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州所在地成为统县政区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之后便随着历朝历代地方行政建制的调整而变化。到北宋一朝，在瀛州政区幅员面积变化较小的基础上，中央却意外地对瀛洲有过好几次行政变动。这当然自然有着一定的政治以及军事因素。

一、瀛州的政区沿革

秦以来历代中央政权在瀛州所在地或设郡，或立国，或建州，或置府。西汉时期在此地多次置河间郡或河间国；北魏时期析置瀛州，统河间郡；北宋后期升瀛州为河间府，并沿袭至清。自设立政区开始，历代中央均对此地政区名称、领县多有调整。

北宋以前，瀛州政区的名称多次被调整。根据《读史方舆纪要》的明确记载，秦时，瀛州所在地隶属于巨鹿郡、上谷郡，尚未成为统县政区。西汉文帝时置河间国，始为统县政区。东汉初期河间国被废，并入信都郡，至和帝时复国，晋时也为河间国。

北魏高祖太和年间析置瀛州，且与河间郡并存。隋朝初年，文帝废郡存州，后炀帝时又罢州复郡。至唐朝时，河间郡与瀛州作为政区名称亦是经历多次交替，直至乾元年间确定政区名称为瀛州，并沿袭至北宋后期。

西汉至隋朝之前瀛洲政区名称主要在河间国、河间郡之间演变，隋唐时期则是在河间郡、瀛州两者之间交替。自西汉至北宋时期，瀛州的政区随历朝历代中央政令调整而演变，政区名称、领县数量、领县名称不断发生变动。

政区名称经历了河间郡、河间国、瀛州、河间府的交替演变；领县的数量大致呈现了“增加-减少-猛增-减少”的趋势；领县名称历朝历代也不尽相同。

北宋一朝，不同时期背景下，瀛州领属的县级政区数量有所变化。或二，或三，或四，但基本在河间、高阳、乐寿、束城、景城五县中调整。到北宋时期，中央顺应时势对瀛州政区进行相应的调整。

瀛州统领的县级政区在河间、束城、乐寿、景城、高阳几县之间变动，或析出、或置入、或废、或复。北宋时期瀛州政区沿革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领县的析置升降，二是政区升格、升府。作为州级政区，瀛州最终被升为河间府，由防御州升为节度州。

二、北宋瀛州政区变动原因

隋唐和北宋时期瀛州州县政区频繁变动。隋唐建置后，出于种种原因，中央在疆域内反复设置州县，在此背景下，瀛州政区反复变动。北宋时期，北宋瀛州政区变动也有其必然原因。北宋前期对瀛洲的变动，主要目的为加强北部军事防御。

北宋建朝初，地方行政基本承袭前朝，瀛州政区领县没有变动，统领河间、高阳、束城、景城四县。至道三年（997年），北宋中央第一次对瀛州县级政区进行析置调整，这一决策与当时太宗北上战争失利和瀛州政区的军事地理存在必然联系。

平定南方各割据政权后，宋太宗开始了北上收复幽燕的计划，并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正式实施。然而高粱河之战、岐沟关之战的失利，标志着两次北伐行动均告以失败。随后太宗开始改变对辽方案，由进攻转向防御，在沿边地区依次设置防线，屯集重兵把守，广泛兴修塘泊、屯田阻隔辽军。

除此之外，还通过大规模地升级沿边重要州军，扩大州军的幅员面积，进而增强州军的军事防御职能。

总之，在宋太宗加强沿边防御的背景下，高阳、乐寿两个县级政区被调整，高阳县自瀛州划出至顺安军，乐寿县自深州置入瀛州，两县一出一入使得瀛州领县的数量和幅员面积基本保持不变，加强了瀛州和顺安军的基本防御能力，进而加强北部地区军事防御。

北宋中期对瀛洲的变动，主要原因为内外因素所致。北宋一朝，州军在整体上没有剧烈的变动，但是聚焦于河北州县政区，数量已然很多，多方面的支出耗费内藏库的储存。到神宗即位时，中央内藏库出现亏空，已不堪重负。国家的财政收支存在问题，经济走向下坡路，需要精简支出。

其次则是由于王安石变法的发生，王安石变法时期大规模地调整了县级政区，其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变法改革同时也尊重地区的实际情况差异。最后对瀛洲的变动也有精简瀛州机构，同时发展经济的目的。

北宋后期瀛州升格、升府，也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观察北宋统县政区可以发现，府的数量呈增加的趋势。北宋大规模升府，这就使得瀛洲得到了机遇得以升格。另一方面，此时的瀛洲仍然是交通要地与路治所在地，终北宋一朝，瀛州地处北宋与辽接境附近，双方各种往来都经过此地，因此需要较高的等第地位来稳固。

三、北宋时期瀛州的地位变化

北宋时期瀛州作为州级政区，政区变动明显，尤其是后期由节度州升为防御州、升为河间府，这一变动使瀛州的行政地位和军事地位与前中期相比发生些许变化。北宋时期瀛州作为州级政区发生变动，使其行政地位和军事地位相应的也发生变化。

首先，瀛洲的行政地位略有提升。瀛州升格、升府，最先影响到的即是官员品级。州一级的行政长官，称为“知州”。其中节度州为三品，刺史州为五品。瀛州本为防御州，则其州品为四品，后期升为节度州，州品则相应地提高为三品。

然而，州升格、升府对政区内的隶属、领县、幅员、官员并没有带来连锁反应。瀛州升为河间府后，政区领县和幅员也没有大的调整变动，瀛州的官员设置情况，亦是如此。瀛州升格、升府，对其内部政区隶属、领县、幅员、官员影响而言虽然并不明显，但这只能说升府对州内的影响较小，并不能否认州的行政地位有所提高。

依据宋朝州、府的等级划分，长官由知州升为知府，政区隶属、州县幅员、官僚机构等变化并不是十分明显。可以说瀛州的行政地位只是稍有提高。

瀛洲的变化最主要集中在其军事地位得到了提升。由于瀛州地处北宋北部边缘，相比行政地位而言，其军事战略地位更为突出。就北宋前中期瀛州政区内堡寨设置和兵力部署来看，其战略地位一直为中央所重视。到北宋后期辽国势力衰弱，宋辽之间的稳定关系再次发生松动，这使得瀛州的军事重镇意义重上加重。

瀛州同时升格、升府，禁军屯兵增加，这无疑体现了宋徽宗有意加强北部边防，提升瀛州的军事地位。就军事意义而言，由防御州升为节度州，即表明后期瀛州的军事地位提升。另外，前中期在瀛州设置具备军事意义的唐兴寨、平虏砦，控扼辽军南下。

在不细究其军事作战力的前提下，中央在瀛州政区内屯驻的禁军、厢军不断增置，征发乡兵强壮、忠顺，兵力部署一直不在少数。在瀛州置寨、增置驻兵，可见其重要的军事地位。到后期瀛州升格、升府，屯驻的禁军增加，军事地位在前期基础上更加突出。

结语

北宋一朝，中央对瀛州政区几次进行调整，体现着对该政区的重视。瀛州因地处要地被北宋中央重视，也因被中央重视使其地位更为提升。政区的几次变动是中央重视瀛州的体现，与其军事战略意义紧密相关，所以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双向影响。

总体而言，瀛洲政区出于战略因素考虑而得以升格、升府，但这种影响后续依旧主要集中在军事方面，其行政地位只是略有提升，这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中央对辽的态度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