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实际上是一个无比纠结的时代，你可以说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海晏河清、四海承平，也能说他连年征战、百姓流离，无论史书或是活生生的唐朝人大约都会对这个朝代的评价两极分化严重。

战争是唐朝的重要政治行为，再富有激情、幸运、勇气甚至幻想的诗文下也藏着万骨成枯的现实。后人眼中的盛唐景象是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然而唐太宗连年外战不断，扩张、边防、阻击外敌甚至亲自训练军士，是整个唐朝最好战的帝王之一。

而玄宗继承了先祖的这个爱好。同样以战为乐，这个乐可不是什么玩乐之事，而是将战争当做了国家强盛的资本，到了暮年好不容易为美色所惑，却落得安史之乱逃亡长安之外，更是将整个唐朝拱手送给了无边的战火。

唐诗的繁荣是后人的福音，我们得以从浩如星海的文章词句里感受唐从繁盛走向终局，仅从"战"这一个题材里就能读出半个唐朝的故事，待故事结束，大约也就不难明白战争诗两极分化的原因。

一、战争诗的百花齐放，是诗人的浪漫更是国家的独特情怀

（一）战争诗的千般风情不止边塞美景

如果仅仅将战争诗定义在"边塞诗"这单一的含义，那么大约我们也只能领略边塞风光和将士百战悍不畏死的勇气了，若想从诗中窥看唐朝之景，不如仿照洪讃先生之法，将战争诗的含义拓展至"描写一切战争或与战争有关系的诗篇"，其实这样的分类才更显缜密，毕竟战争不是战争本身的事情，凡动兵戈，举国上下皆会有所牵连。

从军出塞的将军豪情万丈，士兵难舍故土，边地万丈黄沙的风情组成了边塞诗的主旋律，亲朋好友死别生离、夫妻分离、辞别双亲，组成了送别时与闺怨诗的风情，而枯骨边地、老母无依则是战后的实景，得益于唐朝开放的政治策略，精彩绝艳的唐朝诗人将战争的故事描述殆尽，他们的笔下没有四海承平，凡战者，身死便罢，活着的人也大多用一生煎熬出一个苍凉以祭亡灵，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人间故事，才是真实的唐朝战事图景。

（二）从"怕死"的人性到"百战"的豪情

包括我们自己的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认为，中国人是"怕死"的。当然，别说我们懦弱，毕竟死生亦大矣，我们对死亡的畏惧是从文化甚至文明里带来的，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勇气。

西方的文明中有天堂和上帝，故而他们更多的将死亡当做必然或安息，于是英国人哈代在《不用为我遗憾》中写道："不用为我哀伤/在变黄的大树下方/我将安然沉睡，把一切遗忘。"这种情感既不令人激昂，也没有太多感伤，反而是一种岁月静好的静谧，这种诗甚至让他们的士兵更加坚定。

然而在我们的诗书里，将军百战的豪情当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或"愿将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这才当得豪气干云。

大多数人记忆最深刻的一首战争诗大约是"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其实是一首厌战的诗，却仍旧写尽了将士报国甘心赴死的忠义之情，我们的诗中豪情其实来自对死亡的恐惧，是我将最宝贵的东西交付于你的真挚感情，可以说我们独特的文明孕育了我们独特的诗情，而带有强烈情义的事则泄露了执笔之人的内心。

二、为何唐末战争诗难回初唐风采，终究是内忧外患消磨了人心

（一）从安史之乱中看两极分化的战争诗

如果细究唐代战争诗的变迁史，我们大约得用一本书的时间去探寻，但从其转变最剧烈的"安史之乱"将其分离就会变得稍微容易些。唐代的战争是唐朝政治的主旋律，开国之君打天下而后人守成是我们一向的思想，但是唐朝百姓，尤其是边地百姓却几乎没有感受过什么叫和平。

高祖李渊太原起兵自然是以征战为主，可夺得天下后在位七年间也没能消停，大量排除异己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中之重。到了他的儿子李世民这战事也没能有什么长进，这位更是个好战的铁血之君，别看长安忙着发展文化、科技甚至联络外交关系，可边地的扩张和抵御外敌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这样文治武功的大环境下，相当一部分有识之士渴望通过战功立于朝堂，故而写了许多诗词表达自己"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雄心。

就连魏征这样十足的文人都有"中原还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的豪情，他渴望在"郁纤涉高硒，出没望平原"的地方寻找"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的豪情，但有趣的是初唐许多文人甚至贵族子弟都有此意，但他们的诗文里对战争的渴望却只有两个途径：史书和想象。

这就像个意气风发的少年用出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想要对现实发起冲击，毕竟这些能吟诗作画的人在当时以贵族为主，也就注定他们没有见到过战争，所以唐初的战争诗虽然只看到了战争的豪情一面，却也十分受人欢迎。

