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出师表》(这里指的是载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正文的《出师表》,即“前出师表”)千载流传。此文通篇凝聚着诸葛亮忠贞体国、励精图治、自强不息的精神,展现了他北定中原、谋求统一的坚定信念,言出肺腑,情真意切,发人深省,感人至深。所以,该文受到历代的百般推崇。笔者并不对历代有关《出师表》的传统评价持异议,而是认为,金无足金,人无完人,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流露出的一些东西还是颇令人玩味的。

在《前出师表》中,诸葛亮举荐了一系列他认为可以担当重任的“贤臣”: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禆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

这里所提出的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等四人,皆为蜀汉立国后官职并非高位的后起之秀。诸葛亮要求后主刘禅重用这些人,尤其是在他去北伐远离成都后,更要大小事均听听他们的意见,按他们提出的办法办理,这样蜀汉就可以兴盛。不用说,这是诸葛亮在安排他走后能继续按他的思路、方针处理各种事务的班子。

不能说诸葛亮就不能提出这些人选,也不能说这些人选就不优秀。众所周知,蜀汉在益州建国,是三个集团———刘备的荆州集团、刘璋的东州集团以及原有的益州集团———既斗争又妥协的结果。作为蜀汉的奠基者,刘备深知三个集团团结合作的重要性,所以他任命的首批官员,虽然是以自己所属荆州集团的诸葛亮为军师将军总理军国重事,但在诸葛亮之上,却又置东州集团的许靖为太傅、益州集团的法正为尚书令。直到刘备去世,他始终十分注意三个集团的团结问题。

而现在诸葛亮提出的四个人:郭攸之在《三国志》中无传,裴松之在《董允传》中注引郭攸之是“南阳人”;费祎是“江夏人”;董允《三国志》本传未载籍贯,却说系“掌军中郎将(董)和之子也”,而董和是“南郡枝江人”;向宠《三国志》本传未载籍贯,但明说向宠为“(向)朗兄子”,而向朗是“襄阳宜城人”。这就可以肯定,此四人均属荆州集团。这虽然并不足以认定诸葛亮就是以地域划定干部,只重用荆州集团的人才,但多少是有些不妥的,是不利于团结的。联想到他在此后不久的第一次北伐,“违众”提拔“襄阳宜城”的马谡为“先锋”,导致大败,说明诸葛亮在处理三个集团的团结,公正使用干部的问题上,还是有所欠缺的。

诸葛亮为提拔所中意的四个人,甚至还打出了刘备的旗号,说郭攸之、费祎、董允三人“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说向宠“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似乎是不重用这些人,就是不忠于“先帝”。这些话,或许有些说过头了吧?《出师表》两次提到“亲贤臣,远小人”,难道只有诸葛亮举荐的才是“贤臣”;那些经刘备安排,早在朝中位列九卿的官员,难道都不是“贤臣”,不能重用了吗?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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