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和落后挨打，死就死在了闭关锁国上面。“闭关锁国”，顾名思义就是关门自守，严格限制对外的贸易、文化和科学等方面的交流和往来。

早在明朝开创不久，明太祖朱元璋就实行了严格的海禁政策。当时，受到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加之朱元璋出身低贱，思想观念落后，认为只有自给自足，只有发展农业才是正途。至于说，对外往来和对外贸易，那只是可有可无的调剂罢了，对江山社稷几无影响。即便有，也是弊大于利。

朱元璋死后，经过了靖难之役，朱棣坐上了皇位。在永乐年间，虽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但更多是出于政治的目的，对外开放的领域仅仅限于朝贡。当时，民间百姓无权出海，国外商人也不得登岸。

到了明朝中期，倭寇经常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肆意骚扰，严重威胁到大明王朝的统治。在此背景下，朱家王朝不思抵御外辱，反而开始实行了更加严厉、更加苛刻的海禁政策。至此开始，明朝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所有联系。

明朝末年时，随着朱家统治的衰微，眼见大厦将倾，上层统治阶级已经无心维持海禁，逐渐使得民间的对外贸易开始松动。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对外交流贸易的增加，中国的资本主义开始萌芽。

满清入关后，因为前明残余和反清势力逐渐被赶到了东南沿海地区，清廷担心海外的洋人和反清的汉人联合，共同对抗根基不稳的清朝。因此，满人开始加强对沿海往来贸易的控制，直到天下大定，基本铲除了前朝残余时，才逐步放松了对海禁的限制。

顺治末年起，英国、法国和荷兰等海上强国，纷纷不远万里来与清朝接洽，希望建立双边的贸易关系。

康熙即位后，逐渐转变了之前坚决的锁国态度，开始出现了转变。1668年，康熙恩准英法两国的贸易请求，但:

“船不许过三艘，每艘不许过百人。”

1685年，康熙皇帝正式废止了海禁政策，大清朝的海上活动和海上贸易也逐渐发展起来。具体的政策，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沿海的广东、福建、浙江等省，准许百姓装载五百石以下的渔船出海捕鱼和海上贸易。事前，需登记姓名，取具保结。

二、直隶、山东、浙江、福建和广东等省，之前颁布的海禁处分之例，即行停止。

三、在浙江、江南、福建和广东四省，分别设立海关，严格管理来往的船只，同时征收税银上缴国库。

四、外国贡船所带朝贡之物，不征收税银；其余各国私来贸易者，依例收税。

清朝当时的海外贸易，输出的商品主要是生丝和茶叶，其余的还包括瓷器、书籍、药材、皮毛等物品。输入的商品，主要是铜、海产、香料和牛角等物品。

清朝在对外贸易中，一直都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历来都处于贸易顺差的一方。据日本长崎交易所统计:

从顺治末一直到康熙末，日本外流三千七百万两白银，其中有三分之二都流入到清朝。

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东南沿海各省手工制造业的兴起，加速了资本主义在中国萌芽后的初步发展。其中，厦门成为对南洋贸易的主要港口，广州则成了对西洋贸易的主要港口，宁波则是对日本贸易的主要港口。

自解除海禁后，清朝每年的出海贸易者多达上千人，可归来者却不足一半，不少人远洋之后选择留居南洋，这一现象引起了清政府的警觉。一来担心人口的不断流失，二来防范汉人聚集南洋反抗清朝。

康熙五十六年时，清廷开始复行对于南洋的海禁政策，严禁民间与南洋进行任何形式的贸易往来，严令民船出海并且加派水师各营出海巡查。南洋海禁复行后，本来一度繁荣无比的对外海上贸易，日渐萎缩，不断萧条。

总体而言，康熙一朝并不是一味的强调闭关锁国，尽管开放的通商口岸和贸易次数有限，但毕竟还没到了锁国的地步。

到了乾隆时期，西欧资本主义已经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清朝的生产力水平已经开始落后于世界水平。

而乾隆爷依然固守着“天朝上国”的美梦，自觉得:

“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乾隆认为大清国地大物博，完全可以实现自给自足，根本不需要与国外进行贸易。因此，乾隆再次拾起了“闭关锁国”的裹脚布，甚至比之前更加严格了。

为了再度恢复与大清的贸易关系，英国佬武装自己的商船，多次驶往浙江的定海和宁波一带，强烈要求清朝扩大贸易领域和贸易范围。英国武装商船的到来，开始引起了清廷的重视，不得不思考对策。

乾隆二十二年时，清廷明确下令：

“夷船只许在广州收泊贸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

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请乾隆，请求颁订《防范夷商规条》，即：

一、永行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必须冬住者只准在澳门居住;

二、夷商到粤，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

三、禁止中国商人借领外商资本及外商雇请汉人役使;

四、于外国商船停泊处，拨营员以弹压稽查；

五、严禁夷商雇人向其国内往返传递消息。

乾隆皇帝的固步自封和妄自尊大，使得大清朝丧失了最后一次开眼看世界的机会，闭关锁国也最终导致了清朝的灭亡和近代中国的衰落。

原创:文史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