为何我们以安史之乱作为唐代战争诗的分界线呢？从现实而言，安史之乱后长安沦陷，众多诗人士子第一次直面战争，他们发现战争不是他们想象中"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这样的大将豪情，胜利也不是必须站在自己这边，战争从史书上实实在在的走到了他们身边。

而面对过亲人的生离死别，看到了百姓的十室九空后，诗词的风格就更多的开始表达厌战的情绪，虽然依旧想要以战获得功名，却也开始思考功名和生命的孰重孰轻。

安史之乱发生后，整个唐朝处于"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庙"的动荡之中，更可怕的是"苍生疑落叶，白骨空相吊"的生命轻贱之象，面对这种惨状，完整经历安史之乱的岑参才有"早知逢世乱，少小谩读书。悔不学弯弓，向东射狂胡"的叹息。

对比岑参与魏征之诗，同样的文人想要从戎，一个是开疆拓土的豪情壮志，一个是以"胡尘不到处，即是小长安"的肺腑之言，战争诗的两极分化由此可见一般。

（二）独特视角下的初唐末唐：战争与女性

唐代战争诗中很有趣的一点在于，它总是用女子来表情达意甚至暗示时局。生活在唐初的盛世之下，王昌龄的《闺怨》一诗中写"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这是个幸福的女子，大约出嫁不久，仍有小女儿心思，见春色而思夫君，天真的认为丈夫的远行一定能得觅封侯，看起来一派天真，读起来不仅没有过多的凄苦，甚至有些跳脱灵动之感。

同样处于繁盛时期的张柬之笔下"罗袖拂空床"的小妇人也未曾忘记"娉婷红粉妆"，这些有心愁思的女子也侧面印证了初唐时期官员、贵族甚至内地百姓相对安稳、单纯的生活环境，故而笔下才有这些堪称可爱的小女子的身影。

同样是描写女子，杜甫等直面战争残酷的诗人们更多的将笔墨放在了老妪、中年妇人的身上，这些已经经历世事的女子才更能体现战争对战场外的人造成的伤害。

战争之下的妇人再也不是你耕田我织布的无忧无虑，“小麦青青谁当获者，妇与姑，丈夫何在，击西胡”的状态在整个唐朝都不曾消失，而安史之乱双方大量征兵导致了男子的极度缺乏，大量女子不得不担起沉重的劳作任务，甚至还要面对照料老人稚子、劳作赚钱的双重难题，成为了战争无形的牺牲品。

如果说这些女子曾享受过相夫教子的美好生活，还有些女子就更加悲惨，《负薪行》中有"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暖"的女子，因当地男儿被征兵殆尽，一生独活，这种被迫的"不婚"行为其苦闷可想而知。

当然，如果评选"战争下最苦难妇人"，那么杜甫《石壕吏》笔下的老妇大约能争个三甲，她原本的家庭是怎样和睦的呢？

育有三个儿子，也有了一个儿媳妇和一个小孙子，自己的丈夫也身体健康，若无战事她大约不愁年迈无依，然而几次征兵过去，三子都被征召去从军，两个儿子再也没能回来，还有一个苟延残喘，孙儿还在哺乳，丈夫虽老迈却也是唯一的支柱，她无奈之下竟然自己从军去了，一句"老岖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让人万分动容，不见豪情只有无比的苍凉和绝望。

这个本能安度一生的老人大约用自己最后的力气换的残破的家一个安宁，那么无情的究竟是来征兵、丝毫不顾人情的石壕吏还是战争本身呢？女子是战争诗中常见的形象，男女之情甚至能暗喻君臣之义，当然比起心怀家国天下的男子，无论是牵挂良人的少妇或是柴米油盐维持生计的老妪，其细腻情感都更加容易从细微处体现战争的残酷。

从初唐到末唐女子的形象变迁也是诗人见识、思想和情感的不可逆改变，如果说时光能让行文风格潜移默化的改变，那么战争则成了诗风、内容和情感的分水岭，让唐代的战争诗呈现出了明显的两极分化。

三、小结

将唐朝的发展史与战争诗的感情做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其实有着完全无法用巧合二字搪塞的高度相似，社会发展的格调改变了人心也就变了，登阁的少女老无所依，壮志未酬的少年成了烽烟黄土下的白骨。

对于我们来说，这只是史书上毫无关系的一笔，也是我们享受古人诗词豪情的背景，可对于生存在这样一个复杂朝代下的诗人，他们才是历史的经历者，是直面山河破碎的画中人。

归根结底，唐初、唐末之间两极分化的何止是诗文走笔，更是难以治愈的世人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