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官也即所谓的“谏官”，在明朝，六科给事中和御史合称为言官，组织机构分别为六科和都察院。太祖朱元璋吸取元亡教训，十分重视言官的作用，鼓励言官忠君爱民，直言谏诤。因此，言官曾被赋予很多权力。

一是言谏权。言谏，是言官最重要的一项职权，主要纠正天子过失。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初，十分重视言官的作用，给予言官极大的权力，鼓励他们直言进谏。永乐时规定：“拾遗补过，近侍之职。亦当直谏，勿有所回避”。宣德时，在召见六科给事中时说：“朝廷置给事中，所以出纳帝命，封驳奏章，朝政阙失，军民利病，皆得言之，非他职比也”。在君主的鼓励和支持下，言官不负众望，恪尽职守，公正严明，活跃于朝堂之上。

嘉靖即位初，因其为驾崩的武宗的弟弟，需改换父母才能名正言顺，由此便引起了历史上有名的“大礼仪”。在数年的君臣斗争中，言官始终活跃在斗争前线，虽然这一事件以嘉靖的胜利而结束，但言官们也宣示了自己的权力。万历十五年，朱翊钧因宠爱贵妃，欲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这明显有违祖制，遭到大臣们的一致反对。就此展开了长达15年的国本之争，在此期间，因进谏立皇长子为太子而受罚的言官不计其数，但言官们仍前赴后继，最终以万历帝向言官屈服而告终。

二是弹劾权。在弹劾这一方面，六科给事中和御史各司其职，六科给事中主要是弹劾六部及朝中百官的枉法之处，而御史主要是弹劾、纠正朝中百官及地方官员的贪污受贿。永乐时，六科给事中的弹劾权有明确规定：“凡两京大臣方面等官有不职者，俱得劾奏”。明朝历任统治者对六科弹劾百官都相当重视，成化时，宦官汪直开设西厂，残害忠良，许多忠正大臣因不愿归顺汪直，被安插各种罪名。许多正直的言官上书皇帝，条数汪直残害忠良的罪证，其中有御史强珍、给事中吴原。帝获悉大怒，罢设西厂，革除汪直官职，铲除党羽。

嘉靖时期，严嵩因擅长写青词，甚得皇帝欢心，受宠长达二十年。嘉靖帝长期隐居西苑，不理朝政，可以说大臣的奏章都要经过严嵩之手。在此背景下，严嵩专横跋扈，只手遮天。嘉靖三十二年，御史杨继盛不顾家人反对，上书弹劾严嵩五奸十大罪，却反被诬陷下诏狱，在天牢中被折磨长达两年后遇害。然言官们不惧严嵩权势，一批又一批的继续上书弹劾严嵩。嘉靖四十一年，严嵩被革职，没收家产，遣送归乡，其子被判斩首。

三是封驳权。《大明会典》明确规定：“有关奏疏，需先经六科给事中，六科给事中有封驳之权，纠正错误”。封驳权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皇帝发出的敕，认为有所不妥，可以退回；二是对于大臣的奏疏，发现有错误，可以提出改正建议。封驳权可以说是六科给事中最重要的一项权力，洪武帝这样评价六科给事中：“朕国事繁忙，事务繁杂，不可事事周全。若有所疏漏，则损害过多，尔等要尽心封驳，则诸事自无不当”。事实上，在封建专制制度达到高峰的明朝，六科给事中的封驳权慢慢的就只剩下“驳”了。虽然如此，六科给事中的驳正之权还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维护败坏的朝政，指正百官的过失。

四是廷推权。廷推是明朝独创的一项制度，明朝凡任命高级官吏，必须由吏部会同三品以上官员廷推，而按照《大明会典》规定，吏部廷推，六科皆预焉。由此可见，六科给事中级别虽低，却关系到高级官吏的升迁，达到了权力间相互制衡的作用。

五是考课权。考课是明朝言官对官员定期考核的一项权力，主要考察官员任期内的政绩、德行，以决定该官员的升黜。包括京察和外察，京官六年一察，外地官员三年一察。为了防止考察过程中出现遗漏，又规定言官有指正考察不公的地方，是为拾遗。

以上是明朝言官的主要职权，除此之外，还有司法监察权、巡历权。可以说明朝言官的职权不论是在权力范围，还是权力的重要性方面都远超前代，而且制度完备。在如此严密的言官体系下，身为皇帝耳目的言官如一柄利刃，惩治贪官污吏，在维护王朝政权、缓和社会阶级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