多考生都拥到了宣中科学馆那里，当我听到有人在馆内报我的名字写法时，心情好兴奋、好激动，说：“奚”是除掉三点水的溪字，“本”是书本的本，“金”是金银的金字。已被正式录取了，等了一会儿，将所录取的200名考生和备取生的名单贴上墙，算是张榜公布的工作完成。我数了一下，我大概是五十几名，那年报考的有近千人，是五个里取一个的比例。以后的录取方式是邮局发通知来完成的，因有的考生未见到自己被录取的名单，在回家途中轻生的事时有发生。

当年被录取的初中一年级学生，被安排在科学馆的四个实验室的房间里。分班是第50名以内的为甲班，次之为乙班，我是分在乙班的，女生及年龄较小的男生为丁班，留级生和年龄较大的学生为丙班，每个班级是以50人为准，但到毕业时却少了不少。那时就是这个状况，高中部更是严重。在科学馆中四个班的排列顺序自东往西是：丙、甲、乙、丁。初中二年级时，我们离开了此处，还原了科学馆的功能，三年级时又换了一处新建的教室。

我入读初中一年级时，是住校的。因宣中的学生是来自各县的，所以备有宿舍。宿舍是木板楼房，没有床，是在地板上睡觉的，20人一个寝室。每月伙食费是七元，交八元就可吃到特等伙食了，是两荤一素一汤，而普通伙食是一荤两素一汤，饭是大桶装的，自已添饭。吃大桶饭要有技巧，因那时吃饭都是使用小碗的，如想吃三碗的，第一碗要平，第二碗要少，第三碗要实。如第一碗添了很多，那只能吃一碗，饭就没有了。后来宣中被评为全国重点学校后，饭桶由大桶转为八人一桌的小桶了，冬天还加了炉子。管理伙食的余老师小楷毛笔字写得实在是好，每月在公布桌次名单时，除张贴总务处墙上，每张桌子上都贴上小的就餐人名单，那蝇头小楷实在爱人，象印版印的一样。那时每月按伙食费的多少重新编桌次的。

为迎接1954年元旦和元月八日的宣中校庆纪念，学校在新建的大餐厅内，举行了一次墙报比赛活动，全校高、初中共有24个班级，因此就有24个墙报展示在此。经校评委会评选结果，我设计的初一乙班墙报荣获二等奖，为班级争取了荣誉。我设计的是舞台样式，红色檐幕上通栏隶书“庆祝一九五四年元旦暨校庆专栏”，两头画上了两只官灯，两旁是拉开的红色大幕，下方台口画了带有莲花头的白色栏杆，使人一看就是一个大舞台刚刚启幕，预示着好戏即将开始。因文章内容不多，故不整齐排列，而是错落有致，安放在中间空白处画些装饰图形相配，显得灵动活跃，很是悦目。因此引起了美术老师沈汉的注意，后来在沈老师的推荐下，应学校历史、地理、生物等教研组之邀，画了很多有关教学用的挂图。1955年4月18日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万隆会议之前，学校对这次会议搞了一个宣传活动，应沈老师之约，我一夜之间手绘了一幅黑白的用各种线条表明的《万隆会议参加国地图》挂在学校教务处前，以表对这次会议重视和意义。

由于有绘画制版的基础，后在马鞍山第一机械厂时，我曾担负8块黑板报双月更换的编排任务。在文革期间也曾为宣城县税务局、城关税务所、城关镇政府三家立在街头的宣传栏编排工作达十年之久。上世纪八十年代，在200cmX150cm的木板上，为县税务局画了一张彩色的《宣城县税收征管地图》，供税收人员参阅。早几年又为宣城市旅游局，绘制了一幅彩版的《宣城市旅游手绘图》，印数几万张，为宣城的旅游事业添砖加瓦，甚是欣慰。还为宣城寺庙绘制了数十幅平面示意图，对了解寺庙的建设布局，起有指导作用。

我在整个初中阶段，所绘各种地图不下数百幅，因我对地图很有兴趣，图中的字体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如凡沾有水的洋、江、河、湖、泊的写法都是向下倾斜的字体；山脉的写法则是向上斜的一种字体，国、省名大都是隶书体，市、县、村等的写法都是黑体的粗细之分，用色方面是除水面色淡蓝外，其他是四色法则，不可乱设色谱。所以那时，我下决心用了几个暑假的时间，绘制了《宣城市区地图》，首先被学校乡土教材录用编入其中，后县公安局和血防站也采用了。

1955年宣城县大旱，在沈老师的举荐下，应宣城县救灾办公室之邀，为其画了一张黑白的《宣城县救灾情况图》，好向上级汇报灾情的具体情况，此图用纸还是拿着县政府的批条到别士桥处的县印刷厂取的。此图曾付稿酬五元，在那时真是不少。又在沈老师的推荐下，为宣城县小学第一届运动会画了幅宣传画，开幕式时为前导，后挂老十字街上以作宣传用。

有一次沈汉老师牵头，为宣城县水利局放大《宣城县地形图》的工作，将原图裁剪成若干16开的小图，然后按统一放大的倍数画，再将图合起来就是整体放大的图了。沈老师根据各人的能力水平，分发给学生画，我分到的是溪口山区的那部分，可以说是最难画的，因图上山脉要画等高线，你这一笔下去不知在图上要拐多少弯才能回到原点，待我画好后，走出教室，大白天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等了几十秒后才恢复重见光明。

1947年的沈汉老师（前排右起第四人穿长衫者，第五人为校长李广荫）

在初一上学期终考体育时，是沿科学馆前的教务处、总务处假山一圈的约300米的跑程，就累得我当晚未吃饭，在宿舍地铺上睡了一晚都未翻身。那年暑期特长，有两个多月，于是我发恨加强对身体的锻炼。最好的方式也是最基础的办法，就是长跑。于是母亲特为我做了一双卡发司底的布鞋，好在公路上跑步耐磨。那时的公路是沙子铺就的，汽车很少。每天早晨选在绕城的芜屯公路西门口的164里程碑为起点（即后时县棉麻公司大楼处），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一次一口气跑到了南门口的165里程碑处（即原民政局处）的1000米的路程。那时公路上每100米的距离都有白底红字木牌注明里程标识，到了临近暑假尾声，我已能一气跑到土桥的174里程碑处，有一万米的距离了。回程是散步式的，遇到许多菜贩子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要是不跑反觉遍身难过。

在我的劝说下又带动了一些同学参与其中，下午又组织其他体育活动或棋赛等，使得假期的生活丰富多彩。夜晚有时还参加居委会的识字活动，因为学校有这项要求，回乡要积极参加地方的政教活动。有一同伴叫吴雪琴，她是宁国中学回乡学生，住在八小。我俩参加居委会的工作最多。后来在体育场曾创下负重5公斤、万米跑的45分钟的个人纪录，百米跑也能达到13秒成绩。由于我身体的韧性好，并且灵敏，在上体育课的器械运动项目上，老师总是叫我做示范动作。学习期间，我每天坚持凌晨在体育场跑2千米后学校才打起身钟，到高中时还当上了班级的体育委员，成了体育积极分子。

我读初二时，学校被教育部评定为全国36所重点中学之一，也是安徽省的唯一，教育部的公文展示在教导处门前玻璃广告栏内，那是何等的荣耀和笃实。听说：当年在全国高考中学生的语文、数学成绩名列全国第一和第二，全被名牌大学录取，那时高考录取新生的名字都是要刊登在增版的《人民日报》上的，如有同名的，在名字后面都要加上考号的，不过那时同名不是太多，因那时名字大都是按谱起的，不像现时单名太多。

自从宣中被认定为全国重点学校后，一切均有改观。首先新建了新教室，新大楼上的“宣城中学”四个字是花了八元人民币，请水东的一位老夫子写后，由沈汉老师放大的。教学仪器全部更新了，旧的全部赠给兄弟学校了，还配了天文望远镜，课桌椅做成了单人有斗的连体课桌。宿舍里也做了双层带屉的单人床，饭堂餐桌也成了带斗装纱四方桌，下层可放碗筷。

那时的宣中校庆是元月八日，据说是为了纪念抗美援朝时，一部分热血沸腾学生，组成了“水阳江战队”，自愿到朝鲜参战的光荣事迹（不知现时学校存史否？），后来学校将他们出发的日期定为校庆日。每年校庆都很隆重的举办，国内外校友都寄来了很多纪念品，在学校展示。还有文艺演出活动，那时宣中的文艺演出是非常有名望的，哪里只要有宣中的演出，广大市民都会争相去观看。当时宣中体育人才也是齐备的，多次代表宣城县外出参赛，总是载誉而归。有个高中学生叫吴德跃，百米成绩已进11秒大关。还有位姓张的体育老师，在全校千余人的集会上，一声口令，鸦雀无声。那叫绝对权威，有一定的震慑感，像个武术教官。

那时学校没有操场，于是决定将学校东边的杨毛山上（就是现在的自来水厂处）的坟墓和许多浮厝全部清除（在镇反运动中，此处还做了一次刑场，一次枪决了七个人，陪斩的一人叫任义炳，未被杀，此人后在十字街处专为医治疑难杂症的肿毒，分文不收，以赎罪报不杀之恩）。经过全校师生的参与，最终修建了250米灰渣跑道的体育场。每周一，全校师生千余人都要在此举行周会。有一位高中语文老师姓李，他的体貌和风姿很像周总理，声音宏亮、语气十足、词句绝美，堪称是一次美的享受。校长吴纯华很少讲话，可能是幕后指挥。还有一位管理生活的指导吴绍文老师，他识人的功底太厉害，每年入学的四百名高、初中的新生，他能在两个月内遇见某个学生时，都能叫出他的名字。

那时还有一位教导主任，姓张，更是十分了得，他把全校24个班的学习课程表，用代数的方法进行排列，挂在教务处的墙上，这些课的组合排列对教师和学生都是一个很好的安排，既照顾了老师的休息，又能使学生很轻松的接受知识。不致于像后来课程随意的组合，把体育课安在上午第二节，下午安排语、数等重点课程。历史老师生病时，他还给我们代了一段时日的历史课，到考试时无须再复习，其重点早已深入心间。他除了美术和体育不能代之外，从初一到高三的什么课都能代，所以有些老师，特别是改学科的老师十分惧怕他听课，有时在课堂让一些老师十分尴尬，是常有的事。有一位新来的教师教初一的课，他听了一堂课后，第二天就叫他上高三的课，而且很胜任。后在反右运动中，说他原是军统记者，能在和你谈话时，手插裤兜里，用符号速记你谈话的内容。

反右斗争运动中，还有许多有才能的资深老师离开了讲台，搞得各科教研组长，只能是大学刚毕业的老师来担任。高考成绩到60年代已经一落千丈，成了芜湖地区倒数几名，真是可悲可惜。

此时，我已离开了宣中之门，走上了社会，为即将迎来的十周年国庆，做了三件大事。其一是被县政府发现，为宣传建国十年大庆，奉命在宣城大街小巷用仿宋体写了数十条、长短不一的墙头标语；其二在敬亭山上带领林场的四十余人完成了巨大的“毛主席万岁”的宣传标语（详见《宣城最大字体的标语》一文）。其三是我与崔晖、昴汉武三人在北门交通巷徐家大屋（徐母病故时，蒋介石还送了孝幛），为城关镇政府举办了一次以图表和绘画的形式及实物，庆祝建国十周年工、农、商学等方面巨大成绩的展览。展词全为我一人抄写。这之后我就离开了宣城，到马鞍山钢铁技工学校，半工半读去了。

（作者系宣城市国税局退休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